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清水同志”农民工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的一文，随便谈几点，大家讨论。
”农民工阶级“的提法就明显是有问题的，而”革命的领导阶级“也是值得商榷的。
建议清水再重读一下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来分析。
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阶级是有经济属性的，根据其生产方式决定的。在毛的文章中”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和部分上中农），”半自耕农“是半无产阶级
（中农和贫农，农村小手工业者）。从毛1920年代到现在100年过去了。
今天的”农民工“取决于其生产和生活资源来源方式，主要是依靠在城市工业中出卖劳动力获取货币收入，少量依靠农村承包土地。
农民工如何可能自己成为了一个阶级？更不用说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大量年轻农民工正在大规模地彻底脱离农村。农民工是从农民转向无产阶级的中间状态，不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单独的阶级。
不可否认，就中国社会整体而言，”农民工“群体是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相对最严重和经济生活状况相对最弱后的一个群体，但是就
绝对的经济困难而言，他们还比不上”没有机会成为农民工的中西部更贫弱的贫农“，就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关系，还没达到集体控制生产体系，可以重创资本主
义生产力的程度。简短说，他们既不是最穷的，也不是最强的。但他们是活跃的新兴的准无产阶级，有望成为工人运动和培育工人斗争领导的温床。
根据我个人与出租汽车承包司机（包括客运与货运）的接触和了解，这一群体确实大多数是外来人口，但其生产方式更接近于受大资产阶级剥削（出租车公司）的自主经营的个体小生产者，而非农民工；究其社会和生存行为类似于城市游民群体，并非是有纪律的集体化大生产的工人阶级。他们大部分确实已经彻底离开农村，并以城市定居为目的，家庭都在城镇中，即使不能在运营的城市安家，也会在小城镇安家。农民工中的手工业者和建筑工的行业也有类似特性，但生产线上的工人（特别是年轻的学生工）则往往游民习气较轻。
而且，司机内部的团体，同乡会和同业协会，不仅有亚社会的无产流民（还不是流氓）的习气，并且往往与江湖帮派和黑社会的无产流氓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只要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出租车司机（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黑车）往往会在运营中有敲诈外地客人和来自弱势群体农村客人的习气（这是城市流氓做派，一般工人群体很少能这么做），包括向客人推荐城市的非法黄赌毒场所（拉客人去黑店，找小姐，介绍”嗨“冰的地方），而且出租车司机往往不是每日准点计划上班，往往以地区或者同乡结成群体，在价值观上受黑社会影响和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的影响，羡慕一夜暴富。我并不排斥这一群体在工人斗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和斗争力量，但是不能低估该阶层的反动性，特别是触及其自身利益时。（当然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就连青红帮的团体都发挥了作用，但412反革命，青红帮迅速成为了反动力量用来剿杀工人的”别动队“）
领导阶级不仅是数量，也不仅是好勇斗狠，而是取决于其斗争中对社会秩序和生产力的掌握，以及作为自为阶级觉悟。革命的要点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运作的停摆，并以无产阶级的生产和运作秩序取而代之，不是简单地反生产力地破坏生产和破坏社会秩序。未来”农民工“作为新工人的一部分当然是无产阶级革命中一支重要主力军，但其力量主要体现在数量和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联系上，而且其往往不掌握最核心和最基础的那部分生产体系。所以，也谈不上由其来单独进行领导革命。
至于你非要强行把农村的2-4
亿人群称为”最革命的“。首先最受压迫的，并非最革命的，其次，这2-4亿中很大比例是不从事任何直接生产的老人或者孩子，你又如何让他们成为”主力军“？中国1949年前，城市工人阶级的数量是绝对少数，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领导阶级，而俄国十月革命时工人数量也是少数，但是并不妨碍其作为领导阶级领导上亿农民进行革命。
至于你谈的（玉莲同志赞同的）所谓城市工人阶级“软骨病”的问题，说白了其实与远航等同志所强调的”老工人“和其革命性并不矛盾。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强调对国有的垄断的战略性和基础大工业生产控制的那部分工人阶级，包括煤、电、交通运输和
通讯等，由于他们掌握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手段是关系到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命脉，一旦他们停工，可以使整个现代社会停摆，其具有的集体的生产力也就是拥有的巨大的集体破坏力。在这点上，其实西方托派是颇接近远航等同志的观点，抓住大工业的有组织（工会化）的工人阶级，就能改变社会。
但是，颇有声势但最终改良化的有组织行业总罢工，全国总罢工乃至泛欧总罢工（2011年）都最终没有走向革命，而成为工人发泄怒气和工会领导层操纵工人把持博弈的筹码。这里面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他们的眼前的现实利益与从事服务业和低技术的非法劳工（仅美国一国就有1200万非法劳工，可与中国的农民工相类比）并非总是同质的，为了维护他们群体的利益他们可以进行斗争，但同时又不愿整体改变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这才是你觉得的“软骨病”的问题呢。
但问题在于如何改变社会运作，没有这一群体的激进化和参与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不把煤电交通运输和通讯工人动员起来进行斗争，就连总罢工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革命了。如何才能将他们动员起来，团结更广泛的工人运动（并不仅为其单一群体的经济利益抗争）是当前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很头疼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和欧洲），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远航等同志将”老工人”群体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命题也有所疑虑的地方。“农民工”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作为斗争的温床和催化剂值得期待。但工人阶级整体作为领导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这个命题应该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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