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褐 —— “社会主义者”的联合

zak

很少有人知道，在魏玛共和国晚期，德国共产党与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起反对庸俗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合作的最好例子之一是80年前运输工人的罢工。

1932 年 11 月，国会议会选举前两天。数百名共产党人和国社党人游行到柏林舍恩贝格区的主要街道。但他们没有互相跑到不同的一边，而是并肩支持柏林运输公司工人的罢工。

尽管宣布罢工，但一些司机、售票员和车站工人仍在维持火车的工作。40号电车正在逼近，人群高喊“罢工破坏者！”，“打倒叛徒！”。护送前后电车的警察首先向空中开枪，然后，当激进示威者袭击时，他们开始向人群开枪。

但不仅在舍讷贝格，本周五在柏林其他地区，国社党和德共活动人士联合袭击了试图保护“罢工破坏者”的警察。为期五天的罢工起义血腥高峰被称为“红色星期五”——这一天带走了四条生命。
在接近内战的情况下，到魏玛共和国结束时，选举前一周的这种力量平衡并不罕见。数百人在1932年的街头骚乱中丧生。然而，与当时国社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典型战斗——手枪、刀子、肉搏战——不同，城市交通工人的罢工引发了另一个被遗忘的历史篇章：国社党和德共的破坏性联合工作，导致了德国魏玛民主制度的毁灭。

根据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的说法，柏林运输公司工人的罢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因为这次罢工的组织者是国社党和德共的工会。发起人是德共在柏林的负责人沃尔特·乌布利希——未来东德的领导者和约瑟夫·戈培尔——纳粹党的“高莱特”。

公关人员克劳斯·莱纳·罗尔在书中描述了这种集体合作的结果：“接近对手。” 1932年柏林BTP罢工中的共产党人和民族社会主义者。民族社会主义工厂小组组织（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NSBO）的代表被接纳为这次罢工的领导。他们参加了关于如何打击罢工破坏者和警察的讨论。

柏林人可以在街上看到国社党人和共产党人，他们冷静地合作，筹集资金资助他们组织的罢工。对于大多数同时代人来说，“褐色”和“红色”的联合工作并不那么令人惊讶。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支持者经常在小型罢工以及1931年普鲁士公投期间合作。 “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摧毁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德共在撒克逊议会的代表库尔特·阿尔弗雷德·辛德曼公开表示。

奇怪的是，选民并没有因为这种街头互斗和反对与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是衰落的魏玛共和国的最后支柱）合作的行为而感到尴尬。在 1932 年 7 月的国会选举中，来自 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37.4%）和 德国共产党（14.5%）中的红与褐的社会主义者共同获得了所有选票中的一半以上。

“现在我们必须上台，摧毁马克思主义。不管怎样！”——9月，戈培尔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但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并不想任命胜选者希特勒为总理。新的选举显然将在11月初举行。

阿道夫·希特勒和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面临着在哪个选举阶层获得更多选票的问题。根据专家克劳斯·莱纳·罗尔的说法，“两党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阶层是反对派的支持者。台尔曼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打入希特勒运动的阵线，就是不可能的”。早在五月，他的座右铭就是：“如果发生罢工，接受民族社会主义者加入罢工委员会。”

1932年秋天的罢工有很多原因。当时，总理弗朗茨·冯·巴本希望通过削减工资来减少失业人数。他废除了关税法，引发了一波罢工，包括德国第三大企业BTP。社会民主主义公共政策的典范项目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了巨大损失。28400名员工中有近6500人被解雇，或减薪六次，或工作时间减少而没有补偿。它被称为无薪假。毫不奇怪，当BTP领导层在1932年10月再次试图降低工资时，工人们的反应很愤慨。然后，负责任的工会同意将工资减少 2 芬尼，而不是按计划减少 32 芬尼，这无济于事。

共产党人是第一个跳上火车并要求对罢工进行投票的人。国社党人很快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包括民社工厂组织。戈培尔说：“我们参加罢工会吓跑许多公民。然而，这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这些公民可以回来，但是一旦工人丢失，就不可能再回来。”

11月2日，14471名工人投票支持罢工，只有4000人反对。根据授权工会的章程，2/3的多数，虽然还不够，但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晚上，乌布利希和戈培尔下令动员党内的同志并划分罢工地点。所谓的防止大规模罢工组织本应阻止那些想工作的人参加罢工，但这当然没有完全成功。尽管试图防止骚乱，罢工者还是拆除了电线，建造了路障，并在上面浇上了液体水泥。利希滕贝格区BTP第24电车厂的革命工人自豪地给莫斯科的《真理报》写了一封信，“作为与你密切联系的证据”。

双方的领导层，通常是彼此冲突的政党，都认为这个不寻常的联盟没有错。然而，关于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合作的不受阻碍的猜测，此前，学者们认为德共与国社党的成员经常更换阵营;据称，甚至部分冲锋队也是由前共产党人组成的。但是，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合作的理由是褐色和红色的成员都服从的党的纪律，共同“反对资本主义”。

周五上午，局势升级。 在 Belziger Strasse、Rudolf Wild Square 和 Martin Luther Strasse 的仓库前，共产党人和民族社会主义者动员数百名罢工者冲击警察。 警方以自卫为由，多次向人群开枪。

在冲锋队和德共总部，罢工者封锁了道路，砸碎了公共交通的挡风玻璃，殴打了司机和售票员。当天，在271辆有轨电车中，有165辆严重受损。“罢工工人转向对罢工破坏者的积极恐怖，”——戈培尔写道。随着黑暗的到来，交通完全停止了。

然而，那天晚上，很明显罢工者失败了。罢工没有增长。由帝国铁路控制的城市列车仍在运行。因此，柏林的秩序并没有停摆，戈培尔和乌布利希的希望也没有达成。最重要的是，总理冯·巴本威胁要动员所有“国家的保护手段”，并让整个柏林的警察参与进来。而希特勒为了假装他想合法取得总理的位置，当晚限制了冲锋队的行动。

民社工厂组织仍然领导着罢工，但暴力事件显著减少。在BTP签署了第一批无限期裁员协议后，他们废除了失业救济金的权利，罢工势头开始减弱。“运输工人将‘要求归还’”，一名德共活动家发誓。周二早上，有轨电车、穿梭巴士和地铁照常运行。

zak

https://zhuanlan.zhihu.com/p/601309464

转载时有改动

wzh

当时戈培尔笔记说的很清楚
纯纯为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度罢了

zak

“黑夜中的大火炬”恐怕是最近网左里把台尔曼学的最有模有样的一个了，“台尔曼雄伟的形象”，永远在“大火炬”们的前方！

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90

zak

你们觉得在今天中国的全球化法西斯运动里有可能诞生像当年希特勒、戈培尔、墨索里尼那样的奇才吗？我看“希望”不大

远航一号

感觉这是反共史学家污蔑共产党的作品

魏玛共和国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整篇文章所说的无非是当时共产党与民社党（基层）共同参加、组织罢工以及袭击警察等。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没什么错啊

考虑到社民党右派的叛卖以及参与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共产党将社民党当作头号敌人毫不奇怪

魏玛共和国完蛋的根本原因，是德国资产阶级支持并培植法西斯，而不是什么德共与民社党基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过合作

zak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5-12 23:12
感觉这是反共史学家污蔑共产党的作品

魏玛共和国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你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可以推荐的？

zak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5-12 23:12
感觉这是反共史学家污蔑共产党的作品

魏玛共和国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

“共产党将社民党当作头号敌人”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命令，欧洲的几个共产党只是按步执行而已。

按照你认识的客观规律，核心国家资产阶级能够在不平等交换中获取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确保其无法组织起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力量，而这也成为了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泛滥的经济根源。

如果你认为第三国际的战略是正确的、符合马列主义的，或者你也可以说这个战略对其他国家共产党来说是错的，但正好符合当时德国的国情。那么请问，既然在你认识的客观标准下，魏玛德国也属于核心国家，那为什么这个核心国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能够保证多数都认同贯彻第三国际的“正确方针”呢？还是说你还认为社民党也是工人先锋队的一部分？（的确他有着占比最大的工人群众基础）

如果你说，按照客观经济条件，魏玛德国的工人必然多数跟着资产阶级政党走，也就是说先锋队再正确，也不能掌握多数工人。那么你至少分得清社民党和民社党反动程度的区别吧，民社党的主要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有工人那也主要是阶级跌落导致的、失业的、非熟练的工人，他们的阶级意识仍属于小资产阶级，而社民党的群众基础则恰好相反。你可以说当时德国革命事业是必然失败的，甚至你可以说以当时德国的特殊情况，资产阶级必然要支持并培植极右翼势力上台，实现它的利益最大化。那么请问如果作为当时行动中的先锋队，就算能够明智到如你一般洞悉客观规律，知道最坏的来临的必然性，那他是不是应该在必然性下争取最大的偶然机会，尽可能地寻求阶级力量对比的向左倾斜，哪怕只是尽可能延缓极右翼掌权？如果确实应该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应该首先争取工人的多数联合起来，至少能做到在保卫改良成果和现实存在的民主制因素这个议题上保持一致？把社民党当做头号敌人，同时也就意味着损害了与其掌握的大量工人群众基础的关系，不利于自下而上、自左至右地拉拢社民党内的可团结对象。

zak

节选自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第四章　斯大林派在联合战线问题上的盘旋 》


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左派幼稚病》，现在，这是一本最合时宜的书。此地我们且逐字地引证列宁说的一段话吧：“对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于它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对于共产党，在它的路线中适合时机的转换方针，与各种无产阶级的集团和各个工人的小雇主的政党成立协议和妥协，是绝对必要的。……整个的事情即在于为提高而不是降低无产阶级之觉悟，提高其革命的自觉，提高其战斗的和胜利的能力，我们才运用这个策略”。这段话，正是适用于现在德国的情形。

但是共产党采取什么步骤呢？日复一日地在报纸上反复申明它只能接受“直接反对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希特勒及其伙伴们”的联合战线。无可否认的，在无产阶级暴动的面前，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与希特勒之间，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俄国的经验就是这样，为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月暴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和科尔尼洛夫勾结起来；克伦斯基领导黑色百人团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骑兵，进攻彼得格勒；孟什维克拥护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而社会革命党则在保皇党的军官领导之下，布置贵族的暴动。

但是，这决不表示无论何时和在任何条件之下，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与希特勒都属于同一营垒。现在，它们的利益正在分歧。在一定的时候，摆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问题，不是保护资本主义社会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保护半议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制度以反对法西斯主义。拒绝利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的这种冲突，将是最大的愚蠢。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上这样写道，“以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为目的而发动战争，但是预先排斥在路程中转换方针和利用敌人间的利害冲突（不管怎样暂时），避免与可能的同盟者（不论怎样暂时、动摇和偶然）提携和妥协，那不是愚蠢而又滑稽的事吗？”在这里，我们仍然是逐字逐句的引证，我们在括号中加重的字也完全是列宁的。

列宁继续说，“要克服最顽强的敌人。只有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才有可能，而辛勤地、谨慎地和巧妙地利用敌人间的任何‘裂痕’，不管它是多么微细，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曼努伊尔斯基指导之下，台尔曼和雷梅勒作些什么呢？以其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对于联合战线的怠工，他们正竭其全力，拼命地接合这个裂痕——什么裂痕——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裂痕。

列宁教调我们利用“每个机会去取得群众的联盟，不管它是如何暂时、动摇和不可信赖，谁不能把这个记住在他的脑中，谁就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和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新学派的先知们，竖起你们的耳朵吧：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你们是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列宁所说的，正是你们这班人。答复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但是，斯大林派反驳说，没有对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克服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真实的吗？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但是相反的定则也同样是真实的：没有对意大利的法西斯的胜利，对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都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要资本还继续统治，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都会在各种结合中存在。因此，一切问题都约成同一的公分母：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但是，现在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发生动摇的时候，法西斯起来维持它。现在正是需要把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维持者束缚起来，而人们却告诉我们，必须首先结果社会民主党……这样我们就像一尾死鱼一样，为三段论法引入迷津。唯一可想象的出路，是在行动的范围以内。而行动的性质，不是决定于玩弄抽象的范畴，而是决定于各种活的历史力量间之真实的相互关系。

“啊，不是的！”官僚们喋喋不休的说，“我们将‘首先’消灭社会民主党。怎样消灭呢？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命令党的组织在某一定的时期以内征收十万新党员”。官僚们以简单的宣传代替政治斗争，以部分的计划代替辩证法的战术。如果阶级斗争的真正发展，在此时已把法西斯主义问题提出，成为无产阶级当前的生死问题，那又怎样办呢？于是叫工人阶级把背转向着这个问题；使他们镇静；使他们相信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只是一个次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可以等到以后让它自身去解决；法西斯实际上久已统治了德国；希特勒并没有什么新奇；没有惧怕他的任何理由；他不过简单地为共产党清除道路而已。

或者，这是言过其实吗？决不，这正是推动共产党领袖们的确切的观念。但是，他们并不时常由此观念推出其最后的结论。一与群众接触，他们则常常从最后的结论退回；他们混合各种各样的政策，迷乱了自己和工人；但是工人是要反对法西斯的，当官僚们有时企图把工人的真实愿望与他们的结论从两端接合的时候，他们总是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出发。

zak

节选自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第二章　民主与法西斯主义》


现在，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主要代表，它从工人中取得帮助，而法西斯主义则为小资产阶级所拥护。没有工人群众的组织，社会民主党是不能有什么力量的。若不毁灭一切的工人组织，法西斯就不能巩固地握住政权。议会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竞技场，而法西斯主义的体系则建基在议会主义的毁灭之上。对于独占的资产阶级，议会的与法西斯的政制，都不过是统治的不同机关，它采用何种机关，完全决定于历史的条件。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何种机关之被选择却有独立的重大意义，不仅如此，这对于它们简直是政治的生死问题。


当“正规”的警察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军事力量，及其议会的屏障，再也不足以维持社会于平衡状态时——向法西斯政制的转变便来了。经过法西斯的作用，资本主义使疯狂的小资产阶级，脱离阶级的和腐败的流氓无产阶级的队伍，以及无数为财政资本所驱使到失望和疯狂的人们蠢动起来。资产阶级所要求于法西斯的，是一种彻底的工作；一旦借助于国内战争的方法，它必须坚持下去以换取几年的和平时间。而法西斯则利用小资产阶级作冲锋车，压平它路上的一切障碍，来干这一种彻底的工作。法西斯主义胜利以后，财政资本将立刻地和直接地集中一切统治的机关和工具、国家行政的和教育的权力：整个国家机关和军队、市政厅、大学校、报纸、工会和合作社在它的手里，有如集中在铁钳里一样。当一个国家转变成法西斯的国家的时候，那不仅是表示政府的一切形式和方法，都要按照墨索里尼所安排的模型改变——在这个范围以内的改变，最后只演着极小的作用——而是表示：首先就是一切工人组织之被摧毁，无产阶级之被迫而陷于纷乱状况，一个深入群众的破坏无产阶级独立团结的行政制度之建立。法西斯主义的要点就在这里。


以上所说的与下面的事实并不冲突，即在某一定的时期内，一种介乎民主制度与法西斯制度中间的过渡政制，有建立之可能。这种政制包含着两种制度的特点；一般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为他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时之一个规律，纵令它们是不可调和的相互冲突。有些时候，资产阶级依赖社会民主党同时又依赖法西斯主义，即是同时发挥它那选举的和恐怖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后几个月存在期的克伦斯基政府，那时它一方面依赖苏维埃，同时又与科尔尼洛夫勾结。布吕宁政府也是如此，它恰似在两个敌对营垒中间的绳索上跳舞，以紧急令代替竹竿来维持其自身的平衡。但像这种国家的和行政的情况，在性质上只能是暂时的。这是表示过渡时期的特征，在这时期中社会民主党将近耗竭了它的一切作用，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又还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

......

几十年以来，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以内，利用它和反对它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坚固堡垒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工会、政党、教育和运动的俱乐部，以及合作社等。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合法范围以内，只有采取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这已为理论和经验两者所证明。而这些在资产阶级国家以内的工人民主的机关，对于工人阶级之采取革命的道路正是绝对需要的。当第二国际还在进行进步的历史事业的时候，它的工作即在于建立这些工人民主的机关。

扫荡一切无产阶级民主的组织，这是法西斯基本的和唯一的任务。这对于无产阶级是有某种“阶级意义”，抑或没有呢？高明的理论家，顶好对此加以考虑。在宣布法西斯主义的政制是资产阶级的政制以后——这是毫无问题的——赫尔希与他的主人一样，忽略了一件小事：无产阶级在这种政制之中的地位。他们以赤裸裸的抽象的社会学，来代替历史的进程。但阶级斗争，是在历史的领土上，而不是在社会学上的同温层进行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出发点，不应是些关于民主国家的抽象观念，而应是无产阶级的一切活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曾集中了无产阶级过去的一切经验，这些组织并且为着将来而准备无产阶级。


申言从民主到法西斯主义的转变，可以采取“有机的”和“逐渐的”性质，这不啻是说：不必需要斗争，也不必经过任何的骚乱，法西斯即可以不但剥夺无产阶级的一切物质胜利品——不但它的现有的生活标准，它的社会地位，它的文化的政治的权利——而且将剥夺它用以获得这些成果的基本工具，即它的组织。在这种辞令之下，所谓向法西斯主义之“不流血”的过渡，便包含了无产阶级之最可怕的投降。

......

布吕宁的专政，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一幅讽剌画。他的专政是动摇的，不可靠的和短命的。这专政不是表示一个新的社会平衡之开始，而是表示一个旧的社会平衡之初步的冲突。它仅为少数资产阶级所直接支持，它虽然为违反工人阶级意志的社会民主党所容忍，但又受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布吕宁能发下一些纸上法令的雷鸣，但不是真正的雷电。布吕宁能够在得着议会的同意之下解散议会，他将公布一些反对工人阶级的法令，宣告圣诞节的休战而又在其掩护之下进行一些密谋，解散几百次的会议，封闭几十家报纸，同希特勒相互通些不重要的信——他所能作的尽在于此。对于更大点的事情，他的手是太短了。


布吕宁不能不容忍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因为他直到今天还没有决定把政权交给希特勒，同时他自身又没有消灭这些组织的独立力量。布吕宁不能不容忍法西斯并袒护他们，因为他十分害怕工人阶级的胜利。布吕宁的统治是过渡和短命的统治，随着而来的将是大灾难。目前行政之能继续施行，仅因为主要的营垒还没有发动它们的力量。真正的战争还没有开始。它还是将来的事。在战斗之前，在各种力量公开地对敌以前，官僚专政的无力，充满了大风雨前寂静的一剎那。


那些瞎吹牛皮的笨伯，不承认“在布吕宁与希特勒之间”有任何的不同，实际上即等于说，不管我们的组织是存在或已经被摧毁，都是一样。在这种虚伪的激进辞句之中，隐藏着最卑鄙的怯懦；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免于失败！请留心读读从斯大林派法文杂志上所摘引的那一段妙文吧。他们把问题缩小成为：在布吕宁之下挨饿好些还是在希特勒之下挨饿好些。对于他们，问题只是在谁个之下挨饿。对于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去较好地死，而是怎样地去战斗和取得胜利。我们的结论是，较大的进攻战必须在官僚专政为法西斯政制所代替以前开始，即是在工人组织尚未被压碎以前开始。用展开、推进和加剧部分的冲突以准备着总的进攻。但为了这，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前途，首先就不应该在敌人离胜利还很遥远的时候，宣布敌人是胜利了。


问题的焦点即在于此，适合背景的战术之钥亦在于此；而这里又是行动的基础，决死的战争必须从此基础上发动起来。每个有思想的工人，尤其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给自己以适当的估量，同时对斯大林派官僚们所谓布吕宁与希特勒是一样的那种空洞和陈腐的辞句；必须彻底加以测验。我们答复说，你们胡说八道！你们无耻的胡说，因为你们害怕前面的困难，因为你们不敢迎向前面的巨大问题；战争还没有开始，你们就屈服了，你们就宣布：我们已经遭受失败。你们是在扯谎！工人阶级固然是分裂的，它为改良主义者所削弱，又为它自己的先锋队的动摇所混乱，但是它还没有被毁灭，它的力量还没有枯竭。不。德国无产阶级还依然是强有力的。倘一旦它的革命精力为它自身清除了向决斗场的道路，事变的进展将无限地超过那些最乐观的估计。



布吕宁的统治是一种过渡的统治。向什么过渡呢？不是向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即向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统治之所以是过渡的，因为双方营垒还只在为着决死的战争作准备。如果你们把布吕宁与希特勒等量齐观，这无异于把战争前的情形与战败后的情形看成一样，这表示你们预先承认失败，这表示你们不战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