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3-1-29 19:00 编辑
毛泽东主义Maoism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当苏共和中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裂越来越持久时,植根于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1976年以前)的理论和实践的共产主义潮流就被称为毛主义。通常认为毛主义的政治特征包括:拒绝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及相关共产党的战略;将第三世界视作世界革命的动力(高度重视游击战);坚持即使在社会主义下,社会也会出现不断的革命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模式一致);否定经济主义决定论,将生产关系作为核心范畴,高度重视政治、革命意识和上层建筑。
毛主义一词最初是苏联或亲苏派(参见Fahrle/Schöttler 1969)和西方视角的称呼。只是在198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根本性修正使世界各地的毛派团体陷入身份危机,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游击队组织才将马列毛主义(Marxism-Leninism-Maoism/MLM)定为纲领框架。中国共产党本身从未将毛主义这一称呼当作标准概念来使用;它只是被用来标示国外的毛主义潮流。在中国人看来,“毛泽东思想”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应用的理论总结。在全球范围内,与毛泽东有联系并同情中国的组织通常不称自己为毛主义,而是称自己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通常用缩写“ML”表示),这标志着他们声称代表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因为苏共中央及其盟友在斯大林死后背叛了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与毛泽东的理论相结合(在某些方面包括独立和矛盾的因素),导致了模棱两可和广泛的解读,造成了毛主义的分裂。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毛主义只在全球南方的几个国家,特别是印度和尼泊尔,成为一种相关的政治力量。在北方/西方世界,它是一个相对短暂的现象,于1968年的议会外运动中涌现,并且大多以毛泽东在1966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模式为导向,认为该模式基于群众民主的崭新社会概念,是一种用来重振社会主义的革命动力。在狭义的政治—组织视野之外,毛主义对那些深入研究非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1. 苏共二十大(1956年)之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这导致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在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共产党以越来越激烈的方式攻击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外交和国内路线,认为这是对阶级敌人的退却。苏共中央追求与帝国主义永久和平共处,特别是考虑到核武器的破坏潜力,苏共试图主要通过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经济竞争中更具吸引力(“古拉什共产主义”(Goulash Communism),或译“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并且在国际上苏共中央倾向于通过获得议会多数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都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抛弃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并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中共中央委员会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苏共中央的发展被指责为向“现代修正主义”的堕落,就像二十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一样;苏共中央虽然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包装自己,但却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警告热核战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性后果的社民联盟相比,在长期战争和内战中面对军事上远胜于自己的对手而上台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为大规模毁灭性核武器的新现实是国际阶级斗争条件下的一个根本性改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与苏共中央相比,中共——坚持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把革命斗争的基础放在广大贫苦农民身上——更加强调民族、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同时强调需要“坚持高度的原则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
意识形态分歧的背景主要围绕着苏共为实现国际分工和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纳入该计划而做出的努力。然而,中国拒绝了苏联的劳动专业化要求,坚持要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自力更生发展成为毛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强大支持,特别是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他们的整个政党都采用了中国的路线,例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该党在1965年几乎被苏哈托剿灭)。其他主要的共产党(印度、巴西)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裂。在执政的共产党中,中国的立场得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力支持。在西欧,这一分裂在开始时基本上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在意大利、法国或比利时等国,只有由传统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团体拒绝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并拥护中国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联邦德国,类似的结盟团体很少,缺乏影响力。
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要素在一篇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1964年7月14日)的评论中得以展示。苏联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稳定的、同质的、无矛盾的社会形式,它通过生产力的高水平发展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铺平道路,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被——尤其提到了马克思和列宁——描述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此期间,尽管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矛盾仍然存在。对漫长时间的强调本身就包含了对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阐述的早期观点的纠正,当时在“大跃进”期间,他提出了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景;现在同样的纠正是针对赫鲁晓夫的宣称,苏联将在几十年内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状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定胜负。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小生产的残余,对旧习惯的坚持,以及最初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延续(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意义上),都会“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共虽然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有功劳的革命家,并在赫鲁晓夫的攻击下为其加以辩护,但与此同时也指责他对社会主义的不辩证理解而产生的关键错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错误地认为,生产资料转移到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以后,阶级对立便不再存在。由于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导致没有注意到官僚—技术精英形成的内在危险,他们形成了一个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特权阶层”。在斯大林时期,这只是少数人,但在斯大林死后,他们在“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集团”中找到了政治代表,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许多例子表明,腐败的官员以私人公司的方式经营国家和集体企业,旨在获得个人财富——这确实意味着对社会生产财富的私人占有,即阶级对立。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宣布的苏共纲领规定,“无产阶级专政”在完成其职能后已经结束,苏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民国家”(事实上,这一立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概念中便已预见)。现在这个概念被认为是赫鲁晓夫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而支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的证据。赫鲁晓夫对阶级调和的机会主义观点“同叛徒考茨基‘纯粹民主’的观点如出一辙”;他的理想是“资产阶级的庸人社会”;他的目标只是普遍消费(“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他对美国的成就的羡慕,证实了他是资产阶级立场的事实上的代表。
结论是,在社会主义下,针对资产阶级堕落的所有表现的阶级斗争必须继续积极进行,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避免倒退到资本主义。斯大林在1938年提到了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加剧的问题,然而,他把资产阶级复辟的威胁主要归咎于外国代理人的影响。这种考虑在中国共产党内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相反,它依靠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根据这一理论,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不通过辩论和群众动员来认识和公开解决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就会变成对抗性的“敌我矛盾”(《矛盾论》,193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毛泽东以基于政治挂帅的继续革命战略反驳了苏联的概念,强调了正在进行的革命中的过程性和不断发展的矛盾动力。共产主义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政治变革的结果。
在“斯大林问题”上,毛主义内在的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党内评价中,指责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思维导致了关键性的方向错误、过度镇压、对技术的固守、在处理农民问题上缺乏理解,以及政策完全基于干部(“干部决定一切”),而不是说服和群众动员(1957年)。同时,中共认为捍卫斯大林的“经典”地位是其自身合法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他所建立的制度仍然是无可争议的。由于这种模棱两可,毛主义的国际支持包含了一些利益冲突的潮流:“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将毛泽东视为传统的坚守者,而在西方形成的“新左派”的重要部分则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民主模式的希望投射到中国,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克服了教条主义的独立、创新的方法。
此外,毛主义的“创始文献”包括林彪发表于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在这篇文章中,林彪描述了中国革命中制定的战略——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构成了世界革命模式的基础。帝国主义中心将通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的“人民战争”被征服。在这样做时,人民应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拒绝“人民战争”的苏联“修正主义者”被描绘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与美国合作寻求全球支配地位。通过这份文献,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其作为世界革命先锋力量的主张。林彪认为,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且根据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加以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人民战争理论是“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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