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阳和平对托洛茨基无依据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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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持续到今天的指标性任务——不断对托洛茨基进行抹黑，这个任务由斯大林时代开始至今快有百年，也算是另一种“百年伟业”，尽管进行这项“伟业”的人已然轮了几轮，但在这其中有一点完全不变，即：那些被创造出来的，肆意抹黑托洛茨基理论的词句，通常与托洛茨基毫无关联，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在20世纪，被抹黑的除了托洛茨基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然而渡过20世纪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被学习的对象，而托洛茨基还在维持着20世纪持续受到的攻击。这种荒谬状态的产生与抹黑者自身非科学的傲慢态度脱不开干系，就像当年一位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经济学的老学者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拍桌子说的：“读不懂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批判吗？”即使没有人拍桌子，也会在心里这么想托洛茨基：“没读过这个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批判吗？”

自十月革命结束及国内战争时期，托洛茨基一直是与列宁齐名的苏俄领导人，就像多伊彻的说法，如果托洛茨基在这时死去，那他会获得和列宁相同的名誉。借此他当时的著作也较为及时地传播到了我国，在建国前广州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不少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像是1921年周铨翻译的《俄国革命记实》，1922年同样由他翻译的《多数党与世界和平》，由罗慕敢翻译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1928年未名出版社出版了托洛茨基1921—1923年关于文学问题的文章合集，名字则为《文学与革命》，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文艺界，鲁迅的案头就有这本书；托洛茨基在192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论列宁》的小册子，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由南京国际译报社和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译名分别为《列宁传》及《列宁》；同时期托洛茨基关于国内外形势分析的评述同样引起了不少国人的兴趣，例如，在二三十年代之交，托洛茨基的《苏俄之前途》、《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等都在国内出版；托洛茨基本人自传《我的生活》则在建国前就有着多种译本，像1930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托洛茨基自传》（石越译）、同年春秋书店出版的《我的生活》（成绍宗译）、1933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托罗茨基自传》（刘镜源译）、1941年由新生命书局出版的《我的生活》（同上）；到了1946年，原先在俄共布内引起轩然大波的《十月的教训》，在我国则以《十月教训》在春燕出版社出版，以该文章为蓝本的《俄国革命史》，则在1941和1948年春燕出版社两次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版的《俄国革命史》有着托洛茨基撰写的《中文版自序》。作为托洛茨基论述不断革命论的最重要作品之一，《不断革命论》由彭述之翻译，于1934年由春燕出版社出版；而《被背叛的革命》则是在1939年由何伟翻译，并由春燕出版社出版；关于托洛茨基关于国内问题的论述，则有杨笑湛编译的《中国革命问题》由春燕出版社出版，由王凡西校译的《中国革命问题》等；关于第四国际的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过渡纲领）和工人阶级的任务》，上海先锋出版社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名于1939年出版（译者李新如），《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则被译成中文以《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书名出版（时间以及出版社不详）。因此目前基本上可以说，主要的托洛茨基著作基本上翻译的大差不差了，也就是说，研究托洛茨基的资料在建国前就大体都准备好了。

建国后托洛茨基及托派被扣上了所谓的“小资分子”的帽子，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翻译和研究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完全停滞的阶段，直到60年代才有部分托洛茨基的作品（例如《“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论列宁》等等）在内部作为“灰皮书”发行。在78年之后，关于托洛茨基主张理论的研究宽松了一些，但实际上收到的掣肘依然不少，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才有所改变，这一时期的再译作品主要有《论列宁》、《托洛茨基回忆录》、《文学与革命》、《我的生平》、《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读本》、《托洛茨基文选》、《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等作品，然而相对于民国时期的翻译数量还是要少不少。也因此完全有理由说托洛茨基的各项著作在我国实际上有很长远的翻译历史，可供人研究的理论著作现在流传下来的实际上也不少。所以说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中文世界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准备是已经大体完成。

但就算是这样，仍然挡不住那些被奉为权威的人复读机式地继续抹黑托洛茨基的著作，甚至连形式都与上世纪的斯大林史学派们所做的别无二致。这事实上才是托洛茨基的思想在他们那受到的最大攻击，而非他们天马行空的批判。举个例子：何马·西松在他那本经典的《论马列毛主义哲学（On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中，就像个毫无智识之人那样复读：“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它乔装打扮得比那些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反帝民主群众斗争走向社会主义目标的共产党更左。列昂·托洛茨基并没有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也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他从极左的机会主义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到右倾的机会主义，然后又倒回去。他在革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如新式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次序等等问题上都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从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这一点上来说，一个明显的常识是，英语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而另一个显而易见事实是，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以及之后的《我们的意见分歧》，早在之前就被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广为传播，然而就这些文字看来，他似乎完全没有阅读过这两部作品。着实令人怀疑他的阅读能力是不是无法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什么意思。

出于时效性的考虑，先从阳和平教授、张跃然先生、素霞云雪先生合作的《苏联与东欧国家经济：托洛茨基主义的视角｜阳和平与张跃然的回应》作为代表做出部分的回应。很多阅读过托洛茨基作品的人本来有时间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结果却在回答这些五花八门的，对托洛茨基的抹黑和谩骂中浪费了不少时间，部分有心人可以将这些言论收集起来，然后便能轻易发现，在这些由不同人撰写的文字中，除了他们扣的帽子，对于学说本身五花八门的抹黑与污蔑，甚至还有对于与原观点完全相反的靶子的批判，就再难找到什么别的东西了。就像在视频开头，阳教授强调了两次“我的感受是……”。姑且不论这个说法和他后面一直强调的所谓“研究客观规律”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光是他将所谓“托派对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批判”和“改革开放后托派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批判”相加类比，甚至得出了“两者非常类似”的结论。在任何意义上，他都完全不能分清什么是托派和托洛茨基。

首先，这个论断如果只谈中国托派，那么实际上也根本站不住脚，先不谈1978年后中国托派只能去对于我国20-40年代的历史做一些回忆性质的评述，像是郑超麟的《回忆沈雁冰》，以及王凡西的《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然而确切的来说，中国托派里大体的文章集中发表在解放战争至1952年，即“大肃托”之前，而对于流亡港澳的王凡西而言，这个时间持续到了70年代。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不同托派之间对于所谓“毛泽东时代”的评述是完全不同，而国际间的托派对于苏联本身即使采取批判态度，但就具体观点中也是又很大区别的，国家资本主义论，堕落工人国家论，官僚集产主义论算是主要的最成熟的几个观点，而当具体细化时，不同托派之间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

所以，阳教授谈到“托派对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批判”和“托派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批判”十分相似的论断完全毫无道理，只能说是没有仔细对比阅读的结果。

随后立即开始占领了正当的语言高地，从“只有认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的基本观点出发指出：“如果不研究所谓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那么就会四处碰壁”。进一步将其深化，对于所谓的“企业领导”，“对一长制的批判”，托洛茨基的“工人自治”、“工人自下而上通过选举产生（工厂管理者）”、“可以随时更换”等等构想，于是成为了“美好的愿望”，接下来他指出应当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来具体分析。便依照阳教授的意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对于托洛茨基本人的观点进行分析：

阳教授关于所谓“工人自治”及其他主张的评论有小概率指的是托洛茨基在1920年前后的工会大辩论中的观点，而大概率是自己随意编的。但仍需指出的是，他对于托洛茨基主张的理解一无所知，首先是所谓“对一长制的批判”，在曼德尔的《理解托洛茨基——论布鲁耶》中关于这部分是这么解读的：

这里，我们必须纠正一般人对于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的片面判断。在这个问题上，布鲁耶接受了多依彻的不完全的立场。事实上，工会问题，如一九二０年所讨论的，并不能简单化为工会离开国家而独立（相对的）的问题，或者工人阶级对于工业管理人保持自治活动的问题，（工业管理人是愈来愈加官僚化了的）。如果简单在这个问题上来讨论，那么列宁是对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错的。但工会问题是包含着管理问题，谁来管理工业呢？//在工会问题这一方面，列宁主张一长制，工厂完全由厂长管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没有明白提出工会自己管理的问题（工人反对派则是主张工会管理，如正式党纲那样说的），他们在文件中提出了一些决定性的建议，布鲁耶，同多依彻一样，未曾引用这些建议，或者未曾注意到这些建议，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提到这些建议了。//从以后的事实回头起来，可以明白，简单地依靠工会自治来抵制厂长是无法阻止官僚化的。那些厂长都是脱离了生产群众的官僚。反对官僚的斗争，必须在三条战线上进行：（一）保卫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在工人阶级内和在苏维埃内）；（三）立法，即规定工人管理工厂和整个经济。至少对于最后一点，托洛茨基一九二０年是走在列宁前面的。

假使阳教授指出反对一长制的是以柯伦泰及施略普尼柯夫等人为首的工人反对派，那么这个论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托洛茨基本人并不属于这个派系之中，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本人实际上是最早一批支持这种一长制构想的，关于这一点，只需要看看他在1920年写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第八章的“集体领导制和一人专责制”便能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了：

我们的党代会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罪责，因为主张在工业领域——首先是在最底层，在工厂和车间里——实行一人管理的办法。然而，如果认为这一决定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自主，那就大错特错了。劳动者的自主不是由领导岗位上的工人数量——三个或者一个——决定的，而是由更深层次的因素和现象决定的：劳动者在工会积极参与下建立经济机构，通过代表数千万劳动者的苏维埃大会创建苏维埃机关；被管理者参与或监督管理者——这就体现了工人阶级自主。如果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党、苏维埃和工会的代表大会得出结论，认为让一个人负责一个工厂比让集体负责更好的话，那这就是工人阶级自主得出的决定。从行政手法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它绝不是强加给无产阶级的，而是由无产阶级的斟酌与意志决定的。因此，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和工厂工人的集体领导问题混为一谈，是草率的错误。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破坏生产资料私有制，意味着劳动者的集体意志领导整个苏维埃运行机制，但绝不表现在个别经济企业的管理形式上。

然后他同年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也谈到：

工业企业的一长制仍是整个过渡时期不可动摇的法规，尽管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平行地存在着生产工会和经济机关。按相应的制度建立起来的管理委员会拥有管理权。但是，委任管理委员会和安排候选人的制度本身．管理委员会对工会的总的关系以及它进行工作的生产气氛应该使管理委员会越来越成为行政-经济机关，而这种机关就是工会为此目的而设置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工会干涉或不干涉生产管理的问题本身就会消失，因为非常自然，搞生产宣传的部门或者改善工人生活的部门将不可能干涉行政工作，行政工作由专门为此而建立的部门来担任。

一九二三年的《关于工业的提纲》写到：

切实的一长制应在工业组织中自上而下地全部实行。工作人员的选拔以及调动和撤换，是经济领导机关握有的切实领导工业和对其前途负起责任的必要条件。工会机构的推荐和鉴定应得到十分重视，但决不能推卸有关经济机关的责任，因为现行条例给予这些机关以选拔和任命的充分自由。

就上面托洛茨基本人的描述来说是没有什么“反对一长制”的言论，很明显他在早期是支持一长制。有的可能只是阳教授本人没读过这三篇文章。然而，仍然需要指出列宁的一长制和斯大林时期的一长制之间的区别：

列宁是在1920年初，俄国内战时期行将结束时提出所谓的一长制，它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替代革命开始时的集体管理制。在集体管理制下，常常需要整个委员会进行讨论才能开展工作，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这也浪费掉了不少人力，并且工作速度和精确度也无法保证。因此，列宁把一长制本身看的十分重要，并指出“一切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始终承认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6页)这并不是说列宁支持那种纯粹的单人管理制度，即斯大林时期实行的所谓的“一长制”，后者的特点已经由卡冈诺维奇做了一个较好的总结:“厂长是工厂的首长，所有工厂雇员必须完全服从于他。”（卡冈诺维奇《谈工业化》1934）完全可以说斯大林及其以后的苏联实行的，单人管理式的“一长制”是完全脱离社会主义民主的非社会主义行为。但是列宁时期的一长制原则并不与这个概念本身相违背，这点只需要看看列宁自己的解释就明白了:

民主组织原则（其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祛律),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然而一长制本身则“应当严格地区分两种民主职能范畴:一种是争论和开群众大会,另一种是对各种职务建立极严格的责任制,并且无条件地在劳动中有纪律地、自愿地执行指令和命令,使经济机构真正能象钟表一样工作（上下两文援引自(《列宁全集》第27卷)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者已然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而理所应当的是，他们也是企业的主人，这代表着，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代表自己的机构来议论和决定国家大事，同时也参与企业的生产管理，列宁在这方面则是这么说的：“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择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小的步骤。群众应当有权提拔任何工人群众担任领导职务。”（《列宁全集》第27卷）而当管理者被选举后则“必须承认由一个人从实现苏维埃思想的观点出发来全权负责工作”。这样一种纯粹工作意义上的“个人独裁制”并不与社会主义民主向对立，尽管它们有时相互也会相互矛盾，但劳动者仍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通过苏维埃机构，将有害于社会主义利益的管理者撤下，但总体还是可以看出巴黎公社式民主的痕迹，而这是与斯大林时期单人管理式的一长制所完全不同的。托洛茨基再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就只是1930年以全然嘲讽的语气在《致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们》里说到：

联共和共产国际这些明显的、无可争议的、意味深长的、然而仍属刚刚开始的分歧，十六次代表大会当然不会察觉。它将照旧是斯大林官僚分子们的代表大会。不过这些都是些心惊胆战、张皇失措、“疑虑重重”的官僚。斯大林必定要在代表大会上有组织地守住自己的前沿阵地。不仅如此，这次大会在形式上还将总结出斯大林击败对立面的一系列“胜利”，并给“一长制”戴上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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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工人自治更是一个概念混淆的问题：这个用词最常见于对南斯拉夫政体的论述，在科尔施、葛兰西那里也出现过，但唯独在托洛茨基的理论思想中极少见到专门强调“工人自治”；至于所谓的“工人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管理者）”，以及所谓的“可以随时更换（管理者）”的观点，更是从来没有在托氏任何一部文章中出现过。托洛茨基确实有在《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里面谈到“工人自治”，但是也只是在梳理先锋队的中央党和地方公会的关系，不能做出延伸阅读；在《工人通讯员及其文化角色》里谈到的只是苏维埃政府的自治，而非工人对工厂的自治。此后阳教授就没有文本依据的谈到所谓“部分托派”的另一观点：“应当缩短，并且是大量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以求他们能够参与政治生活”。虽然阳教授举了六十年代的例子，用积极性搪塞了过去，批判了托洛茨基没有真正的民主，虽然看起来除了说明积极性当饭吃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而不是时代特色之外什么都做不到。

假使托洛茨基及其他托派们真的持有这样幼稚的观点，那么也确实是“经不起推敲”，然而还是应当溯流而上，看看文本上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是托洛茨基，他的《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会议上就纪念日宣言发表的讲话》里面说的实际上足够明白了：

“如果这样来提出减少失业的问题，那么这不是前进，不是日益增长的财富和经济实力强大导致的改革。不是的，这是力图让全体工人都来分担失业风险的措施。只能这样提出通过暂时缩短工作日来与失业现象作斗争的问题。只要是通过缩短工作日或工作周来与失业现象作斗争，这就是让整个工人阶级来分担失业的风险，就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这样一来工资也会相应地减少。”

而这实际上是在回复《总结与前瞻》里谈到的：

“工人政府的第一项工作，是把一切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人从军队和政府中开除出去，把犯有最严重的反人民罪行的部队清除掉或解散掉。在革命最初的日子就得作这项工作，也就是早在有可能实行负责官员选举制度和组织国民军之前就必须作。但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工人民主会马上碰到工作日时间的问题，土地问题和失业问题。”

尽管在内战中托洛茨基善用了旧军队，但是在随后问题上态度还是很明确的。托洛茨基在讲话后文中更是直称自己为“延长工作日的反对派”，而在他1927年10月10日撰写的《7小时工作制》，则同样秉持着相同的观点，他在其中也具体给出了布尔什维-列宁主义反对派的行动纲领要求：

“彻底消除任何延长8小时工作日的意图；除非不得已不得加班加点。不得滥招临时工，不得把固定工算作‘季节工’。不得违反业已公布的规定，延长有害车间的工作日。”因为“所谓‘把工作日缩短为7小时’，不过是言之无物的老生常谈，实际上纯属冒险主义的承诺，纪念日宣言中的这一承诺会使工人、工会工作人员、经济工作者、农民和所有消费者同样感到惊讶。在周年纪念日之际宣布的这场改革将使消费者为价格而忧心忡忡，尤其是迄今为止所有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叫喊工资在生产费用中所占比例过大。突如其来的改革会使工人产生日后必将落空的过高的期望。节日礼物的政治结果将会与‘改革’发起者的初衷适得其反。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文化问题，而是要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半月中‘盖过’反对派。可见所宣布的改革只会使人对现领导们的整个路线作出很糟糕的评价。”

所以可见托洛茨基本人不赞同缩短劳动时间，另外一边也并没有任何知名的托派就“应当延长或减少工作时间”给出具体论述，所以很好奇阳教授所谓“部分托派认为应当大量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以求他们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论断究竟是来源于何处，来源于某本不知名的路边小册子吗？

随后居然还说“托派并没有什么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除了对于毛泽东时代嗤之以鼻，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这就更是咄咄怪事了，看起来阳教授对于托派（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缺乏一个最为基本的了解：1949年，为了免于必然性的牢狱之灾，大部分中国托派都无可避免地选择流亡国外，只有郑超麟及少数托派选择留下，而王凡西则流亡香港，后再次流亡澳门，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在1952年的大肃托之后，内地就再也没有能够公开说话的托派了，如果阳教授和他们关在一起应该能听到他们说了什么，而流亡国外的中国托派们由于对内地的具体社会形势没有直接的了解，又如何能给出一个翔实科学的评析呢？然而这并非是说，中国托派就真的是所谓的“没有什么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除了对于毛泽东时代嗤之以鼻，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至少流亡港澳两地的王凡西，对于当时的我国的关注度以及了解程度，一点也不比后世的学者们少，他仍写出来不少的研究文章《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与态度》，《七十年代往何处去？》等文章。除了中国托派，曼德尔和克里夫也都谈过我国，在他们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谈到，甚至不局限于毛泽东时代，这应该不算什么说不出东西。随后阳教授开始表达他对于中国六十年代工人组织的高度赞扬，但不涉及托洛茨基本人的思想。

在该视频的4分23秒出，阳教授突然又说“托派十分注重民主”，这点上他倒是没有明显错误，但是无法理解的在于，阳教授意所指的，究竟是哪种所谓的“民主”，是卢梭提出的那种民主呢？还是二十世纪初社民党人构想的，意图通过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过渡的民主呢？还是朗西埃那种民主？但无论他想的是哪种“民主”，事实上都和托洛茨基构想的民主相差甚远，不知道阳教授再次提到我国六十年代中的“广泛民主”或按他自己的说法即“真正的民主”是意欲何为，谈论我国具体发生了什么都与托洛茨基自身的学说无关，毕竟在1940年，托洛茨基本人就被斯大林的特务杀死了。但是可以在《托洛茨基就民主等问题致政治局》这篇文章中看到托洛茨基经常谈到的“党内民主”。文中托洛茨基先就乌格拉诺夫对于民主的定义作了如下四点论述：

（1）民主就在于，“及时正确地向党提出任务”。报告人十分清楚并先已认定，机关，也只有机关才能向党提出任务，如果机关“及时并正确地”提出任务，而且是否是及时正确，要由机关本身来确定，那么这就是“党内民主”。

（2）接下来说民主就在于，“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这里的“吸引”这个词本身就说明了整个思路。党员被说成是消极的群众，不推它就不动，不得不“吸引”它讨论那个党的机关向它提出的那些任务。而且如果这个机关正确及时地提出任务又正确及时地吸引它参加，那这就是“党内民主”。

（3）接下来我们得知，民主在于“及时正确地向无产阶级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机关向党提出又吸引党参加讨论的这些问题。机关与党之间片面的官僚主义关系在这里已扩大到阶级。

（4）民主在于“根据工人阶级及其各支队伍的情绪来检验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那个提出问题、吸引党员参加对问题的讨论、向无产阶级解释这些任务的机关，也正是由它来根椐工人阶级的“情绪”检验自己的政策，以便“在此基础上对方针加以调整”。因此，调整方针的也正是那个制定方针的机关。是这个机关“正确及时地”提出任务，就是说，需要提出什么样任务的时候就提出什么样的来。是这个机关在它认为正确及时的范围内吸引党员群众参加讨论问题。是这个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就通过党向工人阶级解释。是这个机关根据工人阶级的“情绪”来检验这项工作的成果，还是它，这个机关，根据这种检验和对情绪的考虑“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方针。

以防犯下无文本的错误，乌格拉诺夫的原文是：

党内民主的本质是什么？在于及时正确地把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交给党组织去完成，在于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在于及时正确地向无产阶级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根据工人阶级及其各支队伍的情绪来检验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并在此基础上对方针加以调整。

《真理报》1926年6月4日第127号

托洛茨基将其称为“是对作为一种体系的党的官僚主义的理论定义，党在这一体系内仅仅是机关手中的材料”完全不是泼脏水，看看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做的那三点总结就很明确了：

（1）全体党员自由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

（2）党对其领导机关进行经常的监督和管理

（3）自下而上地选举公职人员和领导机关

托洛茨基本人对于“党内民主”的构想，首先在于其必要性，在《论党的统一》里谈到：

“党首先是一个行动的组织。所有党员群众都应当能够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随时响应战斗动员。没有思想上的一致党的这种战斗力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如果认为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单单是靠上面的指示形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思想上的一致是全党通过经常充实和积累集体的经验，通过在党纲、党章、传统、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集体思想工作而形成的。这一过程不可能没有分歧、批评和思想冲突。如果说党的革命战斗力量要求强有力的集中制，那么一个有百万党员的党要保持、发展和加强思想上的统一则要求同样强有力的党内民主制。没有集中制的党内民主制是通向孟什维主义的组织途径。没有民主制的集中制是通向党的机关官僚主义蜕化的途径。”

同时又在《论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导》里声明：

“我也不认为我可以为民主集中制提出一个‘一劳永逸’消除误解和错误的诠释。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是在与外在挑战和内部矛盾斗争下发展的。”

所以阳教授对于托洛茨基学说中的民主概念提出质疑说是脱离于当时的社会实际，乃至于得出所谓“唯心主义”的结论，不免让人感到不解和悲哀，更为阳教授的学术态度提出质疑。看过托洛茨基《1905》和《俄国革命史》的人，都会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两本著作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好的阐述之一，指责托洛茨基不像曼德尔或哈曼那样富有经济学知识，因为他是个革命者，而不是教授，这倒是略微说的过去，但这不意味着，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就不是极度杰出的。托洛茨基的“工人民主”以及“ 生产民主”理论，前者可以从曼德尔的《论工人民主》的中就其概念本身窥得一二：

“工人阶级的不同派别都能共存，能自由地藉由演讲和出版品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辩论。”

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中托洛茨基明确分析了工会组织在当时情况下的危机：

“在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极端紧张地投入战争的情况下，工人组织，其中包括工会组织的内部生活和独立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推行工人民主的方法（广泛的讨论、批评、思想斗争、选举制等等）变得极为有限，极不完备。”

而后做出了完整的分析，这里没法引用整本书。随后托洛茨基谈到：

“生产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解释为同工人民主的思想是对立的。相反，工人民主只有作为生产民主才能发展。工人民主在民穷财竭的条件下是不能发展的。群众的主动性只有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挥，把一切力量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经济方面去，这应该是所有机关内部生活和工人民主形式的内容。”

而对于“生产民主”，托洛茨基在他写于1921年的《生产民主》中已然进行过相应的论述，这则是建立在当时内战的情况下：

“战争已经把苏维埃制度变成军事制度，即变成服从军事任务并向它看齐的民主制度。但是，军事任务无论如何扩大都不能触及像经济任务那样深远。如今问题涉及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重新配置，是重建工人阶级的机关，和从生产角度上来分配工人阶级的领导人。问题涉及的是生产民主，而生产民主的基石应当是职工会。”

只需要将这两篇文章对比起来读一读，事情就没有那么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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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需要指出的事情是，不论是托洛茨基本人，还是他之后的托派（或者按照更加常见的说法，“托派们”），实际上都不像社民派们那样花大量的篇幅去解释“民主”的定义，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大多将眼光放在“真正的民主”是否得到实行，以及当虚假的，形式化的民主将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代替时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阿甘本的神圣人计划早且科学了不少，并且直接把他用在“工人民主”国家上而不是“资本民主”国家。无论如何，从学术态度出发，这恰恰是对应了阳教授所一直强调的“从实际出发，从社会背景出发”而一直强调这一点的他，在对待托洛茨基学说，以及托派本身的态度上，反倒是完全没有做到这点。

在该视频的5分45秒处，阳教授提出了对于托洛茨基工业化政策的质询，他的评述中主要包含以下部分：“对小资产阶级的保护，建设合作社，让国家拨款”，并依此表达了对于托洛茨基工业化政策合理性以及可行性的质疑。阳教授对托洛茨基的工业化政策表示疑惑，很明显他对于托这个部分理论的了解实在是浅显（甚至也可以说错误）地过于出人意料。对于托洛茨基工业化政策常见的诽谤是“超工业化”、“压榨农民”等，然而阳教授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托的工业化政策描绘成类似于布哈林的经济路线，然而不论是哪种论述，它们的本质还是对于托洛茨基本身的无情诽谤，具体还是去看看布哈林而不是托洛茨基。

从阳教授在该视频的语境中出发的话，他似乎是把“小资”理解成为农民，毕竟列宁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那么这个被质询的说法就应该可以说成是“对农民的保护”，尽管这个说法并不完全错误，因为托洛茨基的确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了对于部分农民的“保护”意见——然而具体表现仍然是剥夺富农，争取中农，保护贫农，遏制富农在苏维埃中的政治影响等等……，然而重要的终归不只是这些个政策本身，就像阳教授自己所格外强调的那样，假使不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注意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民状况的话都只不过是无用的空中楼阁。

首先所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尽管在实行了粮食税之后，农民的生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这点波巴斯内依村村民杰米多夫给《农民报》的信可以佐证：“合作社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并正在战胜私人贸易市场，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逐渐缩小”，但是有一点仍然不可忽视：军事共产主义的残余在新经济政策中仍然有着不少体现。原因在于，该政策本身就属于一个为解决军事共产主义产生的巨大影响而推行的一个应急性措施，想要这个措施长久地实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新经济政策下，农民的自主经营受到极大限制，并且剪刀差依然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上：工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有时则是7小时，而农民每天工作17个小时也仍然不能被称为工人，工人的月工资为60卢布，而农民的月工资则是7卢布，并且还要交税；农民的粮食只能依照一个固定的，并且是较低的价格卖出，但是农民需要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则不需要依照这个原则，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呢？农民购买一双靴子需要15卢布——而这是农民卖出70千克粮食的价格，这是严重的剪刀差所带来的；农民没有什么自由，并且少部分刚发展起来的农民，连选举权都被剥夺了。这些内容只需要看1928年1月7日，一位来自库尔斯克省的贫农写给《农民报》的信就知道了。

既然如此，在这样艰难的境地下，农民的经济权利都无法得到真正保障，就更不用去谈所谓的“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问题”了，假使在这样的状态下去实行阳教授所主张的“让农民自己搞”，那么这对农民有将带来多么大的损害呢？我想观众应该都还记得1920的坦波夫起义，那场耗费了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连和一个炮兵团的农民起义正是各种矛盾在苏俄的一个总的体现，假使这时又要放任承受着严重剪刀差，同时也遭遇着严重不公的农民们去“自己搞”，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可能的起义只可能会更加严重，而非衰减下来。

由此也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在新经济时期主张的内在含义了：不是根据笔头的纸上谈兵，口若悬河而一拍大腿便得出的“小资”式的，从所谓“愿望出发”的激进结论，相反，这是切实根据当时苏联农工矛盾，农民本身切实承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提出的解决办法。

阳教授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继续说托洛茨基的工业化政策是“从愿望出发”，原先的确是想一点一点地对于其论述中错误的方面进行针对性论述，然而，由于阳教授本身对于托洛茨基的工业化政策就没有一个实质上的认知和理解，很多更是不知道从何谈起，所以不如只对于托洛茨基本人观点的介绍来得更有效益。

如果仔细对比阅读托洛茨基被驱逐前针对苏联各个状况的主张，并且还有他在被驱逐后的各项论述的话，可以很容易的发现，托洛茨基实际上是一个很灵活的革命家，而不是死板一块，一个最具鲜明的例子便是，托洛茨基在1920年从地方视察后提出了废除战时共产主义，以及未来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的部分主张，以及在新经济政策实行期间再次察觉到了苏联社会内部的各项社会矛盾，包括耐普曼（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人企业经营者）对于小生意的控制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农民权益的受损，富农在发展的过程中在苏维埃中政治影响的扩大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在1923-1924年提出“应该优先增加工业消费品和农具的生产。作为增加工业生产的一个手段”，“对人口中较富部份、耐普人和富农征收累进所得税”，同时建议“国家应该放弃贸易顺差的目标，那就是，黄金、外币的积累。目标应该是进出口的平衡和利用一部份累积的储备金向国外购买机器，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这些提议实际上都是较为温和的，既没有所谓的“仇视农民”的问题，同时也不像视频中所言，是类似于“向农民借款”的行为，征收累计所得税就是收税。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并不是像布哈林那样“否认在私人生产、私人交换和私人财富（资本）积累的一边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趋势的一边之间存在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冲突”，也不是像斯大林那样，用“官僚—行政、恐怖主义的方法，毫不顾及这些方法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后果”的法子来进行相应的操作，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出发，指出“要增加大多数人口（主要是工人、贫农和青年，但也包括一些中农和知识分子）的参与来加强公有部门、限制私有部门”，而这种参与所必须的，便是社会主义民主，假使有谁想要质疑社会主义民主本身的话，那么我想他们应当先去质疑列宁，因为他实际上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这一点的重要性。

托洛茨基和联合反对派（包括原先的左翼反对派，以及在克鲁普斯卡娅支持下的，围绕着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团体结合成的集团，这个集团同时也包括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等其他反对派的成员）在1926-1927年围绕经济问题则大部分采取了左翼反对派在这一时期在做出的审慎的分析和较为实际的提议，他们对于当时国有部门积累率的低下提出了尖锐批评，这并非是毫无道理的行为，当时在工业方面的积累率甚至比不上沙皇时代的某些时期，针对这一方面，这个集团建议，通过向人口中较富部门征累进税和极力减少非生产性的费用，特别是在国家行政部门来达到工业化进度的增加。假使明眼人看看联合反对派的政纲的话，便会发现：它的核心目标实际上是保卫苏联工人阶级利益，曼德尔在《以托洛茨基为可供选择的道路》将其要求概括为：“反对失业、反对实际工资的任何减少，主张立刻改善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反对官僚地误用合理化运动，主张工人真正地管制工资和工作规范，主张工会真正地独立于工厂领导层，主张保证工人有罢工权利。反对派要求决定性地增加工人参与经济的领导层。”当然阳教授又怎么会读过曼德尔《以托洛茨基为可供选择的道路》这本书呢？书中“托洛茨基的可供选择的经济战略”章节就细致研究了这个方面。

不知道阳教授是否是在了解到新经济政策时期敌对势力、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某种生长，以及国际市场本身对于苏联经济的冲击的前提下，提出了对于托洛茨基工业化政策的质询，还是说，阳教授真的更加推崇斯大林28年后的强制集体化政策，以及那种超高速的，不成比例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十分浪费的指令性工业化政策。

假使对托洛茨基及左翼反对派（包括联合反对派）的工业化政策有所了解，那么可以发现的是该视频9：30秒中对于所谓托派“相互讨论得出的计划经济”的观点是十分站不住脚的，他们从来都没有强调过所谓的“党派讨论”，反对派们的所有主张和倡议实际上都是从当时苏联的社会状况出发的，这一点就算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都有所体现：1930年，包括拉科夫斯基，科西奥尔，穆拉洛夫，卡什帕罗娃的反对派声明中这样写到：“废除新经济政策和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该法令是……一个经济谬论。……任何特权和法令都不能消除经济和日常生活中仍在发生作用的矛盾。……企图忽视这一经济事实……已经导致了对暴力的运用，导致了对党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破坏，导致了对列宁关于集体化、中农和新经济政策的最基本告诫的蔑视。”观众们可以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探索》和《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以俄国农民问题为中心》这两篇论文中窥得部分这些基本的“告诫”，拉科夫斯基的《一九三零年宣言》则对于当时反对派的观点有着更为深入的论述。至于这里大部分人的下场，不得而知。

到了这里可以看到的一点是，不论是在1920年的工会争论时期，还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亦或是斯大林获得最终胜利后的前面那一段时间里，反对派实际上都是存在着的，那么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即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去抹杀反对派本身是一件并不合理的事情，其原因在于：反对派的诞生并非是像阳教授所多次强调的，是一群“从愿望出发”的人的小资式激进行为，相反，反对派的出现代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的社会体系确实存在着相应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对于如何应对它们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并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同志之间不同观点和意见之间的斗争实际上非常合理；并且列宁时期的所谓“斗争”也是以这种形式展开；这种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公开辩论，这实际上也较为符合党内民主原则。除了有关外贸垄断制和民族问题的斗争之外，没有一次斗争曾导致人事变动，就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泄露起义日期也不例外。但是这个良好的传统在列宁不能理政之后就被破坏了，尽管反对派本身依然属于一个在有着相同意见的前提下，出于对方针政策的观点分歧而聚合的组织，他们之间之间实际上也并没有实质上的利益纠葛。然而需要看到的一点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的派系也在事实上被组建起来了。三驾马车，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之间的同盟，五人小组，七人小组，以及后面的斯大林—布哈林之间的同盟都算是这种所谓“派系”的代表性体现。就这一点的历史事实是绝绝对对不可否认的。

在阳教授的观点中，托洛茨基和托派似乎有着极为强烈的“民主愿景”，以至于到了“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地步，托洛茨基及之后的托派们的确看重民主本身所应当发挥的作用，然而这终究并非是说他们像是古典社民党人那样空谈民主，不论是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工人民主，生产民主……这些托洛茨基及其后世者所强调的民主主张，实际上都是根据不同的形式而提出的针对某种问题的解决路径：党内民主的功用是保持党本身的活力，防止党的机构僵死化，并最终出现以及出现的一言堂式的党内机构，这种“一言堂”指的并不一定是单独的某个所谓的“独裁者”，它实际上也可以指某个实际上不受管制的机构。扩大党内民主的意义在于：“使党的生活走上正常的道路。这是同经济上推行新经济政策同步的措施。只有党内生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国内生活民主化则是社会主义本身所要求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工人民主制——列宁时期党内组织原则的演变》郑异凡）。

社会主义民主和工人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画上等号，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本身而服务的。它表现在：工人对于管理者的选举及监督，以及工人阶级广泛的争论权利，报告监督制，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舆论对于领导工作进行的经常的监督等等……这些并非是空口无凭的瞎话，相反，假使略微看看1964年出版的《苏共决议汇编》，那么便会发现，这些措施在当时的决议文件上都有着相应的体现，并且不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后世的托派们，他们实际上都是从这样一个已然出现的程序与准则为基础而展开论述的，像是托洛茨基的《生产民主》，《托洛茨基就民主等问题致政治局》，欧内斯特.曼德尔在1968年针对嘉侯第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演讲而撰写的《论工人民主》，以及他在1983年的《先锋党》都在这方面有所阐述。假使阳教授有看过托洛茨基及其他托派们在这方面文章的论述的话，那么很容易就能发现，自己对托洛茨基及托派的思想提出所谓“想当然，从顶层设计出发而忽视了社会背景”观点恰恰是自己没有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而犯了他自己所说的这些错误，并且显示的更加严重。如果说有抹黑托洛茨基这一个任务的话，倒是完成的很棒，因为他确实做到了，并且还把这种非唯物主义非学术的态度传播了下去，并且传播的范围也十分广泛。

zak

阳教授在第十分钟的整个论述，实际上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看上去他是想要批判托派，当然实际上指的还是托洛茨基本人的计划经济理论，他想说的似乎是这个理论体系本身实际上和西方的那套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无异，并且说这整个理论实际上没有顾及到“全局利益”，同时他关于所谓的“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分割掣肘”的论述实际上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关于这方面，他最后又将结论放到了对于“派系自由”的批驳上。

不妨先看看托洛茨基本人对于所谓的派系自由是怎么说的，可惜的事情是，托洛茨基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像“派系自由”之类的词语，与这个词语最为相近的也许是党内民主，然而这个词在刚刚就已经讨论过了，并且这个概念列宁本身也是一直在强调的，而且他在当时的俄共布决议中也是有所体现的，那么它又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是可指摘的呢，至于他的后继者们关于这方面的意见，曼德尔的论述实际上足够有代表性了：

没有社会主义的多元民主，你找不到解决社会主义计划导致的基本问题的正确方案。没有哪个政党能代替人民群众来决定他们消费意愿的优先顺序、消费基金和投资基金的分配、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分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基金的分配以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投资基金的分配如此等等。没有哪个个人能做到这些。再说一次，这种想法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只有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才需要的奢侈品。只有它才能迅速纠正由政策的巨大失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没有这种多元主义，没有广泛的公开辩论，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你可能要花费15、25甚至30年来纠正这些错误。历史的记录向我们表明了如果需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才能纠正错误，工人阶级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错误本身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革命的关键不在于避免犯错误（没有人不会犯错），而是如何改正错误。没有党内民主，没有集会的权利，没有合法形成派别或党派的权利，没有自由公开的辩论，你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会面临巨大的障碍并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完全赞成有不同倾向、内部充分民主和合法形成派别与政党的权利。

这并非是说那些后继的托派真的就鼓励“形成派别”。相反，就曼德尔的观点看这是一个错误的公式：

出现派别是一个政党发生病变的征兆。同时从政治路线和党内活动这两个角度看，一个健康的党是不会产生派别的。如果你组织了一个派别，将你开除出去并格外禁止内部辩论而使党内生活僵化所造成的罪恶要大于保留你在党内活动的权利所产生的祸害。

这一点，是托洛茨基本人，以及其他托派们所一直在强调的，是否能在其中看到任何所谓符合阳教授内心中“派系自由”的构想的话语呢？

至于所谓托洛茨基的计划经济问题，那就更是一个无从谈起的话题了，但阳教授至少在一个方面是没有说错的，托洛茨基的确看重市场本身所发挥的作用，但这并非是说他就持有像布哈林那样的“以私有经济和社会化经济的和平共处”为基础，前者负责为后者提供准备的观点，在他1926年的《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对于国际市场对于苏联本身造成的影响就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论述：

如果我们现在还难以使我国工业达到欧洲的水平（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那么一旦资本主义重新振兴，譬如说就像20年代欧洲的振兴那样，这项任务就根本完不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工业即它的廉价商品想必会冲击俄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形势也会变得非常不利。获得物质力量的资产阶级又会变得不可―世。它不会容忍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并驾齐驱。它的军事力量也会随着其强大的物质力量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反抗抱什么希望，因为战前欧洲和当前美国的经验表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繁荣，资产阶级得以在所有决定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把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还有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陷入绝境。

而在接下来，他对于国际市场对于苏联将会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

既然认为欧洲资产阶级仍会掌权（尽管其经济体系日益崩溃），那就必然要问：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资本主义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估计它很可能进一步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经济发展将会衰退到何种程度？我国的出口将极为困难，因为衰退的欧洲没有能力购买我国的农产品。与此同时，工业设备和原料的进口也将陷入困境。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放慢，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还霈要更多个几十年。在美国资本主义缓慢的发展速度下我们会陷入何种境地？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极难预料的。然而有一点很清楚：这条道路上的危险可能是根本无法克服的。宣称我们在这样的前景下仍能“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简直就是开玩笑。但这种前景是如何设想出来的呢？它来自一种不切实际的、完全荒谬的推测：尽管资本主义日益衰退，但欧洲无产阶级也不能在几十年时间内掌握政权和经济。换句话说，对“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盲目乐观情绪产生于对欧洲革命的极端悲观情绪。

国际市场和国际意义上的分工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斯大林单独一国的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不过是个为政治服务的概念，它完全没有任何能站得住脚的地方。理解“不断革命论”的困难是理解马克思的困难，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困难，但应该不会难倒罗格斯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从这里引入阳教授的另一个观点“托派反对工人国家搞自力更生”，虽然这个偏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在各种别有用心者的渲染下愈加的妖魔化了，然而不论是谎言，还是被妖魔化的言语，它们终究是毫无道理可循的。只需要想想托洛茨基被驱逐前的所为就可以了：1917年，托洛茨基作为实际意义上的领导者，在19月24日（俄历），在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中指挥起义，当城中的起义者以及控制住了大部分地区，局势已然大势已定时，列宁还在赶来斯莫尔尼宫的路上，就算是斯大林，对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贡献，也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起义的全部实际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有关的，这些方面，党首先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十月变革》原文 斯大林1917），而之后，托洛茨基被委任外交委员部部长，处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很多人对于托洛茨基所谓的“不战不和”表示诟病，然而这恰恰是列宁当时所需要的，不然他也不会说出“为了拖延谈判，必须有拖延的人”而等他从谈判桌上回到苏俄时，出于无力再应对战争的考量，托洛茨基说：“于是，我们只好被迫签订和约，但大家都将清楚地看到，我们这样做是出于无奈。只要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破我们同霍亨索伦王朝秘密勾结的谎言。”，列宁实际上也并不完全反对这个策略，但必需的两个条件是：德国无力发动对俄国进攻；或者德国革命到来。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时最终实行的方案是列宁坚持的签订合约策略，但是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整个合约签订过程是非常复杂曲折的，看看刘平梅先生的《俄共（布）党内争论问题的历史回顾》，其中第一章就是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争论，托洛茨基本人对于整个条约签订的过程尽到了他的责任，并且有所贡献，不论是对于合约本身的拖延工作，还是最后决议会议中的弃权票都是可以佐证这一点的。、

在国内战争时期，他应列宁的要求，成功组建了一支无产阶级军队，必须看到的是，这是在他没有可借鉴经验的情况下做到的，关于具体的托洛茨基军事思想可以参阅刘彬先生的《托洛茨基军事思想研究（1918-1923）》。此后，关于托洛茨基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反思，并且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先声和雏形，以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与反对派共同提出有别于布哈林与斯大林两派关于经济建设的构想，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再多说。假使已然了解到这些史实，那么便可以发现，在部分人眼中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所谓“反对工人国家自力更生”的说法完全是毫无道理，因为托洛茨基直到被驱逐苏联前的所有行为，就是在践行这点，甚至在他被驱逐出苏联之后的文章里，也能看到他对于苏联建设的关切。工人国家，这个已经开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当然是需要进行经济建设工作的，但这并非是说，进行所谓的“一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寄希望于这能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便是正确的了。托洛茨基在他文章的论述中曾经将工人国家内的经济建设工作譬喻为“歇下脚步”，但是在他的《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

“由于世界性的分工，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由于各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不平衡性，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结构，只有通过经济螺旋体系统，通过把单独国家的各种内部的不协调交给许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问的互相服务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部门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只有在世界范围之内才能建立起来”

托洛茨基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但一些落后国家可以先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与他关于在工人国家下进行的所有关于经济建设（或者是阳教授所言的“自力更生”）的论述又有什么矛盾性的地方呢？也许他只是不能理解“建设”和“建成”这两个词的不同，毕竟中文语境下相似词语的不同性对于部分先生来说还是有些困难。还是说阳教授连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定义，即：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交换，没有价值法则起作用，因之又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即没有“政治国家”）都忘记了呢？或者说，阳教授的确对1936年关于那个“苏联已然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宪法表示赞同，抑或是他也认同那个所谓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呢？关于这些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依然还是可以清楚了解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实现”的观点并不是由托洛茨基所独占的理论，列宁在反对考茨基的时候就已经写道：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唯一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布尔什维克为了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已经做了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

而在1919年，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难不成这些有记载的话语是托洛茨基伪造得来的么，就像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伪造历史那样。当然，这需要一点点的理解力和马列主义原文阅读的基础，但是对上世纪阅读过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的人来说应该还算是小菜一碟。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阳教授认为，“工人国家想要参与到世界市场体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无从得知阳教授是怎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如果工人国家不去参与国际市场体系的话，那么作为苏联货币的卢布在顷刻间便会彻底崩溃，而对外贸易的垄断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并且就算是“已经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也依然需要向其他国家出口粮食以换得外贸——即使当时苏联境内依然有着粮食危机；如果这些例子还是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当时给苏联官员特供的超市中，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各项商品又是来源于何处呢？这不都是苏联——这样一个所谓的工人国家参与到国际市场分工的最明显的体现么，并且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情是，就算是斯大林，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也同样指出过对外贸易垄断的重要性，难道工人国家内国家间的对外贸易便说不得是对世界市场体系的一种参与了么？

在该视频的14分左右处，阳教授直言“南斯拉夫就是托派搞的实验”，尽管当时南斯拉夫领导人Тито和苏俄革命家Троцкий两者的中文翻译之间确实都有一个托字，但是将他们二人混为一谈仍是十分不负责任的——不论是对于铁托的经济建设理论或对于托洛茨基本人都是如此。当谈论南斯拉夫时，假使只谈到工人自治、市场社会主义这些，那么实际上还是不够严谨，实际上应当看到南斯拉夫实践派经济理论对于南斯拉夫本身的重要影响。部分熟悉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的人大概知道，他们曾经凭借对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再理解与阐释一度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然而，这个团体对于经济理解的路径同样有它的独到之处，在宋铁毅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经济理论的本质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是这么说的：

彼得洛维奇曾对马克思重要的经济学著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进行了比较和梳理。他认为，尽管三部著作的主题是一致的，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特点与《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同，即后者是“抽象的哲学演绎”，而前两部著作则是“具体的实证分析”。因此，彼得洛维奇在两者之间建构起一种理解三者关系的方式，即“三部作品都体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及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和各个阶级社会的经济状况的批判，都不是从纯经济学观点出发的，而首先是哲学的”。马尔科维奇也认为，马克思是“通过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异化思想加以经济的和政治的解释而发展”的，从而将马克思的经济、政治等思想追述为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传统哲学的变革。

从这里可以看出，南斯拉夫的经济理论家们，是将马克思经济理论同哲学相紧密连接的，这与托洛茨基与其他托派们的研究评述的底层逻辑都是几乎完全搭不上边的，同时南斯拉夫中的经济学家对于人道主义异化理论的重视，还有以“政治—经济”关系为特征的理论框架事实上都是独立于其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各项学说，阳教授说“南斯拉夫就是托派搞的实验”，只能证明这样一件事情，即无论是托洛茨基以及其他托派的学说，还是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的理论，阳教授都没有一个切实的了解，对他们都原文更是一无所知，但是他都希望对其进行权威式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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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于苏联腐败官僚集团的批判本当是当代最引人注目的理论学说，他在20-30年代中有关腐败官僚对于党和工人国家危害的论述事实上清楚地反应了苏联从一个工人国家向着堕落工人国家的转变。当然，按照后继的部分托派，像是托尼.克里夫，或者是托洛茨基去世前的秘书，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说法，则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然而，阳教授却认为这种批判在事实上是不值一提，是所谓的“因噎废食”，一个微小的可能是，阳教授自己实际上就主张官僚，在他的眼中只有国家官僚的存在才能实现真正的集体化生产，但是奇异的事情是，在列宁时期的工厂管理者实质上是由工人阶级自己推选出来的，只有在纯粹管理方面这些所谓的管理者才承担了一个类似于“独裁者”的角色，然而这也只是从管理和决策方面来说。就像列宁说的：“他们(指工人群众)需要用一长制的权力把自己联合起来,这种权力由苏维埃赋予和撤销,苏维埃要求在工作和劳动过程中,无条件地执行纪律,因为必须使大生产像一部机器那样工作,同时必须使成千上万的人有统一的意志,服从一个苏维埃领导人的命令”（《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关于当前任务报告的结论》），然而不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他们事实上都更看重具有实际技术能力的专家们，而对于官僚保持警惕态度。列宁在他晚期的文章中同样表达了对于党内官僚风气增长的担忧，例如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针对这一方面，他提出了工农检察院的构想，在所谓的“列宁遗嘱”，即《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同样表达了这一点，假使说所谓的“反对官僚”是小资产阶级行为，那么列宁也应当被划分到这个位置上。

托洛茨基关于官僚盛行的危害实际上做过多次论述，例如在前面提到过的《七小时工作日》中，对于腐败官僚集团时左时右的政策表示批评，而在他1935年的《官僚自保的恐怖》中，对于官僚集团的危害则有着更为具体的阐述:

“自我神化的官僚们可能真诚地幻想着自己在创造历史，但是我们并不赞同这种幻想。斯大林并未创造机关。是机关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斯大林。日丹诺夫取代了基洛夫，这对事态没有造成任何改变。供群众消费的商品严重不足，但形形色色的科肖尔们却不计其数。他们彼此之间身高相差一厘米左右，腰围也只相差数厘米。仅此而已！在一切别的事情上，他们都和写给斯大林的颂辞毫无二致。如果斯大林本人被卡冈诺维奇之流取代，那么和日丹诺夫取代基洛夫一样，也不会引起什么改观。但是某个卡冈诺维奇能够拥有足够的‘权威’吗？不用为此担心；所有的科肖尔之流——第一个、第十五个和第一千零一个——将会立即通过官僚的传送带赋予他必要的权威，正如他们以前创造了斯大林的“权威”一样，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实现其漫无控制的统治的‘权威’”

这些危害难道都是托洛茨基本人所杜撰出来的么，还是说在阳教授预想的官僚组织里，并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也许有人说这里忽视了“如何让官僚一直保持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论述，但是在任何正常的人眼中，并且不论他有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看来，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十分空洞而没有效果的，这才是纯粹的空想，这就像去对封建时期的官僚说“让他们去为百姓服务”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样。当官僚已然集聚成为一个集团时，那么它首当去做的便是为自己谋利。列宁之所以看中技术专家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他们客观掌握的技术，他们并不像官僚集团一样掌握政治权力，并且在事实上也易于监督。当然，工人本身也可以从这些技术人员中学习到他们应当掌握的知识。

假如有傻子问:“难道官僚就没有实际上的技术能力吗？”关于这一点，就要引出所谓“部分托派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生产低效”的言论了。从多个角度来说，所谓的“部分”通常都是一个和稀泥的说法，这种词语提出来，基本也差不多实在搅混水，然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托洛茨基本人及其他托派对于苏联的性质都有着相应的批判，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没有任何托派质疑过苏联表面上的工业成就，托洛茨基本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苏联巨大规模的工业化，由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停滞和衰落衬托起来，无可争辩地表现在下列的总指数上面。德国的工业生产，只因为狂热的战争准备，现在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英国的生产，由于坚持保护主义，最近六年才提高了3%或4%。美国的工业生产，减低了约25%；而法国减低了30%以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第一位的是日本，它疯狂地扩充军备并抢掠邻国。它的生产差不多提高了40%！但是连这个例外的指数，在苏联的发展动力面前，也黯然失色。苏联的工业生产在这同一时期增加到大约三倍半，即增加250%。重工业产量在最近十年中（1925至1935）增加到十倍以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28至1929），基本建设的投资共达54亿卢布；1936年的指标则为320亿卢布。

但是这不代表对于这些光辉数据的背后问题便不能有所评价了:

苏联工业不用像英国和法国那样，被迫带着陈旧的设备慢慢发展。军队也并没有被迫使用老式的装备。可是这种急遽的发展也有它的不利之处。工业的不同部门不能相互协调；人落在技术之后；领导不胜任。这一切表现为生产成本极高和产品的质量低劣……汽车运输方面的情况更坏。在美国，一辆货车每年要走六万到八万甚至是十万公里；在苏联只能走二万公里，只达美国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每一百辆汽车当中，只有55辆能用；其余的不是在修理中，便是在等待修理。修理的费用等于新车出厂价格的两倍。难怪国家会计部门说：“汽车运输只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个沉重负担。

相应的论述在该书中还有很多，可以自己去看。

但是生产低效，这个阳教授提到的东西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就以那个“斯达汉诺夫运动”为例，表面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式的运动，在这期间出现了不少的所谓“斯达汉诺夫分子”，在为常人所知的那部分里，斯达汉诺夫运动通常作为一个较为积极的面貌所表现，然而这个运动导致的阶级分化，即斯达汉诺夫分子与普通苏联工人之间的分化，还有由于苏联官僚盲目追求所谓指标而导致的生产效率的实质性降低，这点同样可以从托洛茨基的原文中寻求答案:

事实上，只要这还是个别先锋的问题，地方管理机关就都遵照命令，预先精心准备，特别安排那些先锋份子的工作，即使牺牲同一矿场或同一行业的其它工人，亦在所不惜。但是当几百个和几千个工人，忽然都能列入‘斯塔罕诺夫份子’之林的时候，管理机关又陷入极度的混乱当中了。既不知怎么办，而客观上又不可能在最短时间以内把生产组织整顿好，于是便来滥用劳动力和技术了。机器渐渐松懈下来，便拿一枚钉子将小轮子拨动一下。实行‘斯塔罕诺夫’工作日或‘十日周’的结果，使许多企业都发生了全面的混乱。这就解释了下面这个初看颇为稀奇的事实，即斯塔罕诺夫份子数量的增加，往往不仅没有使这个企业一般的生产率提高，反而使它减低了。

也许这里阳教授又会搬出他的六十年代感人事迹。但真的想问问，难道这就是其期望看到的，官僚所发挥的效果吗？很明显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改个名字不会改变实质，但是会改变主观感受，阳教授的战略就是说“咱们讲的官僚实际上就是干部队伍，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不可缺少一部分”（不用配音，直接用视频原片）以混淆视听。或许有人以为苏联的工业化成就靠的是所谓官僚管理而不是那些真正优秀的苏联工人呢？官僚能干的事情，苏联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也能做到，但部分无产阶级能办到的事，官僚们反倒是无法胜任。约翰·里德写的《俄国工人监督的起源》中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描写，就表明工人阶级是有能力推选出符合能力的管理者的，这也证明了列宁的一长制构想在事实上是有所实践的，但起到大生产管理工作的官僚，却反而是完全无法胜任这个工作。阳教授说“部分托派认为计划经济生产低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所有托派都承认计划经济本身的优越性，但是问题并不在于所谓的这样一个单纯的计划经济词汇，关键在于构想中并且应当实行的计划经济（而非是依靠官僚运作的指令性经济）在实际中没有得到实现，为什么没有得到实现？这种虚假的所谓“计划经济”的推行，以及腐败官僚集团的猖狂行为在苏联社会中造成了什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这才是托洛茨基及托派们所真正关注的。

在阳教授论述的最后过程中，他向观众们展示了他预想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设想的路径”，按照这个他的说法，这应当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通过市场化改革，达到半市场半计划的体制，即市场社会主义体制，最后再由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达到所谓的“民主集中的计划经济”，看到这里才能理解为什么阳教授会把南斯拉夫的经济建设和托洛茨基的经济构想混淆在一起了，这也佐证了阳教授既不懂南斯拉夫，也不懂托洛茨基和托派们的思想理念。在前文已然说过，托洛茨基注重市场本身发挥的作用，例如他1926年在《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计划原则、工业化速度及无原则性》中所写的:“对外贸易垄断是为社会主义积累服务的强大因素，但强大因素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因素。只有在苏联产品的价值逐年接近于世界市场产品价值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垄断才能控制并调节来自外部的价值规律的压力”，但在次年的《我们能取得经济独立吗？》一文中，托洛茨基则针对“为什么苏联实际上不可能取得经济独立”这个问题做了更加细致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这个问题远不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成功的争论，而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道路有望成功的争论。那些蠢人说“工人国家参与到世界市场体系中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恰恰是这个论断才会将这个工人国家推向深渊。不妨再对于托洛茨基的经济思想构境发展做一个大致的回顾:“克服经济比例失调、进行工业化、限制富农的发展以及贯彻工人民主原则、反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从任何角度来看，托洛茨基的所有学说都和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沾不到任何边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阳教授说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却并非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它的确在托洛茨基三十年代的文章中有所涉及，但是用处却完全不是所谓的“达到民主集中的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针对托洛茨基的“堕落工人国家论”而提出的，按照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的构想，苏联会有两种结局，一种是现在已经所见的，苏联解体，腐败蜕化的官僚最终将布尔什维克留下的遗产全部吃干抹净，另一种结局，是苏联的工人阶级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将这个反动的官僚集团推翻，并重建实际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当然，事实上还有所谓的“第三种结局”，但这实际上只能说是一种中间状态，即两种结局都没有发生，堕落工人国家的状态继续维持。托洛茨基在晚年说要“保卫苏联”，说的也并非是要保卫任何腐败的官僚集团，而是保卫那个有可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的潜能。

zak

最后需要谈谈阳教授对于不断革命论本身的完全性误读，假使按照阳教授自己的说法，那么不断革命论应当是:“不断革命论基本上否定革命的阶段性，主张十月革命以后要把革命推广到全世界，主张输出革命，认为否则革命不会成功。这种理论一方面否定一个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和侵略扩张没有区别，因而实际上是取消革命”

按照阳教授的说法，那么托洛茨基应当是隐藏的取消派成员，当然经过前文中这样多的叙述，观众们也不难发现，这个论述从头到尾实际上都完全毫无道理可言，从所谓的“革命阶段”角度出发的话，那么很容易会发现，不断革命论实际上针对的是20世纪初在俄国社民工党中被奉为真理的“三个阶段理论”，什么是三个阶段理论呢？在施用勤先生的解释中是这样的:

所谓三个阶段，即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途中，首先要进入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第三个阶段。

而在针对俄国本身的条件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部分表现则是这样:

由于俄国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爆发，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与卑鄙，它无力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只有率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但由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此革命不会因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而止步，它将进入更高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对落后国家，或者说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托洛茨基也并没有说要求立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他在《不断革命论》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真正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着全体被压迫的国民（首先是农民大众）的专政才可以想象。

这种专政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工农民主专政，在托洛茨基的论述中是这样表示的:

近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俄国最近二十五年的经验证明，在建立农民党的道路上，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即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独立性，而且它自身内部深刻分化。由于这些原因，小资产阶级（农民）上层在所有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候，跟着大资产阶级走；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跟着无产阶级走；它的中层则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作出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中间阶段，即没有什么工农民主专政

不断革命论当然也不主张在十月革命后立刻将革命推广到全世界，不然他也不可能在布列斯特条约时期主张不战不和策略，并且在最后投下了那个关键性的弃权票。按照阳教授所言，这时候的托洛茨基应该和布哈林站在同一条线路，即支持进行所谓革命的无产阶级战争。如果按照阳教授所言，那么在苏波战争时期，他就不应该和波共，以及拉狄克提出反对围攻华沙的计划，而应当去跟随当时俄共布主流的革命乐观主义，主张围攻华沙了。关于阳教授为什么对于“输出革命”这一点有着如此深刻的执念，是无从得知的，假使他以为“输出革命”的意思就是用刺刀，以武力向他国输出革命的话，那么着实是大错特错了，托洛茨基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言论:“假使有谁现在提出用刺刀输出革命，那么我们首先应当把他绑在石头上，在丢进波罗的海中去”，输出革命的形式是多样的，但绝对不包括所谓的刺刀输出革命。可能阳教授是一个《钢铁雄心4》玩家？前面的论述中也早就已经提到过，托洛茨基从不反对在工人国家中进行经济建设的，不然他也不可能和反对派在1923年和1927年两次提出自己的经济建设构想。同时可以看到的一点是，阳教授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政体不可能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自己也用过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词汇，但他的底层含义仍然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是一回事，托洛茨基作为十月革命的实际指挥者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是如何确保革命果实不被篡夺呢？列宁和托洛茨基实际上都曾将希望寄托到欧洲工人运动的爆发上，而当这个寄托落空时，他们也只能实际性地把目光转向对于本国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设工作中来，但托洛茨基一直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国际意义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国际市场体系和国际分工的客观存在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最为坚实的论据。如托洛茨基所说：

“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了世界市场，创造了世界的分工和生产力，整个来说它也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世界经济。//不同的国家将以不同的速度经历这个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它的无产阶级没有作好联合农民和夺取政权的充分准备，就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之，在一个无产阶级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然后很快他又在后文给出了具体解析：

“从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势力方面发酵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同不断革命论势不两立的唯一理论。//不肖门徒由于受到我们的严厉批判，便想借口俄国的特点（地大物博）而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范围只限于俄国，这种企图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弄巧成拙。背离国际主义立场，就必然要走向民族救世主义，即认为本国具有一些特殊的优越性和特点，硬说这些优越性和特点使它能担任别的国家所不能担任的角色。//世界性的分工，苏联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赖等等，使得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建设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不可能的事。”

这些都出自托洛茨基那本经典的《不断革命》，而阳教授肯定是没有看过，不然也不至于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他尽可以对那些“托派”在具体情况下的选择做不断的批判，那些错误或者说毫无进展的工作既可以解释为冷战格局下后革命氛围的必然，也可以解释为思想的混乱，这是完全他的民主权利。但由此发散出去，超出了现实的情况又不做考察，那么遇到的只能是“魔鬼学”的臆想。

如果在此孤立地认为本文是对阳教授本人的攻击以维护托洛茨基神学，那是完全不能理解魔鬼学与神学的一体两面。阳教授的问题绝非个人现象，而是集体现象，正如这篇文章中大多数批判的观点在近百年的历史中，皆非首次、原创性出现，共同点是背离了基本学术态度和基本原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个人都会复读，但是落到实处完全不简单，能否贯彻唯物主义的思想并保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学术态度，是每个学者的必修课。在这里，也只能为那些抹黑托洛茨基学说的人打不及格，他们不是基于原文和社会经济历史进行驳斥，而是各种来路不明的二手文献。这样的一种魔鬼学，同样出现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抹黑和上个世纪老左派知识分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抹黑，只是托洛茨基的魔鬼学直到今天仍在愈演愈烈。

zak

作者：朝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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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纯粹工作意义上的“个人独裁制”并不与社会主义民主向对立，尽管它们有时相互也会相互矛盾，但劳动者仍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通过苏维埃机构，将有害于社会主义利益的管理者撤下，但总体还是可以看出巴黎公社式民主的痕迹，而这是与斯大林时期单人管理式的一长制所完全不同的。

我怎么感觉没什么区别啊，说是这样说，执行起来的时候似乎都没有区别……

还是公平

这两拨人的口水之争已经成了纯粹的家长里短，权当看故事，会毫无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