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金的立场说起

御姐脚上袜

　　最近论坛上讨论过巴金的立场。巴金早年同情革命，文革中写了《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这样的作品，文革后又开始“反思”文革。他自己到底是什么立场？我比较赞成这样的说法：

　　“巴金在思想上接近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真正的认同和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候会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对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推动。但小资的狭隘性使他们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完全以自己为中心判断对错。”

　　一

　　我觉得巴金的情况是有一定普遍性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左翼文学家、艺术家，大都不是出身工人农民，像巴金一样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应该是大多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这个时候，他们本身的立场，和历史进步的趋势是统一的。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有高度的艺术性，而且有高度的思想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从土地改革，到三大改造；从三面红旗，到四清运动；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革命形势越是深入，他们就越是不能理解——当然，大多数人主观上是想理解的，但是思想实在跟不上趟。不要说他们，连共产党内部，毛泽东都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何况这些文艺界人士呢！——这样一来，就严重影响到作品的思想性。尽管他们的艺术技巧比建国前又有进步，但是整体的创作水平却下降了。

　　与此同时，一批出身工人农民的艺术家，正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在五星红旗下冉冉升起。与老一辈艺术家相比，他们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在思想性上是一大优点；但是艺术技巧却是大大的弱点，是他们有待提高的地方。等到他们在艺术上成熟了，改革开放也就开始了，他们的作品又变得不合时宜了——何况“朴素的阶级感情”也要接受时代的考验。在毛泽东时代大为吃香的阶级感情，在邓小平时代还能不能保得住呢？这是一个问题。

　　二

　　有人说：民国时代，文艺界群星璀璨；但是，星星们到了新中国就全部蔫巴了。由此得出结论：民国的文艺政策好，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不好！这就叫不善于分析。

　　我觉得问题在于，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存在”的变化实在太快、太猛烈，以至于“社会意识”总是被社会存在拉着跑。然而，大型文艺作品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艺术家成长需要的时间更长），却又要求社会意识在一段时间内的相对稳定；这就和前三十年中，社会存在以致社会意识的急剧变迁形成了矛盾。难道要历史放慢脚步，给文艺创作留够时间？不可能的。

　　三

　　有人说：巴金文人无行。他的文字功底，就好比妓女的色相，再好也没用。我觉得与其在这里谴责巴金，不如拿巴金（和其它老一辈艺术家）作为镜子，照一照我们自己。

　　巴金出身小资产阶级。我们这里的网友，有多少人不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呢？也许你家上一辈、上上一辈是工人农民，也许你以前是工人农民，但是你现在的阶级地位，还是工人农民吗？有多少人像先进微电子的工人那样，走投无路，只能罢工呢？

　　就算你现在还是工人农民，你也不可能不受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为你一天到晚都在跟它们打交道。区别只在于你是不是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而已。

　　今天，尽管我们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甚至受它支配，然而我们仍然是左派；但是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像巴金一样，被时代的潮流抛到了后边，摇身一变成了“右派”呢？当着革命高潮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被革命群众的行为吓破了胆，一等高潮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大写“反思”文章？到时候会不会有人说：你们也能当左派，只是因为那个时代太右了？泰山之所以显得高，是因为周围是华北平原；把它移到黄土高原，泰山就什么也不是？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本身不理解革命，只是认为“越左越好”，结果变成了“左”倾分子。但是“左”倾和右倾一样，同样可以给革命造成重大的损失。《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有些地方对孔子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也可以说是有“左”倾倾向。归根结底，是因为巴金不能够善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把握不好评价孔子的“度”，于是只好把孔子写得坏一些、反动一些，对他的评论严厉一些，以求“政治正确”。

　　我觉得巴金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就要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身上的非无产阶级因素，这样才能避免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不要让现在的左派分子，成了未来群众的尾巴。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斗私批修”不应该结束，“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应该结束。在资本主义日益复辟的今天，它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