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主义失败了，还是黎亚彬失败了

计划与市场

            黎亚彬先生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是“事实上的奴役制度”以及必然“崩塌、垮台”。姑且将黎先生比较经典的论述照抄如下，以备读者查询：

但是，传统社会主义的那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做法，却从根本上葬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切目标、行为和计划。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思想和做法要求人民在一种所有人都要无私奉献、一心为公、各尽所能、计划生产、按需分配的方式和环境下生产与生活。这看上去似乎并不排斥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但问题是这种生产方式无法有效满足劳动者个人的生产与生活需 要，全国所有人民需要消费什么产品、人民能生产什么产品、具体怎样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生产多少产品等等几乎所有经济上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一个计划中心来安排和决定。显然，人民自身的生活与生活需要是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任何的计划中心都根本不可能安排和决定好所有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事务，不可能让所有人民都满意。因此，一些人民就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自身更好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因此，一旦人民有了自由与民主的权利，可以自由从事生产与生活活动，那么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就会崩塌、垮台，进而整个的社会主义大厦也会崩塌垮台。因此，实际上，对自由民主权利的排斥反映的只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方式的弊端。在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下，为了维持其“社会主义大厦 ”的稳定与存在，国家和政府都不得不去限制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都不得不通过某种宗教的方式，向人民灌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通过让人民放弃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放弃自由与民主权利，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的统一计划、管理和安排的方式才能维持下去。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某种事实上的奴役制度。

            黎先生的这一大段关于计划经济的评述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说这段话充满了无知和对历史的歪曲，亦不为过。

            黎先生说，“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要求“所有人都要无私奉献、一心为公、各尽所能、计划生产、按需分配”。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初期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时期，确实从政治上、思想上鼓励广大的劳动者、特别是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但是从来没有要求“所有人”都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来从事社会和经济行为。黎先生或许还记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不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实践中，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但是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者中至少有一个相当数量的少数（大致三分之一）可以经常做到比较自觉地为了全社会或者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劳动乃至于发明创造以及在各种场合自觉维护社会或集体的利益（比如见义勇为、保护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大约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外，另外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劳动者，在当时可以做到基本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其劳动质量和水平能够达到当时社会所认可的正常水平。剩下的三分之一不到的比较“落后”的劳动者，可能会有“偷懒”的行为，占一些国家和集体的“小便宜”，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环境下，又受到社会上大多数劳动者的监督，行为、做事仍然不至于完全没有顾忌，仍然要有“底线”，不可能完全胡来。这样一种好人得到表彰、得到鼓励、得到发扬光大，多数人争做好人，而坏人被限制、被鄙视、被边缘化的社会，难道不是胜过人人自私自利、相互比滥、没有“底线”日甚一日的所谓“自由社会”一千倍、一万倍吗？

            当然，黎先生要说，只要没有“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事实上的奴役制度”。这位黎先生大概是哈耶克的垃圾读多了，以至于错把哈耶克的教条当成社会主义的经典了。所以，与黎先生一起探讨一下哈耶克奉为至高无上的“市场”或许是有益的。

            黎先生说，“人民自身的生活与生活需要是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我不理解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为什么要“千奇百怪”。这里姑且不与黎先生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常识，那就是人们的物质需要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也不与黎先生探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那就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谓的“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消费者“需求”几乎无一不是垄断资本为了攫取垄断利润、将大量社会资源浪费在广告、市场营销、人为制造消费品的“更新换代”等非生产性活动以后“创造”或者“刺激”出来的。几乎没有一种重大消费品的需求是消费者在市场上主动“引导”出来的，更不必说由消费者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决定了。

            这里主要与黎先生探讨一下“市场”。黎先生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全国所有人民需要消费什么产品、人民能生产什么产品、具体怎样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生产多少产品等等几乎所有经济上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一个计划中心来安排和决定。”黎先生夸张了。即使是在高度集中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中，也从来不是只有一个“计划中心”，而是有“条条块块”，有各部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各自有各自的计划，企业有企业的计划，国家计委只是起一个总体协调的作用。至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中，计划的制定还要经过从中央到基层的“三上三下”，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普通的工人也可以根据国家计划总的精神参与本单位计划制定与完成的讨论。

            还是说“市场”。黎先生所说的问题，人民需要消费什么、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市场经济不是一样需要解决吗？问一个黎先生以及各位市场拜物教教徒或许以为是弱智的问题。我们怎样知道，市场经济解决这些问题会比计划经济解决得更好呢？

            啊哈！哈耶克！哦，不，哈耶克的祖宗是亚当·斯密，是“看不见的手”。斯密当年面临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与黎先生所忧虑的相反，斯密并没有担忧如果要求人人都“大公无私”就会失去“自由”和“民主”，斯密所担忧的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千千万不同的个人相互之间的协调。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当然是自私的，并且，资本主义的“理性经济人”追求并且只追求私利。这样，我们怎样知道资本主义市场实际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会是“最优”的呢？斯密的答案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或曰“自由放任”条件下的市场。

            但是，为什么？斯密的论证是粗糙的，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论证。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现代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才用了一些故弄玄虚的数学手段，算是证明了在一系列严格的数学假设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理论上，这其实与在理想情况下，完全计划经济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样有价值或者无价值。没有任何头脑稍微清醒的经济学家会认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或者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能够在实际上接近“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条件。

            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大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实际上都是秉持这样的信念，在人人都追求私利这个千古不变的“人性”注定的条件下，人们在市场中受着价格的引导。价格起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一方面传递着信息（一件商品所包含的社会收益以及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起着物质激励的作用。价格上升，代表社会需求上升（更加符合社会利益），从而引导生产者更多地生产。生产者的成本上升了，而价格暂时没有变化，这时生产者就会退出，迫使价格上升，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一种商品的真实社会成本。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不错。但是，如果价格传递的信息（与计划经济中企业向地方、地方向中央传递的信息一样）是不完整的、缺失的，又会怎样呢？如果价格传递的信息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是错误的、扭曲的（不是政府或者工会造成的扭曲，而是市场本身的扭曲），又会是怎样呢？如果价格不是正确地反映社会收益和成本，而是拼命引导一大批自私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最大化地生产和消费社会收益最小、社会成本最大的商品，又会怎样呢？

            举一个黎先生或许能够理解的例子。在中国，为什么现在人民群众得不到基本的食品安全的保障，为什么毒大米、毒牛奶、毒饼干泛滥？不就是因为完全是“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为了减少私人成本使用了一些本来不属于食品的“中间投入”。而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上，消费者凭自己的五官又无法识别有毒无毒，同样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优先选择了较为“便宜”的商品，结果造成了大量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损害的严重后果。

            当然，这是在中国，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还不完善。已经搞了三十多年了，还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为什么对计划经济就不能再宽容一些呢，计划经济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就不能不断地、长期地“成熟”、“完善”下去呢？

            好，说说外国。不知道黎先生是否学习过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是国内一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如果学习过，那么大概知道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所有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在现代经济中，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完全由土地带来的要素收入很少。

            现在问题来了，按照现在通行的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不是像中国的主流媒体和政府官员那样的市场拜物教信徒）敢于否认，在现实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中，资本价格和劳动价格实际上必然是“次优的”（也就是说现实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配置必然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这是由于所谓“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市场所决定的实际工资水平必然“偏高”，因而大规模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市场所决定的实际利率必然“偏低”，因而银行事实上要对信贷进行“配给”，也就是用非价格指标来决定将贷款借给谁或不借给谁。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计划经济？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忠实于凯恩斯传统的经济学家更进一步认为，就资本价格来说，不仅经常是错误的，而且由于未来从根本上是不确定的，实际上连有意义的均衡都没有。资本价格是由投资者的“信心”或者说“动物精神”决定的，根本不可能是“理性”的，因而必然会发生频繁的、大幅度的波动。金融市场实际上就是赌场，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投资实际上就是金融泡沫的副产品。这些都是凯恩斯曾经说过的话。凯恩斯本人认为，只有依靠“某种全面的投资社会化”才能使经济实现某种接近充分就业的均衡。

            好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发达的也好，不发达的也好，两个基本的要素价格都是严重错误的。但是，还有更大的问题。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要素创造的，而要素价格都是严重错误的，合理的推论岂不就是，所有的商品价格必然都是严重错误的，因而必然引导自私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社会福利受损甚至严重受损的结果？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些就表现为工人长期的、大量的失业，每隔几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反复的金融泡沫和崩溃，一方面房地产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人口住不起房，市场主导的医疗体系导致医疗成本成倍上涨而人口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还普遍表现为工人受到血汗工厂的残酷剥削、农民没有土地、劳动者没有基本保障、人民群众被N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如此累计相加的社会福利成本比计划经济累计相加的社会福利成本要小呢？

            但是，还有“外部性”。什么是“外部性”呢？简单地说，就是当实际的社会成本不同于市场价格所表现的私人成本，或者实际的社会收益不同于市场价格所表现的私人收益的时候，就存在着外部性。现代社会最严重的“外部性”莫过于环境污染问题。在市场价格的诱导和利润动机的刺激下，私人生产者为了短期的利益，必然要追求商品价值的最大化。但是从人类的长期利益来说，商品价值越是最大化，所消耗的资源和环境影响也就最大化，因而长期对环境的破坏也就最大化。

            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世界资本积累以后，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环境系统，如土壤、水资源、森林等，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气候变化危机更是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虽然各国政府都假装对世界环境危机忧心忡忡，时不时做一些“可持续性发展”的惺惺作态，但是在现实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哪个政府胆敢违背资本积累的逻辑？而资本积累的逻辑就是，只要有利可图，资本积累就不受任何限制，“法无禁止即可为”。GDP越大，资本的利润就越大，哪管下一代的环境崩溃，哪管我死后洪水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