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世联：数字是政治但不只是政治 吕新雨老师主要给我们介绍了苏联大饥荒的情况。我对这段历史不是很熟悉，左凤荣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的发言，我觉得很好，可以与吕老师的观点相互校正。在我的个人印象中， 80年代我们学习共产国际共运史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用苏联工业化、斯大林急于求成来解释1937年的“大审判”及大屠杀。我想问，30年之后我们还能再提供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呢？因为时间太紧，吕老师的发言没有完全展开。我还是那句话，不能完全忽略斯大林的个性作风、权力及其主导下建立的制度。列宁的遗嘱早已经告诉我们，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政治品质有问题，不适合在总书记的岗位上。我们现在对斯大林问题进行解释，还是要认真考虑列宁的遗嘱。至于斯大林主导的“苏联模式”，之所以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对象，这当然与它的消极后果有关。 在莫斯科大审判及其大屠杀问题上，无论有多少客观原因，几乎可以讲，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大屠杀。叶若夫、贝利亚等人的责任很大，但他们是听命于斯大林的。我们不能忽略这一条。斯大林的大屠杀给苏共乃至国际共运造成极大的被动和灾难性的后果，由此而来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也是不好的，我们都记得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摆脱僵化的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斯大林的行为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很大的被动，与1990年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进行严肃的反思而不是辩护。从方法上说，仅用工业化来解释，是太外在了。因为世界上追求工业化的国家有很多，包括现在的中国也是如吕老师讲的陷于工业化迷思。但我个人还是相信，虽然中国的工业化有很多问题，却不会走向大饥荒、大屠杀，不会出现一个大审判。吸取了斯大林教训的中国完全可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获得成功。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 第一，我在会场上不断听到，数字、统计都是政治，记忆也不可靠，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还要坐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数字是政治但不只是政治。比如我们今天开会是20个人，明天有人说是21个，这就是明显的错误。错的就是错的，不要用政治来将之合理化。数字总有客观的一面，事实总有客观的一面，如果我们因为统计数字都是权力行为、政治行为，就放弃、忽略了对客观的、相对真实的事情的追求，那么我们的历史学就没有意义。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全部前提就在于，有可能通过我们的研究逼近历史的真相。如果真相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权力、政治、话语，这种消极的后现代主义只能导致庸俗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如果一切都是政治，政治还有意义吗？所以，后现代的观点应用到历史领域，特别是用在人命关天的领域，我们必须谨慎。 第二，我个人认为，与其把死亡人数与政治扯到一起，不如基于人道的立场。从古儒到今天，中国文化传统都有“以人为本”一条，这就是我们的人道立场，这就是最大的标准。从这个立场出发，死亡人数不是无足轻重的。为什么杀一个人就要判刑？杀了七八个人就说他“令人发指”、“令人震惊”？我们法院就是根据数字来的。杀一个人跟杀一百个人，是不一样的。也是基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我不认为在讨论大饥荒时非要把世界各地的情况都拉扯进来，那是对中国问题不负责任的态度和方法。我们还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澄清事实，总结教训，展望未来。在大饥荒人口上，我们也不能“言必称希腊”。东拉西扯、牵强附会以冲淡主题的做法，也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学风。 左凤荣：把农民当成了工人阶级的异类 人的动机对我们研究问题很重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但历史是人的选择，不同的领袖当政可能政策就不一样，如果列宁活斯大林那么长久的话，他不会搞对农民很残酷的政策，因为后来列宁对农民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苏联的工业化对农民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这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背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论支撑，就是把农民当成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把农民当成了工人阶级的异类，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对农民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在大生产的情况下说工人是先进的，是有组织的，但我在档案里看到，农民在给《农民报》的信中很不服气地说，凭什么说我们是落后的，只不过因为我们的生产工具很简单，我们可以拿回家去，我们用这样的生产工具在生产产品，跟工人通过机器生产产品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我们也是付出劳动，也是在创造财富。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冯筱才：“背景性因素”的解释比较容易用来建构合法性 我想针对吕新雨教授的报告发个言。吕教授今天这个报告让我看到历史学有多么大的魅力，因为一位新闻传播学的教授依然可以进入最残暴、最复杂的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来探究苏联大饥荒的起源。当然，也许这是历史学者的研究工作没做好，使得他们要来认真分析那段历史。 现在回到正题上，我想探讨历史议题，有时专业还是有点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单世联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斯大林为什么要搞工业化及其后果，类似的表述逻辑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没有太多新意。其次，我感觉文章有点像你的读书笔记，不是一个很规范的研究成果。另外，你所讲内容，里面有两点我想讨论一下。第一，你在分析这个大饥荒的时候，所谈主要仍是背景性因素。每谈一个历史事件的成因，人们在分析时通常会找到两种因素：一是背景性因素，二是即时性因素。所谓背景性因素，有时可以拉得很长很长，很宏观，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内政事件，你可以从一千年以前的事情中去寻找理由，你也可以从其他国家中去找理由。有时背景性因素很重要，但有时人们提出“背景性因素”的解释，是因为它比较容易用来建构合法性。好像说为什么大清王朝会灭亡，我们讲了很多背景，但在很多情况下事情的发生是跟偶然性因素有关系的，甚至一些即时发生的事情会直接导致事变发生，这也算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你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危机导致这个大饥荒，你也可以讲前面提到的路线斗争直接决定了重工业发展路径。又比如后来你说中国的饥荒跟公社体制有关系，我感觉史实好像也未必是那样的。你在讲公社体制的时候，可能特别强调食堂，似乎食堂对大饥荒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从基层档案来看，有时恰恰相反，在很多地方食堂很早就解散了。而根据上海的研究，建立食堂的高峰恰恰是大饥荒发生之后，当局既要控制粮食，又要让民众吃到一点口粮，那么食堂就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食堂的问题没那么简单，要研究其与饥荒的关系必须作精深的研究才行。集体劳作的问题，可能更要搞清资料，然后去具体分析，否则随意讲讲，可能很多事情就没法进行理性讨论了。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