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精神，一个真实的乌托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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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17 14:20:3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远航一号于 2024-3-17 23:04 编辑

一．「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之子？
「企业家精神」——似乎没有什么比这个东西更加资本主义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一切得胜者也总会在这个词上大作文章，大谈着「资本主义富于创造力的残酷与野蛮，击败了社会主义衰朽持重的平等与文明。」看上去的确如此，我们要感谢硅谷、感谢万众创新、感谢那些分时的东欧国企的新秀寡头——毕竟，就算他们积累了许多财富、扭曲了法治与民主、他们总归也为这个社会带来创造力，对吧？
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摄像一个没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是如何进步的。如果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老实的工人或者经历、办公室职员与退休老人，那这个社会确实没有什么变革的希望。熊彼特说的有道理，创新总归是破坏性的，总归需要那些感冒险的人，而对于创新这个社会现象，企业家就是那源头活火。而社会主义注定是没有企业家的，因为社会主义没有市场。八十年代以来，这些甚嚣尘上的企业家赞歌，幽灵一般地新自由主义的疆域上徘徊萦绕了几十年后，终于说服了那些欧洲的老市民党人与第三世界的老毛派：是的，没有创新就是左翼的原罪—— 对于后者而言，也就还能谈一谈先锋队的「创新精神」！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企业家」精神难道是资本主义之子吗？

二．「承担风险的创新者」：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理论
我们需要先思考这样几个例子：一个亿万富翁的后人依赖着自己庞大的资产，收获者丰厚的红利；一个靠操控地方政局获得垄断收入的寡头过着富裕的生活。我们在日常语言中也很难将这两者称之为「企业家」——当然也许上了人民企业家的称号，不过背地里恐怕我们不会这么说。我们只是说：他们是富人，而「企业家」似乎是留给一群更加值得尊重的人的。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呢？「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企业家」这个词。在西文之中，企业家最常见的两个表述是“entrepreneur”与“undertaker” （前者自然来自于法语，而后者则是英语本土词，不过德词之中的企业家“Unternehmer”构词法与英文中的“undertaker”完全一样，就不单独提及了。）而这两个词的本意，都是「承包人」的意思，更具体的来说往往是公共工程的私人承包者。这些表述起源于十七世纪的欧洲，那时在欧洲各国逐渐兴起的私人部门成为了民族国家权力扩张的帮手。因此，可以说，企业家这个概念的诞生与当时商业的发展不无关系。而且正是在那个年代，理查德·坎蒂龙第一次将「企业家精神」视为经济运转之中重要要素。可以说是他的作品《概论》首次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这个重要的概念。而他将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定义为「承担经济之中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早期的市场经济中，坎蒂隆承认了三类经济主体：(1)土地所有者，他们在经济上独立；（2)企业家，他们为获利而自担风险从事市场交易；(3)雇员，他们放弃主动决定以确保获得稳定收入的合同保证（即固定工资合同）……仔细研究他的著作，就会发现企业家是经济的核心参与者……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进行一切生产、流通和交换…..坎蒂隆的企业家是从事交易以获取利润的人；具体来说，他是一个在不确定性面前进行商业判断的人。（《企业家精神理论史》，Robert F. Hebert，Albert N.Link）
一些不高明的思想史读者可能会直接立下断言：「坎蒂龙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才如此强调企业家精神。」而这就意味着忽视他思想之中一个有趣的点，也就是：他并不认为企业家的定义中包括「拥有资产」：
坎蒂隆打破常规，强调企业家的经济功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实际上与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概念无关。企业家的行列里挤满了各个社会阶级的人。他甚至将乞丐和强盗都认定为企业家，只要他们敢于冒险（即面临经济不确定性)。然而，作为企业家并不排斥他的其他身份。（ibid.)
而这世上就成为了我们思考企业家的另一种可能提供了思想依据。不论是在中世纪的商业城邦之中，还是在古典雅典的商业活动里，都存在这种广泛的「出资者」与「商人」之间功能的分离：出资者会留在岸上，而商人出海冒险、以自己与船员的生命、未来的信誉乃至自由身来承担航海之中的不确定性，而最终的贸易利润也许是五五分成。这毫无疑问成为了17世纪企业家精神研究者的历史资源：「企业家」是那些敢闯敢拼、且最终行动有益于社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在爱上无功受禄的「出资者」。
我们估且不去梳理十九世纪的企业家精神思想史——毕竟这篇文章更重视寻找历史资源，而非梳理思想的必然——不过总体的规律无非有二（1）越是追求经济模型「数理化」的学者，就越是没法在自己理论中找到「企业家」的位置——这倒也符合逻辑，数学化往往意味着一个模型的均衡与无外，而且拥抱不确定性与机会的人。（2）更多的经济学家将企业家的本质定义为「出资者」与「拥有特殊技能的人」，而所谓的「企业家的超额利润」也往往被归入资本的回报或者才能的租金。不过到了二十世纪，美国的经济学家奈特与德国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共同重塑了企业家精神思想史的谱系。
我们着重来看下面两个人的作品。奈特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坎德尔的思路，将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归为「承担经济之中的不确定性」。而他最大的创见就在于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风险」(risk)意味着可以被用概率学和统计学评估，也意味着可以计入保险机制。因此，我们可以选择不「承担」风险，而是用保险的方式「规避」进行一个经济活动的时候所发生的风险。然而，「不确定性」(incertitude)是不可评估的：我们不仅仅无法知晓它是否会发生，可能连它发生的概率本身都存在未知的黑雾之中。那么这个时候，也就需要「企业家」(undertaker，承担者)了：他像一个远航的水手一般，对港口的乡亲们许诺「会找到新大陆的黄金」，而没有人知道这前面的旅途意味着什么，当他载着黄金归来之时，人们会多给他一份报酬。
奈特延续了前人的思考，将企业家的本质定义为「承担不确定性的人」；而熊彼特则指出了企业家精神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制造创新」。事实上，在熊彼特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企业家」本身会成为打破均衡的那个人，他让整个经济系统的未来变得无法预测，但充满可能性。事实上，他是经济进步的真正源头。而企业家精神需要的更多是意志力，而非仅仅是才能。或者，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审慎的风险偏好者」常能够带来新的可能性。
更具体的说，熊彼特将企业家定义为「给经济中创造一种新的组合」的人，这些组合包括:
(1)创造一种新财货或新财货质量; (2)创造一种新生产方法; (3)开辟一个新市场; (4)获取一个新供应来源和 (5)一种新的产业组织(例如，垄断的产生或破坏)。
而这一系列本身都是任何经济学模型内部无法预测的，以至于熊彼特会将这种创新称之为「破坏性的创造」——面对企业家的行动，社会总是猝不及防。
而值得注意的是，奈特与熊比特都强调：企业家并不一定是那个拥有资产的人，反之他更可能是一个借钱创业、白手起家的穷小子：
在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分离问题上，奈特采取了与坎蒂隆相同的立场。两人都同意企业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资本家一通常他必须拥有一些财产，就像所有财产所有者都难以摆脱风险和责任一样。两位作者都强调的一点是，无论企业家是否拥有资本，企业家精神的本质都不在其中。正如奈特所强调的，“引起[企业家]利润的唯一‘风险’是一种独特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行使最终责任而产生的，本质上它不能被保险、资本化或支付薪水。”(Knight, 1921:310) (ibid, 121-122)……熊彼特拒绝了这一观点。他认为，风险落在资本家或财货所有者身上，而不是作为企业家的企业家身上。尽管有不同寻常的意志和精力，熊彼特的企业家是一个没有资本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熊彼特站在克拉克一边，偏离了他的导师冯·庞巴维克，对庞巴维克来说，企业家显然是资本家，没有分离的可能。(ibid 137-139)
三．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精神（socialist entrepreneurship)
因此，在上述书里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为企业家精神做出如下定义：承担「不确定性」并最终为社会实现「创新变革」的人。而倘若这样说的话，企业家精神就变得广泛了起来，不再止步于所谓的「做生意的资本家」了。
那些带着科研团队研究高能物理或生物化学的学者；组建工会、通过社会团体的一个社区带来更好生活的社工；或是一个开源网站或者是免费平台的创立者，这些人又何尝不是「企业家」呢？而他们又何尝不是在承担着个人的声望风险、尝试组合经济要素实现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创新呢？这些人同样也是企业家(entrepreneur)，他们同样承担着风险带来的创新，而只不过是他们所得到的超额利润并不是金钱，而是声望、荣誉与个人成就感罢了。而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不再为温饱所困之时，也许这些比单纯的超利润更加珍贵，更加值得让人奉献一生。
因此，一种不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的「企业家精神」是可以设想的。更具体的说，一种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精神也是可以设想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指令性经济」之中确实难以孕育企业家精神。「弱预算约束」之下的企业大而不能倒，而创立新企业则要走通无数繁琐的政治程序、更依赖的并不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是寻租与关系的能力。这极大的限制了指令性经济之下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脱离了一种「社会创新转化机制」的学者很难产出真正行之有效能够带来社会进步的学术成果。如同科克肖特在《通往新社会主义》的捷克版序言原中提到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学家研究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替代方案，而苏联计划局则被新阶级所拖累，充满沉腐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共同断送的苏联计划经济改革的可能，最终让新自由主义以及其不切实际的休克疗法趁虚而入，断送了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反过来说，资本主义之中的企业家精神就得了到充分的活发吗？有多少心怀梦想、意志坚定、能力出众的创业者出生在贫民窟之中？有多少在万众创新的潮流之下摩拳擦掌、准备开创出下一个苹果公司的年轻人最终没有领到创业补助，反倒让那些有资源的人抢占了新机、资本主义埋没了多少莎士比亚，就埋没了多少哥伦布。可以说，与指令型经济一样，资本主义是一种野蛮的陋习，用无数天才的尸骨滋养着豪强的平庸。
因此，新社会主义者需要去设想一种「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一种容纳的了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主义。而这种新型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承担个人的声望风险，为社会带来创新，并在同工同酬的基础上获得声望剩余」。换言之，企业家不再能够占有属于社会的「公共财产」（commons)。企业家也许只可以享用「用益权」甚至仅仅是「使用权」——自由地使用社会财产来进行自我实现。而他承担的风险无非是他的「企业信用点数」：如果他多次投资造成了太大的社会损失，那么他的信用点数会不断地下调，以至于地方委员会将把资金批给那些信用点数更高的人——这对于一个渴望着创造与变革的企业家来说，恐怕是最为残酷的惩罚了。而这个思路，就是汉内尔在《民主经济计划》之中提到的那个方案——这位一生坚持着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美国经济学家所作的收官之作，让我感到受益匪浅：
新企业如何在参与型经济中诞生？在资本主义中，任何有进取心的群体都可以创办公司。在参与型经济中，任何有进取心的群体都可以创办新的工人委员会。在资本主义中，企业家拿出创办企业所需的资金。在参与型经济中，新的工人委员会在参与型计划过程中竞标启动所需的资源。如果他们提交的计划被接受，他们就可以开始了。否则就不行。他们不投入任何自己的 "资本"，也不享有任何权利或特权，这些权利或特权超出了后来被雇用的工人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权利和特权。我们可以称之为初始创业群体的人没有额外的财务风险，也没有额外的报酬。他们只是享受与他们喜欢合作的人一起创建一个新的工人委员会的好处，并在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罗宾·汉内尔，《民主经济计划》，133页）
四．企业家与自我实现：一个真实的乌托邦
事实上，这让我们似乎回归了企业家的本真面目——威尼斯或雅典的那些海商本身往往没有资本，只不过是那些爱上金主的打工仔，只得承担着沉重的风险又把剩余大半交给那些无功受禄的人。而社会主义中的企业家则与之不同，他并不需要承担过于沉重的风险——毕竟他的工资与其他的工人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选择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罢了——而他创造的利润也自然不能归功于他，而是社会的共同财富，而他得到的也同样珍贵、同样价值连城——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新技术、几千名公民对他的赞许与追忆、或者「人类的一小步」、一场令人回味的的冒险之旅。
这时不要拿什么所谓的「自私的理性人」来遮蔽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当人的「匮乏性需求」(deficient need)得到满足之后，自然会追求更为高远的志向、也就是「存在性需求」(need of Being)。这些自然建立在众人皆得温饱、企业家不再是为了生计而冒险，而是为了自我实现而冒险的社会之中。这貌似是不可想象的、乌托邦的、不切实际的，但总该是一个让我们心向往之以至于动身前行的追求。
而在文章的最后，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新的企业家精神，那我想大概就是《自我超越：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新理论》之中作者引述的那一句话：
在稳定的基础之上开始一系列勇敢的冒险，人生的最好安排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