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不是在思想界被那些抱着告别革命的宏大理想的“新哲学家”们清算——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的《68思想》一书的副标题是：“论当代反人道主义”（Luc Ferry et Alain Renaut,La Pensée 68, essai sur l’anti-humanisme）——便是在大众传媒中被那些反思学运的领袖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如今是欧洲议会的绿党主席）或是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萨科齐“开放”政府的外交部长）们代表。这种论调在1988年达到了极致——库什内在五月风暴的二十年后主持了一次名为“审判五月”（Le procès de mai）的电视节目：学者终究无法对一个事件做出判决，于是就只有交给“法官”了——五月风暴这时终于正式被认定为一次“犯罪”，接受了“审判”。这名“罪犯”的“罪行”包括：无序、极端女权、暴力……在节目中，“美丽的五月”需要为后来70年代的左翼恐怖负责，仿佛任何革命性的事件都无可避免地导向恐怖。（这正是傅勒在1978年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Franç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中的论调，而当时离大革命两百周年也只有一年了）
这的确是一个“代际问题”——倒不是运动本身属于特定的某一代人，而是对它的阐释权被一代代的官方史学家思想家们翻来覆去，无所不用其极。警察大棒下的暴力、街垒的血雨腥风、一千万工人的罢工，成为了阿隆眼中的一出巨型“心理剧”，演的就是戴高乐主义的消亡与复活。五月风暴中的知识分子试图回到现实，而它失败后，人们不再怀疑：知识分子的唯一任务就是冷静地坐着思考，“结构不上街”（« Les structures ne descendent pas dans la rue »）。
当各种官方史学不是在淡化乃至抹去六八，就是在动用各种资源将它的创造性在人们记忆里扭曲为必然性，将它的革命性在人们的记忆里扭曲为延续性，甚至对它进行选择性的污蔑时，我们有必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不灭的创造力，为新秩序到来的奋斗不会终结。正如那句六八的标语所说：“行动不应是一种反应，而是一种创造。”（« L’action ne doit pas être une réaction, mais une créa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