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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I/ISA成立50周年:我们建立战斗性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的斗争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4/04/21/45027/ 21 4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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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e Johansson 社会主义替代(ISA瑞典) 工人国际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于1974年4月20至21日在伦敦的Mother Red Cap酒吧的楼上成立。据说马克思曾经常光顾这间老酒吧,该酒吧在1980年代重建,讽刺地更名为“世界之尽头(World’s End)”。CWI的成立恰好是在50年前,其雄心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播下革命性工人国际的种子,这样一个新的国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资本主义。 本文聚焦于推动CWI成立的思想和条件,我们今天仍然值得为了这些继续奋斗。 传承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要重新连结到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最佳理论和政治遗产。俄国革命完全堕落后,而且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控制的第三国际也未能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来阻止希特勒的崛起,并帮助西班牙革命走向胜利。基于此,托洛茨基为建立一个新的第四国际而斗争。 CWI的成立,意味着在理论上与那些同样自称托派的其他团体进行对抗,这些团体在以下方面犯有触及根本的错误:无批判地偶像化具有个人魅力的殖民地革命领袖、缺乏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以及把学生和知识分子视作新的先锋力量。 斗争主要是基于英国工党内部围绕《战斗派(Militant)》报纸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团体,当时主要的理论家是格兰特(Ted Grant),他是自1930年代以来活跃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其年轻成员在1970年赢得了当时规模小但迅速增长的英国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LPYS)的多数席位。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令我们可以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与个人建立联系,这些人通常活跃在各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中。 瑞典的同志在1973年9月发布了马克思主义报纸《进攻报(Offensiv)》的第一期,并且已经在线牵描述了我们如何在1972年的SSU(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联盟)大会上与来自LPYS的两位英国访客取得联系的。当时SSU的右翼领导层与来自左翼的批评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在伦敦CWI成立大会上,我本人是来自12个国家的46名参与者之一。我代表了瑞典北部的一个小团体,在与战斗派的同志们进行了密集讨论后,我们与这些思想产生了共鸣。事实上,我们当时唯一的刻字印刷的杂志《进攻报》从一开始就在全国各地激进的SSU组织中受到了积极反响,即使在社会民主党的基层上也是如此,这也极大地促使我们加入了CWI。爱尔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其他参与者也有类似的背景。 甚至在CWI成立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世界各地吹拂的激进之风的强烈影响,这些激进之风源于中国、古巴和许多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革命战争、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新的巴勒斯坦抵抗。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革命给人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随后是整个欧洲大规模的劳工罢工。在东欧,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1970与1976年波兰的工人罢工也动摇了斯大林主义政权,这些罢工要求的是民主自由,而不是资本主义。 1968 在社会民主党左翼内外,当时关于通过改良还是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辩论非常激烈,同时辩论的矛头还指向主导越南运动的毛主义,以及对于工人运动持宗派主义态度的新左翼。 CWI是1968年的产物,在那个时候,世界似乎正在走向于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就在CWI成立后四天,年轻军官们推翻了自1926年以来统治葡萄牙的军事独裁政权,三个月后,统治希腊的十年军政府也倒台了。在举行会议的英国,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和一场胜利的矿工罢工后,右翼的保守党政府在选举中下台。而这场罢工公开提出了哪个阶级应该“管理国家”的问题。 同时,1973年9月在智利发生了针对左翼的致命政变。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左翼政府的倒台为需要革命性和国际组织化的政党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论据。面对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破坏一切社会主义运动时,这些政党敢于引领革命性解决方案。 战斗派 但正是通过与英国战斗派(Militant)团体的接触,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年轻社会主义者能够得到托洛茨基主义经典著作的指引。我们总体上确信,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对战后发展和战术定位,战斗派的解读比其他左翼团体(包括那些也自称托派的团体,例如我们之前已经接触过的法国托派弗兰克[Pierre Frank])更为正确。 核心结论是,我们意识到没有国际视角、纲领和政策的话,就不可能改变社会;而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解释的那样,正是因为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角色,有组织的他们能够在阶级斗争中团结所有被压迫者,击败资本主义,并引领人们走上具有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延伸阅读:[color=var(--td_theme_color, #4db2ec)]评第四国际(1970),作者:泰德·格兰特 CWI的政治路线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先驱时期。而在这一时期,大多数社民党领导人背弃了他们以一切手段反战的承诺,而是团结起来支持“本”国的政府。这促成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的到来,而该革命也是世界大战结束的开始,也促使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导共产国际的成立。但在德国革命失败和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沦为俄国反革命官僚的外交政策工具。我们接下来想把这条线索,与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及其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第三国际的彻底堕落联系起来。这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组建一个新的、第四个马克思主义国际。 CWI的成立也代表了格兰特和战斗派对战后分裂托派的主要争议的立场表达。 欧洲在二战后也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但却以托洛茨基始料未及的方式被转移了。首先要知道,希特勒对苏联的野蛮进攻意味着对反纳粹战争成为了最重要的事项,之后红军的惊人胜利既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巩固了斯大林主义。这一开始是红军在占领的国家建立一系列以斯大林苏联为模型的新国家,与此同时,毛泽东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即将在中国击败国民党。 斯大林主义者起初袒护斯大林苏联与纳粹德国之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他们也不得一百八十度政治转变,在反对德国占领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的西方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也因此威望提高。莫斯科在没有驻军的情况下无法像在东欧那样控制西方的革命浪潮,但是,战胜纳粹德国的政治影响在战后被利用,与西方列强的默契下转移、遏制了西方的革命浪潮。 格兰特也比其他人更早意识到,受冲击的资本家在战后将被迫依靠社会民主主义,并允许进行一系列社会改良来加强它。这是一种依靠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反革命,而非其他托派以为的军事独裁、镇压和波拿巴国家机器。这也为新一波资本主义经济上升期铺平了道路,成为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的主导趋势。 其他辩论涉及东欧新政权的阶级性质。资本主义被废除了,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那样发生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而是新的畸形工人国家。它们从一开始就处于官僚独裁统治之下,拥有与俄国相同模式的官僚自上而下的国有工业。但这些国家并不像苏联那样是堕落的工人国家,因为它们不曾是民主国家。它们也不像某些所谓的托派团体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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