毛泽东主义的缘起、发展和世界影响

俞聂

毛泽东主义Maoism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当苏共和中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裂越来越持久时，植根于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1976年以前）的理论和实践的共产主义潮流就被称为毛主义。通常认为毛主义的政治特征包括：拒绝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及相关共产党的战略；将第三世界视作世界革命的动力（高度重视游击战）；坚持即使在社会主义下，社会也会出现不断的革命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模式一致）；否定经济主义决定论，将生产关系作为核心范畴，高度重视政治、革命意识和上层建筑。

毛主义一词最初是苏联或亲苏派（参见Fahrle/Schöttler 1969）和西方视角的称呼。只是在198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根本性修正使世界各地的毛派团体陷入身份危机，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游击队组织才将马列毛主义（Marxism-Leninism-Maoism/MLM）定为纲领框架。中国共产党本身从未将毛主义这一称呼当作标准概念来使用；它只是被用来标示国外的毛主义潮流。在中国人看来，“毛泽东思想”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应用的理论总结。在全球范围内，与毛泽东有联系并同情中国的组织通常不称自己为毛主义，而是称自己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通常用缩写“ML”表示），这标志着他们声称代表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因为苏共中央及其盟友在斯大林死后背叛了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与毛泽东的理论相结合（在某些方面包括独立和矛盾的因素），导致了模棱两可和广泛的解读，造成了毛主义的分裂。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毛主义只在全球南方的几个国家，特别是印度和尼泊尔，成为一种相关的政治力量。在北方/西方世界，它是一个相对短暂的现象，于1968年的议会外运动中涌现，并且大多以毛泽东在1966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模式为导向，认为该模式基于群众民主的崭新社会概念，是一种用来重振社会主义的革命动力。在狭义的政治—组织视野之外，毛主义对那些深入研究非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1. 苏共二十大（1956年）之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这导致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在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共产党以越来越激烈的方式攻击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外交和国内路线，认为这是对阶级敌人的退却。苏共中央追求与帝国主义永久和平共处，特别是考虑到核武器的破坏潜力，苏共试图主要通过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经济竞争中更具吸引力（“古拉什共产主义”（Goulash Communism），或译“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并且在国际上苏共中央倾向于通过获得议会多数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都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抛弃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并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中共中央委员会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苏共中央的发展被指责为向“现代修正主义”的堕落，就像二十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一样；苏共中央虽然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包装自己，但却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警告热核战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性后果的社民联盟相比，在长期战争和内战中面对军事上远胜于自己的对手而上台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为大规模毁灭性核武器的新现实是国际阶级斗争条件下的一个根本性改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与苏共中央相比，中共——坚持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把革命斗争的基础放在广大贫苦农民身上——更加强调民族、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同时强调需要“坚持高度的原则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

意识形态分歧的背景主要围绕着苏共为实现国际分工和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纳入该计划而做出的努力。然而，中国拒绝了苏联的劳动专业化要求，坚持要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自力更生发展成为毛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强大支持，特别是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他们的整个政党都采用了中国的路线，例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该党在1965年几乎被苏哈托剿灭）。其他主要的共产党（印度、巴西）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裂。在执政的共产党中，中国的立场得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力支持。在西欧，这一分裂在开始时基本上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在意大利、法国或比利时等国，只有由传统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团体拒绝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并拥护中国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联邦德国，类似的结盟团体很少，缺乏影响力。

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要素在一篇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1964年7月14日）的评论中得以展示。苏联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稳定的、同质的、无矛盾的社会形式，它通过生产力的高水平发展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铺平道路，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被——尤其提到了马克思和列宁——描述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此期间，尽管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矛盾仍然存在。对漫长时间的强调本身就包含了对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阐述的早期观点的纠正，当时在“大跃进”期间，他提出了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景；现在同样的纠正是针对赫鲁晓夫的宣称，苏联将在几十年内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状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定胜负。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小生产的残余，对旧习惯的坚持，以及最初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延续（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意义上），都会“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共虽然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有功劳的革命家，并在赫鲁晓夫的攻击下为其加以辩护，但与此同时也指责他对社会主义的不辩证理解而产生的关键错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错误地认为，生产资料转移到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以后，阶级对立便不再存在。由于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导致没有注意到官僚—技术精英形成的内在危险，他们形成了一个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特权阶层”。在斯大林时期，这只是少数人，但在斯大林死后，他们在“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集团”中找到了政治代表，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许多例子表明，腐败的官员以私人公司的方式经营国家和集体企业，旨在获得个人财富——这确实意味着对社会生产财富的私人占有，即阶级对立。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宣布的苏共纲领规定，“无产阶级专政”在完成其职能后已经结束，苏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民国家”（事实上，这一立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概念中便已预见）。现在这个概念被认为是赫鲁晓夫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而支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的证据。赫鲁晓夫对阶级调和的机会主义观点“同叛徒考茨基‘纯粹民主’的观点如出一辙”；他的理想是“资产阶级的庸人社会”；他的目标只是普遍消费（“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他对美国的成就的羡慕，证实了他是资产阶级立场的事实上的代表。

结论是，在社会主义下，针对资产阶级堕落的所有表现的阶级斗争必须继续积极进行，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避免倒退到资本主义。斯大林在1938年提到了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加剧的问题，然而，他把资产阶级复辟的威胁主要归咎于外国代理人的影响。这种考虑在中国共产党内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相反，它依靠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根据这一理论，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不通过辩论和群众动员来认识和公开解决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就会变成对抗性的“敌我矛盾”（《矛盾论》，193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毛泽东以基于政治挂帅的继续革命战略反驳了苏联的概念，强调了正在进行的革命中的过程性和不断发展的矛盾动力。共产主义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政治变革的结果。

在“斯大林问题”上，毛主义内在的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党内评价中，指责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思维导致了关键性的方向错误、过度镇压、对技术的固守、在处理农民问题上缺乏理解，以及政策完全基于干部（“干部决定一切”），而不是说服和群众动员（1957年）。同时，中共认为捍卫斯大林的“经典”地位是其自身合法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他所建立的制度仍然是无可争议的。由于这种模棱两可，毛主义的国际支持包含了一些利益冲突的潮流：“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将毛泽东视为传统的坚守者，而在西方形成的“新左派”的重要部分则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民主模式的希望投射到中国，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克服了教条主义的独立、创新的方法。

此外，毛主义的“创始文献”包括林彪发表于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在这篇文章中，林彪描述了中国革命中制定的战略——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构成了世界革命模式的基础。帝国主义中心将通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的“人民战争”被征服。在这样做时，人民应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拒绝“人民战争”的苏联“修正主义者”被描绘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与美国合作寻求全球支配地位。通过这份文献，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其作为世界革命先锋力量的主张。林彪认为，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且根据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加以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人民战争理论是“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

俞聂

2. 中国领导层一致向外陈述了其在与苏共中央的论战中形成的立场（在其中，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得以成型）。但与此同时，内部也爆发了关于发展道路的分歧。1958年后，“大跃进”——试图将农业和工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旨在尽可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和严重的饥荒。这促使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采取了更加实用主义的路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倒退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从中得出了一个反向的结论：生产关系的最大程度革命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考虑到这种乌托邦式的政策的后果，从1960年开始，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导了一条以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路线，并将政治—意识形态的辩论放在最后（这时，邓小平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表明，由于其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工作应该主要以专业表现来判定，而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则是次要的）。毛泽东发现了“修正主义”观点的推进；他感到震惊的是，经济主义和技术官僚的政治路径会导致基于分工的职业专业化，从而形成精英和等级结构，产生新型的资本主义剥削。

这一趋势将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制止。为了实现剥夺他的党内对手（被贬低为“资本主义道路”的倡导者）权力的目标，毛泽东动员了与传统的马列概念难以兼容的社会行动者。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由不满的年轻人、学徒和青年工人以及早熟的农村无产阶级组成（参见Hoffmann 1977），而既有的工业劳动力则保持着相当的保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动员民众反对党的机构，鼓励独立的组织，这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过程得到了西方反当局抗议运动的强烈响应，他们现在把反对“体制”的斗争与中国青年的斗争联系起来。

并非所有在1963和1964年支持中国路线的共产党都赞同这一政策。例如，1963年从印度共产党大多数成员中产生的有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就明确地与之保持距离。几个明显的毛主义派别分裂出来，并在1967年领导了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农民起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毛派派别致力于将最贫穷和最受歧视的下层阶级（即达利特人和阿迪瓦西人，他们是印度次大陆最早的居民的后代，仍然被排斥在印度教种姓制度之外）政治化。尽管四分五裂，但激进的“纳萨尔派”甚至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仍对印度社会构成严重挑战。

1968年后，毛主义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德西姆地区也发挥了类似的重要作用。在与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国家学说的尖锐对立中，毛主义思潮积极提请人们注意生活在经济不发达山区的人口问题，其中大部分是讲扎扎语的阿列维人，他们被迫同化到土耳其—逊尼派占多数的社会。在对“半封建”权力结构的分析中，İbrahim Kaypakkaya与毛主义结成同盟，并领导“土耳其工农解放军”进行游击战，而1973年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义得益于它有能力精细地分析复杂的剥削和权力关系，而传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主义提法则是不适合掌握的。

在1968年的军队和平结束了类似内战的冲突之后，才被允许访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西方观察家，如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 1974），将其结果描述为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解放性变革，通过操作性的自我管理、减少等级制度和加强生产者的主权来完成。对西方新左派来说，这样的描述增强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是僵化的、没有吸引力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前瞻性替代方案。毛主义组织在西欧的影响绝不仅限于1970年前后出现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在联邦德国被称为“K-Gruppen”，即“C[omunist]团体”），这些组织试图按照第三国际的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僵化理论大厦和坚定的组织纪律的基础上，把自己打造成新的共产主义干部党，但却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在罗曼语国家，毛主义成为了一种非教条主义的、激进左翼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在“欧洲共产主义”的左翼边缘也有影响。毛主义对生产关系的关注是一个核心范畴，它对再生产部门和上层建筑的强烈关注触及了整个欧洲爆发的争取自主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斗争。在这些条件下，例如在意大利，自主马克思主义（Operaism）的某些方面与毛主义的路径融合在一起，以追求克服福特主义—帝国主义工业制度的共同目标。即使在温和的左翼圈子里，中国也被认为是一个走上了基于自力更生和独立于世界市场的替代发展道路的国家，这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的典范。

然而，“文化大革命”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1970年后，周恩来推出了一项巩固政策，其中包括开始与西方国家合作，并恢复了许多以前被降职的干部，这些人——事实证明——因其专业技能而不可或缺。强硬左翼路线的倡导者，如陈伯达，被排挤或淘汰。1971年，1969年被指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在一次未经证实的未遂政变后，在逃亡中死亡（根据党的官方说法，他曾策划暗杀毛泽东并与苏共修好）。1973年，在自我批评之后，邓小平再次被委以政府的管理任务。世界各地的“强硬派”毛主义团体努力跟上这些突如其来的转折。此外，中国的外交政策放弃了任何革命的观点，转而支持实用主义；它的基础是对苏联的尖锐对立，现在它被谴责为“社会帝国主义”，并被描绘成“主要敌人”，所依据的论点类似于共产国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随着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一种新理论的轮廓出现了，这种理论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被整理为“三个世界理论”：它认为，“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都在争夺全球“霸权”——构成了“第一世界”，在它们和构成“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个由欧洲、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组成的“第二世界”。毛泽东早在1964年就谈到了“中间地带”（参见Bechtoldt1969, 256-64），然后在1974年向赞比亚总统Kenneth Kaunda进一步澄清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论外交》）。现在，该理论成为与FranzJosef Strauss或Shah RezaPahlavi等政治家合作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理由。另一方面，对于类似于智利的革命运动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结论（参见《智利革命共产党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1977）。

虽然中国的外交政策早已摒弃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革命主义，周恩来也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议程，但从1973年（中共十大）开始，围绕着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还有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一个极左派团体，也就是后来的“四人帮”，在上海这个文革据点里活动，试图通过狂热的运动政策重振“文革”。尽管毛泽东批评了上海小组的宗派主义，试图在革命理想主义和经济理性之间取得平衡，但毫无疑问，“四人帮”在思想上更接近他。在该集团的干预措施中，后期的毛主义揭示了一个悖论：作为“修正主义”的基础，“四人帮”攻击了“唯生产力论”的导向——这恰恰是第二和第三国际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核心内容。该组织的宣传主要是通过“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一种标准的传播手段）来传播的，主要是反对权威的儒家伦理，反对西方和资产阶级文化（“批判贝多芬！”），反对以技术目标为导向（“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反对受制于技术要求的工作纪律（“宁要革命的延迟，不要修正主义的守时！”），以及反对基于绩效的工资差别。在教育系统，拒绝考试，鼓励年轻人抵制学校。

这些立场，尽管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却触及了西方新左派的观点和利益，它涉及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问题，并质疑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生产主义”范式。从这个角度看，“四人帮”的倡议似乎是对重新获得克服资本主义“拜物教”（即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的解放观点的反权威和反精英主义的贡献。根据“四人帮”的解读，毛主义作为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潮流，挑战生产力的社会中立性假设，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公理之一，并注意到技术分工和社会等级制度的相关性问题。然而，通过谴责所有提高经济和技术生产力、合理性和效率的努力是“资本主义的”，“四人帮”对仍然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迫切需要的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

1975年，“四人帮”的理论家姚文元、张春桥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文章，再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复辟倾向的结构根源问题。首先，参照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他们哀叹“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继续存在：虽然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在最初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它通过使不平等的个人受制于形式上的平等，再生产和掩盖了社会不平等。其次，张春桥指出，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不仅来自于列宁已经谈到的小生产的残余，而且来自于公有制企业中仍然至关重要的“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形式上的财产所有权对现实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意义。对“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应给予充分重视，它们对“所有制产生了反作用”：“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这些方面与上层建筑一样，“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这些文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颁布的直接背景下产生的，该宪法——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保障了罢工的权利，从而正式承认了社会主义下存在着基于阶级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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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激进的左派在党内机构和民众中很快就被孤立了。被毛泽东选为继任者的华国锋组建了一个由军人和国家机器力量组成的中间派联盟，并逮捕了“四人帮”。他试图通过剥夺反专制和基层民主的因素以及执行生产主义的纪律来维持形式上的正统毛泽东思想（参见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1977年），但他对邓小平的排挤也失败了（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前几个月再次被赶下台）。在两年内，被认为是有能力的组织者的邓小平成功地接任了事实上的领导人，并实施了他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将经济发展置于绝对优先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毛主义的一些特征要素被修改：放弃自给自足的发展政策，转而向世界市场开放；承认有必要发展有生产力的中产阶级所取代了平等主义，现在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标兵；虽然毛泽东作为革命者和国家创始人的成就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但他自五十年代末以来的大多数国内政策决定被认为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视为“极左”的反常现象而被拒绝。


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国际毛主义组织失去了其参考模式。毛主义组织面临着严峻的选择，要么支持新的中国领导层，大幅修改以前的信念，要么捍卫毛泽东的政策，反对他的继任者，从而接受教条式的孤立之路。一些团体立即谴责逮捕“四人帮”；另一些团体起初赞同华国锋的路线，但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路线”占了上风后，他们又转身离开。


阿尔巴尼亚国家元首和党魁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自五十年代末以来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在毛泽东的继任者没有兴趣继续支持阿尔巴尼亚之后，他不仅与新的领导层决裂；相反，他强烈谴责“毛泽东思想”是“修正主义的变种”，是“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某些要素与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哲学、甚至甚至与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1978年）。具体来说，霍查指责毛泽东无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列宁主义的党的团结，而是宣传宗派主义和多元主义：“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唯心主义和宗教必须与无产阶级思想，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并存，‘毒草’的生长以及‘香花’等都必须允许存在”。这种“对一切反动派的和解立场”走得“很远”，以至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而对敌人活动的禁止则被认为是错误的”。霍查——从斯大林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利角度撰写的——的论争突出了毛泽东思想中与这一传统格格不入的独立倾向的各个方面：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不知道线性和目的论的轨迹，而是通过矛盾的持续存在，承认社会的本质模糊性和不完整性。


西欧的大多数毛主义组织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经历了去教条化，并或迟或早地溶入了各种其他左翼的背景，而全球的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加入了霍查路线（如巴西的共产党），直到阿尔巴尼亚也经历了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其他政党在八十年代修改了他们的反苏立场，对毛泽东进行了更多的批判，但并没有完全拒绝他，而是更倾向于经典的苏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反之，自1990年以来，由于苏联传统的正统共产主义的剩余潮流将社会主义的衰落归咎于斯大林死后发展起来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些圈子开始倾向于以前被拒绝为“毛主义”的某些立场——但没有采用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真正的毛主义解释。通过国际会议，比利时工人党（前毛派）试图促进前毛派与前亲苏派和亲阿派之间的这种融合，使之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正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形态特征的国际政治运动，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就消失了，或者说它萎缩成一个边缘化的派别现象。然而，尽管这种普遍的衰落，1980年后，以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为基础的激进组织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获得了立足点。1980年，在该国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几次分裂之后，由阿比马尔·古斯曼（Abimael Guzmán，又名“贡萨罗Gonzalo”）领导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Partido Comunista del Perú），发起了一场针对国家和其他所有左派团体的游击战，并于1992年以失败告终。2007年，包括古斯曼在内的光辉道路中央委员会宣布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新的、最高的阶段”，并隐入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Marxism-Leninism-Maoism）这一术语，以区别于所有类型的“修正主义”（Sol Rojo，2008年6月30日）。因此，毛泽东获得了中共从未赋予他的地位。在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的主要支持下，1984年出现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联盟，它们都共享马列毛主义的取向。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普什巴·卡玛尔·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又名“普拉昌达Prachanda”）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该组织在1996年领导了一场农民起义，在十年内战中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并推翻了君主制。然而，自2005年以来，它采取了更加实用主义的路线，甚至暂时领导了一个联合政府——这一政策转变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组织中颇有争议（参见Sol Rojo 30, 10 et sqq）。除了在南方少数几个国家的这种孤立的持续存在，在二十一世纪世纪初，毛主义不再代表一种相关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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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主义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欧洲，尤其是在罗曼语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起的作用也不应被低估。1962年和1963年，路易·阿尔都塞成为第一个指出毛泽东哲学作品重要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分析社会矛盾的模型，其中作为一个简单逻辑统一体的过程性、矛盾性发展的黑格尔辩证法概念，被一个不可还原的复杂结构所取代，这个结构包含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之下的“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间的动态关系。由此，阿尔都塞为他对社会的唯物主义分析奠定了非经济主义、非还原论、非工具论的方法论基础，在这种理解中，经济不是作为一种机械的原因对社会或社会现象起决定作用，而是代表一种复杂的实践集合。在阿尔都塞周围，经常采用毛主义的理论路径（参见Karsz 1976, 138-53），而不考虑政治派别（他本人仍然是法共党员，他的一些学生也积极参加毛主义团体）。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贝特兰以文化革命的中国为基础，对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概念进行批评：“中国的例子表明，渴望首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把社会关系的变革推迟到以后，从而使之与更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一致，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也是危险的）。中国的例子表明，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改造是真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它还表明，当转型以这种方式进行时，与苏联的情况相反，工业化不需要向农民征收贡品，这种程序严重威胁到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 （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1917-1923》，1976年）。贝特兰提到了已故的列宁和毛泽东，他反对社会主义是大规模工业生产力最大限度集中的结果的观点，这是从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解读中得出的；相反，他把社会主义概念化为一条替代的发展道路，其特点是政治挂帅，由生产者的自觉行动指导，而不是基于抽象的制度要求。然而，在列宁去世后的苏俄，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党无法阻止技术工人和技术知识分子联盟的冲击，随着阶级斗争的进展，这导致了工农革命联盟的倒退。起初，斯大林遵循了列宁制定的正确路线；然而，在启动他的强加工业化政策时，他后来一直被“凝固的”、“简化的马克思主义”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主义”偏见所驱使——这种偏见如此普遍，甚至连反对派别（托洛茨基、布哈林）也从未质疑过它。结果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个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发展起来：“生产者仍然是为实现生产资料价值而工作的打工者，后者的运作——与‘经典’资本主义的个人资本相反——是由国家资产阶级管理的集体资本”。与毛派政党的官方学说相反，贝特兰因此提供了一个毛主义的版本，不认为斯大林死后“堕落”势力的阴谋是当代“修正主义”和苏共不良发展的原因；相反，他强调了传统政党马克思主义的缺点，这些缺点只有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才能克服。他的观点——和阿尔都塞的观点一样——不仅影响了西欧和南欧的马克思主义讨论，而且对拉丁美洲和印度也有很大影响。毛泽东去世后发生的事件表明，“文化大革命”只是修改了党的专政，并没有克服它（Bettelheim 1978, 87-90），这使他最终与毛主义和整个列宁主义保持距离。


凭借对第三世界问题的强烈关注和对中国的同情，由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在1949年创办的《每月评论》发展成为美国新左派的一个重要平台。与法国和意大利类似——甚至可能更持久——一种知识文化在它周围发展起来，在这种文化中，“毛主义”的冲动没有被引导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政治上低效的组织中；相反，它们与公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合。1990年后，这种类型的挪用开始反映在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和羞辱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体上一致支持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政策，“新左派”的潮流通过对市场经济驱动的现代化带来的负面社会、生态和文化后果的质疑而形成，反过来，通过从西方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毛泽东的部分重新利用而形成。在《每月评论》周围的中美左翼思想家组成的“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可以说是一个协调角色。


毛主义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导向——与苏联的马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相比——不那么模式化和决定论，与一种需求相联系：在中国，毛泽东发展了一种分析社会的方法论，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个社会还没有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理想类型（在列宁传下来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前提下，也不可能达到），而西方的新左派处理的是一个已经把理想类型抛在后面的社会。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毛主义很容易受到社会和社会现代化问题的影响，而在西方，它们的特点是福特主义的初期危机。这是其理论意义的基础。作为一种政治潮流，毛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能力以理想的方式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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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enning Böke

来源：《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https://www.rosalux.de/en/publication-1/id/46823/m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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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位网友批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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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的“党国精英”就可以理解为无法阻止脑体分工下必然的产物

PalmFujimori

“文化大革命”只是修改了党的专政，并没有克服它。
这个要求有点高了，实际上毛泽东已经给造反派开了好几次风险很大的“个人崇拜高于党”的“金手指”了后期还有掺沙子的行为，非得让毛泽东亲自宣布解散他参与成立的政党然后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才行吗？
我的观点就是：leader的错误归于leader，而造反派自己的力量不足、理论不足、团结不足这既算不上毛泽东故意限制，也不是毛泽东突发奇想就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