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伯里克利 —— 为什么要推行全民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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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遍且无偿的转移收入：何为全民基本收入
什么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它能够解决当前我们的经济困难吗？它是通向更公正社会的一条道路吗？我想，当听到「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计划之时，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全民基本收入」就是向全民无偿性地发放一笔固定的定期资金补助。举例来说：每一名公民不论贫富，不论是否在工作与否，都可以从政府拿到一笔二千元的补助，以保障他作为一个公民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因此，最严格意义上的「全民基本收入」有三种要素：无偿性、普遍性、资金补助。
「无偿性」意味着我们并不要求收入领取者符合某种条件——在许多国家申请生活保护，意味着需要证明自己的贫困、甚至证明自己在努力找工作，而全民基本收入，并不审核公民的这些要素。「普遍性」意味着不管贫富、性别种族的差异，都有同样的权利得到同一笔资金——这边不同于弗里德曼提到的「负所得税方案」，因为「负所得税方案」只面向贫困线之下的公民。而所谓的资金补助，就把「全民基本收入」与瑞典式的「普遍式福利」区分开来——瑞典的一系列全民基本服务，诸如免费医疗、教育经费等等，也会平等的普发给每一名公民，但却体现为直接提供的物资，而非可供公民进行消费选择的资金，而「全面基本收入」把这笔资金的使用权交到了公民的手上。
可以说，这项政策似乎与「多劳多得」之观念发生了冲突，甚至有些令人费解：富人明明已经如此富了，为什么还可以拿到这笔收入？无条件的发放福利难道不会养懒人吗？以至于「全面基本收入」这一方案，似乎像是一名书斋经济学家提出的：在他眼里，可以用全民基本收入削减福利机关，还可以促成真正有效地再分配；至于这个政策背后的伦理意义，他是不关心的。
而事实并非如此，「全面基本收入」有着坚实的伦理学基础。
二．生存权、社会所有制与团结：全面基本收入背后的伦理学
首先，「每一名共同体之中的公民都有权利成为一个充分意义上的人、都有权免于冻馁之苦、都有权生存乃至全面发展。」换言之，他并不会因命运的残酷或者自身的选择，而坠入非人的境地。当前的社会之中，一个平常的无产阶级——包括所谓的蓝领，自然也包括知识劳工——也许会因为一场小病、一次错误的投资、或经济波动，就陷入赤贫甚至绝望的境地之中。这会无端让许多社会之中的成员被抛出在社会之外，成为现代的流民。而且很多发达工业社会，诸如英国和美国，一名要去领生活保护的穷人多会受到福利部门残酷的刁难与羞辱；而他想要的，也许仅仅是生活所需的一些基本物资：
我开车到买得省超市，在客服部领取我的食物券（上面再次列出我贫乏的食物选项），然后开始名副其实的省钱购物。我得到一品脱牛奶、一盒谷片、一磅绞肉，以及一罐四季豆，我想最后这两样可以用来做一锅墨西哥辣肉酱，或至少可以把豆子再炒过做辣豆子酱。还好，当我在收银台要求把四季豆换成烤过的豆子时，女收银员没有刁难我就让我换了。我想跟她说谢谢，但她却把视线移开，漫无目标地看着别处。总结下来，我花了70分钟打电话加开车，再扣掉2.80美元的电话费，才终于获得价值7.02美元的食物。换算一下，等于时薪3.63美元。艾伦瑞克《我在底层的生活》
这涉及到尊严的问题，倘若「现代社会」让我们被迫在尊严与生存之间做选择，那恐怕这枉称现代社会。而如果有人会反驳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社会之常态，那我想说：这种常态恰恰是对于人类之可悲最好的写照。因此，我们作为社会的公民、尽到了对这个社会的义务，就有权利有尊严的活着，而对此不需要理由。
其次，「社会之中的自然资源以及生产物资，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财富」，它的租金应该属于全体人民，而非少数资产阶级。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谈到的「公共财」(commons)的意思——自然资源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生产资料是此前剥削劳动所得的产物。而对于一名左翼而言，洛克式的「用劳动标记产权、跑马圈地式」的私有产权观念，在今天看可以说是滑稽的。因此，用于发放「全民基本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资金，也许可以来自于对整个社会之中的资本租金征收的「资本税」。对此，我们绝不能像日本今天那样，让普通的居民来承担沉重的消费税，又拿着普通公民的血汗钱假惺惺的发福利。
而最后一点，也就是「全体公民应当是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至少在伦理学意义上，「全民基本收入」并不是在劫富济贫——这个工作要由累进式所得税与资产税来完成—— 它是共同体之中每一个成员都享有的权利。也许富人并不需要这一笔收入，但他们作为共同体的成员，自然有权利获得之。那就更不用说中产阶级了。事实上，在当今很多逐渐新自由主义化了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所谓「财政再分配」变成了「因为无力向富人征税，于是向中产阶级征收沉重的税负来供养无产阶级」——当然，如果考虑到消费税的话，其实无产阶级的税负一人比富人要更加沉重。这毫无疑问造成「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让中产阶级成了福利国家的受害者。而「全面基本收入」之中，中产阶级所上缴的税款恰好可以被他所得到的全民基本收入补偿。而这将团结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让他们知道：彼此其实同样是一无所有的人、也同样可以得到整个世界。
「生存权、社会所有制、团结」便是全民基本收入最坚实的伦理学基础。当然，一些欧美社会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同样会鼓吹他们版本的「全面基本收入」。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全民基本收入来代替庞大的福利机关，让公民免于官僚机构的监察。对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庞大的官僚机构全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缺乏必要的再分配维度，甚至是「食利者之安乐死」的进程，那么「全面基本收入」就尚未完成其最重要的使命。
行文至此，我谈到的这些主要是「全面基本收入」的伦理学基础，也就是这项制度本身背后的直接「目的」。当然，这个制度其实还可以为作为「手段」为这个社会带来其他的好处。
三．「消除贫困、经济繁荣与工运的复兴」：全民基本收入的社会效果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或者从财政学的视角来看，它是一种「转移性支付」。事实上，它是转移性支付之中最好想象也最为简单的一种形式。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将领带回异国的财宝分给罗马平民，这与全民基本收入背后的逻辑与功能相差无几：这些财富是城邦共同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分给平民可以让他们生活的更好。
因此，倘若我们实行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譬如说依据当前的最低工资标准，给全体公民每个月固定发一千到二千元人民币，那么可以说贫困问题将被消灭。首先，这个数值对于一个完全不工作，在此基础之上并不会有额外收入的人来说，依然足够温饱，甚至在一些三四线的小城市能摸到体面的边缘。而倘若他们在有了一份工作之后，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体面的生活。而那些因为疾病被迫离职的年轻人、念不起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想要追求艺术梦想却苦于现实的画师与作家，乃至那些在农村贫困地区挣扎着的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这一切并不需要一个庞大的福利机关来审核每个人的资质，只需要由中央银行向每一个普通居民的账户里打上一笔钱就好了。而后，贫困问题大体就得到了解决，且并不会出现所谓的返贫问题与资源浪费。当然，我们不能说发放「全民基本收入」就算彻底一劳永逸了，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渔，真正有效的扶贫工作依然依赖于公共教育与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也可以采用所谓的「全民基本服务」来实现，同时适量减少全民基本收入的偿付量。
而在实行了这样的再分配政策之后，我们当前的经济也会进入更繁荣的轨道。为什么呢？众所周知，所谓的「指令性经济是短缺的经济，而市场经济是过剩的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会持续创造出需求与供给的缺口，造成经济危机的风险。这归根结底源自于马克思所谈到的「剩余价值原理」——工人的工资被系统性的压低，而转变成资本家收入，导致工人无法购买得起自己生产的产品。而在工人购买力因为贫困被压低的同时，资本家的购买力却也持续不足——毕竟就算一个穷奢极欲的富豪，一年也花不了一百个亿。因此，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是无法被弥补的，要么采用传统的基建凯恩斯主义——也就是「政府购买性支付」在创造更大的浪费的同时，让参与公共工程的工人得到一些滴涓的财富；要么就采用所谓的「全民的量化宽松」（QE for Everyone)或者其他直接向居民的转移性支付，直接让那些购买力被压制的工人拥有更多的购买力，弥补供给与需求的缺口。而「全面基本收入」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向居民转移支付的固定收入将极大的释放内需，导致强劲的乘数作用：工人购买商品—>商品价格上涨刺激厂商扩大生产—>雇佣更多工人—>领到工资的工人购买更多商品。这个过程中自然会有需求主导通胀的危险，不过在今天这个长期通缩的经济萧条期，这样的忧虑恐怕有些奢侈了。
而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极大的提高工人的谈判能力。
埃瑞克·奥林·怀特指出，「工人运动」的力量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维度来衡量，也就是「结构性力量」与「组织性力量」：
组织性力量是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和政党。与之相对应，结构性力量简单说就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一种力量。怀特进一步将结构性力量划分为两种子类型：我们称第一种子类型为市场谈判力量（marketplace bargaining power），它是直接源于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的力量。我们称第二种子类型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workplace bangaining power），它“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贝弗里·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而且这里面，「全面基本收入」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人的「结构性力量」，特别是「结构性力量」之中的「市场谈判力量」（marketplace bargaining power）。这一点背后的逻辑，如果各位听说过马克思的「失业预备军」这个概念的话，就会很好理解了。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博弈往往力量对比悬殊。资本家有无数种办法来压制工人：苛扣工资、排挤、打压、羞辱、辞退等等；而工人的反制手段——倘若没有工会的话——只有一种那就是「辞职」。而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的，便是「失业者预备军」。因为持续存在的失业，资本家并不害怕工人的辞职，因为门外有十个人等着接班。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所拿到的工资往往是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而失业往往就意味着「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上。倘若把这种逻辑推到极端，也就是说：工人因畏惧失业之后冻饿而死，完全不敢脱离工厂，那么这也就「异化」到了与奴隶制无异了，正如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之中所说：
造成当今的人不自由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饥饿这个经济威胁，它迫使人接受他本不愿接受的工作条件。只有当这个因素消除了，每个人才会像自由而负责的人那样行事。只要资本的所有者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只有”命一条的人，就不会有自由，因为后者没有资本，除了资本家提供的机会，他无法找到其他工作。
而事实上，全民基本收入可以终结「异化」。
异化，毕竟是人沦为物的悲惨境地—— 人与人彼此的联系被打断、人与他造物的联系被剥离、人的劳动变得毫无意义——最终，人变成了某一种纯粹的商品。这一切的背后都源自于整个资本市场已死亡相威胁：工作还是死亡？这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了。然而「全面基本收入」可以让一个工人坦荡地对资本家说不：我拒绝你工作环境恶劣的工厂、拒绝那聊胜于无的收入、拒绝你的趾高气昂与对工人的傲慢，因为我有「全民基本收入」，我可以在失业期间从容地去寻找下一份更好的工作，而不必「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而这意味着所有的企业不得不提高工作车间的环境、提高员工的待遇、甚至给那些呼喊着「自治」的工人以「自治」的权利。一言以蔽之，全民基本收入的真正落实，将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逆转。
而这也是在今天呼吁「全民基本收入」最根本的原因。喊出「生存权」的名号、让基本收入成为如同空气与水一般自然的权利，将会成为打入资产阶级心脏的一支致命的楔子，也将会成为通向新社会主义的坚实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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