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汉奸

反毛者乃畜生

汉奸，国之贼也。中国历史上，汉奸危害之大、之深，无不令人惊心。因此，对汉奸卖国贼，人民历来是痛恨、痛打的，最著名的汉奸秦桧，至今还跪在那儿，汉奸是不能起来的，汉奸要是起来了，那我们的民族就要跪下了。毛泽东主席在对于汉奸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在各种场合表达了这种态度以及对于汉奸应该采取的措施，今天读来仍如警钟长鸣。

1917年，毛泽东作《心之力》一文，文中多次提到汉奸，“有德者心力难济，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神器私用，贪腐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则国力日衰，国力衰则国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内可诱发天在兵祸，朝代更迭，官僚、商贾、农工、学者尽难免沉沦;外可诱引强盗来犯，到头来看，国贼、汉奸、军民、学生均家破人亡。 ”“ 太多国耻未雪，蛮夷、豺狼、凶魔纷沓而至，国民皆因腐败汉奸、军阀、买办所欠洋人无尽之亡国债务而自危。国债深陷，物价飞涨，民众食宿艰难，灾厄连连，何日可止?今满清鞑虏虽败，可恨国、政、经济均被愚昧独夫、洋奴把持，国民心力沉疴羸弱，蛮夷恶敌肆意分割、吞并华夏，万民为奴，国资殆尽。”“心力变新、强健者首应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惩治卖国、汉奸、洋买办之洋奴愚众，明戒不义浮财绝善终。” “中华古国之敌皆为西方邪恶之魔盗与汉奸，万勿混淆。”“留学列强之同胞须警惕邪魔强盗对我正义灵魂之误导、侵扰，则各类洋奴、汉奸将无处安身，中华栋梁亦生自主自强之睿智。”“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 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农林之福祉，兴大国工业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 ”

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指出：“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无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林伯渠受毛泽东、朱德之托，代表中华苏维在陕西黄陵县黄帝陵举行祭陵仪式，宣读了由毛泽东撰写的“祭文”：“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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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指出“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毛泽东主席于1937年7月23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文中指出：“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在需要实行的“办法”中指出：军队方面要“肃清军队中的汉奸分子。”政治机构方面要“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外交方面要“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国防教育方面，要“禁止汉奸的宣传。”经济政策方面，要“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

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宣传部门写了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个提纲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提纲提出十大救国纲领，其中在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中要求：“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在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方面，要“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还有单独一条纲领为：“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提纲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投降妥协的汉寻理论，同时也应该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无法战胜日寇的民族失败主义。”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在延安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的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毛泽东在回题贝特兰关于政治上的必需条件时指出：“第六、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在关于八路军的政治工作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在回答关于投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在关于民主制度的问题时指出：“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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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中上旬，上海、太原失陷。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片面抗战可能的三个方向：“第二个方向，结束抗战，代以投降。这是日汉奸和亲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第三个方向，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这将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阵线的阴谋诡计的结果。他们正在策动这一着，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在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时指出：“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仅仅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分子是坚决的。”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许多人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面，毛泽东于1938年5月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游击战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其中多次涉及到汉奸问题。在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时讲：“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没收一家商店。”在论述战略防御问题时指出：“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是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是为了协助作战，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在论述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时指出：“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

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著名的演讲《论持久战》，指出“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寻方面，人人得而诛之。”在预测战略相持阶段的情势时，毛泽东认为“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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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明确了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报告中要求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不可因为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确定了的方针。但是在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青年群众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精彩演讲，关于革命的对象问题，他指出：“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在谈到革命的责任时指出：“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在湖南平江制造了“平江惨案”，屠杀了6名革命战士，8月1日，在延安追悼平江惨案烈士的集会上，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悲愤地说：“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应该罚什么人呢?应该罚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同志们还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订。毛泽东就此于1939年9月1日对新华日报记者作了“关于国际新形势”的谈话，在谈到中国的前途时指出：“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接受了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采访，在回答记者关于国民党的“限制异党”问题时，指出：“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

1939年冬，毛泽东与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了一本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对象一节中，指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一节中指出：“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了日寇，变成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一节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份。”

1940年1月，《中国文化》在延安创刊，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章论述了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及经济文化等问题。在驳左倾空谈主义一节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作实业’。……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在解读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时指出：“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嫌疑么?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1939年底，汪精卫与日本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毛泽东于1940年1月28日向党内发出指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指出：“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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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1日，延安民众举行了讨汪大会，毛泽东作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反对反共顽固派》演讲，一开始就指出：“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在声讨那些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时指出：“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裂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其一曰：“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一。”在要求政府取缔穷凶极恶的特务机关时指出：“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实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

1940年2月10日，《新中华报》刊登了毛泽东为纪念该报一周年写的文章《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其中指出：“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

1940年2月20日，宪政促进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其中说：“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对于宪政的概念，毛泽东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对于政权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的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在关于建立政权问题中指出：“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指出：“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的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在汉奸亲日派中间，“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区别。”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指出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派的阶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

1941年11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到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象鲁讯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掏光养秽

有益的工作，谢谢！

掏光养秽

不过通读全文后，可以发现毛主席并没有把汉奸作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外的阶级进行论述，显然，这才是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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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是按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的，所以汉奸不是一个专门的阶级。汉奸是指那些叛变投敌的中国人，专门干那些危害中华民族的勾当。所以汉奸其实也有来自各个阶级的，但是象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蜕化成汉奸的可能性比较大。

老汉

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他能够在一个时期抓住一个主要矛盾，集中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毛主席除了打击那些投降日本，卖国、当汉奸的人以外，其余的虽然也是敌人，如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等等，也都是统战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