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新雨：只有在比较的视野中才能看到问题所在 背景性的因素是不是重要？当然重要。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有理解我的视角。我实际上是重新从布哈林对斯大林的批判视角去检讨苏联这段历史，但是好像大家都看不到这一点，很奇怪。我试图重新激活布哈林的视野，即工农联盟的视野来批判斯大林工业化的道路，我认为这才是悲剧的真正根源。 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我不认为没有历史借鉴的意义，就如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所阐述的，民族国家的工业化与军事化相结合的过程一定是暴力，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里都发生了，是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历史中屡见不鲜的现象，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今天很多非洲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恰恰是这个过程没有完成的后果，它背后民族国家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新清理的，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暴力的根源。这个清理是从社会主义道路与实践的教训开始，但是必须和整个民族国家化的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过程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做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背景性因素很重要。 第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真正解决苏联粮食的问题，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留给世界最后的背影就是排队买面包。恰恰是对工业主义农业化的信仰及其失败，是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只有了解这个原因才能比较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与苏联的异同。毛泽东反复说，我们要吸取苏联和斯大林的教训，不要重蹈其覆辙。只有在比较的视野中才能看到问题所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苏联的视野中开始。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两个农业大国的工业化过程，是以社会主义道路来完成工业化道路的最重要的案例，它们之间需要建立一个比较的视野。而这个视野更需要与第三世界国家按照美国的发展经济学的规训而失败的例子进行比较，同时也要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过程比较，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黑人从农村中被排斥到城市，导致今天以种族问题出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里是作为现代化的反面，毛泽东也说最大问题是教育农民，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化的理论与方案里都是把小农作为对立面的。但是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是努力通过工农联盟的方式以克服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分裂，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工农联盟，是要把传统的小农经济通过合作与集体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过程联动起来共同发展，其成败得失需要在历史的大背景下重新阐述。如此，我们才能重新反思为什么今天中国城市化过程变成对“普世道路”的想象与实践，及其暴力的再发生，并警惕新一轮重新剥夺农民的开始。今天全球格局下资本主义造成的城乡分裂，以及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南北问题和前殖民地问题都是新的“城乡”关系的体现，布哈林曾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此有精辟的分析。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和阐述工农联盟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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