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有约束力的法规反映着阶级的斗争 以 上的观点并不是说法制不重要。相对人治来讲，法治是一种有章可循的治理形态，因此，可以理解为阶级矛盾规范化的一个形式。因而，它仍然是依靠强力来制约 “不法”行为的方式，说到底也还是通过镇压来治理。在私有制下，法律和法规的各项条款，就其出发点和其要达到的拫本目的来说，还是为了维护私有制的正常运 行而制定的规则，是为了调解各私有者之间存在着的利害冲突不至于造成同归于尽的行动规则，是私有者之间进行竟争所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抽象地讲， 任何一个制度、法规和规定必须有一个利益集团作为它的后盾去推动它的建立、敦促它的制定和监督它的执行。这是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所不可回避的结 论。大的例子如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没有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不顾倾家荡产地捍卫它，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是不可能的。小的例子如食品安全上的法规，没有得 利者的利益集团去推动它的建立、敦促它的制定和监督它的执行，其结果就像当前很多中国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样，规定算规定，执行归执行，再好的标准也如同 虚设。因此，离开阶级斗争这一当前社会的基本现实去谈什么法制，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具体到一个统治阶级内部，法治的存在是以利害冲突各方的认 可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争斗的各方必须权衡如何最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出现利害冲突时，他们有至少三个选择：第一是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二是努力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第三是推翻现有的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相互利益冲突的一方认为自己的利益不能在现有的制度下获得保证的话，斗争的手 段就会变成非法的手段。 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谓“法治健全”的美国社会南方大庄园奴隶主阶级之所以试图通过挑动南北战争来维护自 己的利益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法规下，他们认为自己再也忍受不了北方工业势力通过如限制黑人奴隶制的推广和高额关税对他们利益的损害。由于他们改变不了当时的 游戏规则，他们就只能试图推翻当时的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进一步的分折我们不难看岀：在私有制下，法治仅仅指的是私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所谓的 私人领域，如资本企业内部的各种利害关系，无论多大的企业，都不存在什么法治，也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仅有的，是资本所有者的人治和独裁。这里是老板说了算 的地方，是老板的天堂。即使有什么法治，也顶多是对劳工的待遇和环保的考虑上某些规定（而这些规定，从本质上说也仅仅是为了资本之间的“公平”竞争）罢 了，其它企业中的问题都属于私人的领域，不在法治的范畴内。 从西方国家法治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授予的权力靠自己去维护， 法律不认可的权力靠自己的争斗来获得。如，罢工权是通过非法罢工获得的，结社权是通过非法结社获得的，迁居权是通过非法迁居获得的，等等。人民所享受的任 何权利，起先都是非法的，都是通过非法斗争获来的。法不责众就是这个意思。合法斗争只能维持已有的权利，不能获取非法的权利。 因此，所谓“法治社会”中的法规只不过是对立各方阶级争斗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并不自动地为这里争斗的弱者服务。比如劳动法的最低工资标准给予了工人保障最低工资的一个法理依据，但是实际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要想获得最低工资还要靠自己去争取。 C. 法规是斗争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法律中的有实际约束力的具体条款反映着对立势力相互间力量的对比。它是对峙各方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目的或终点。实力的改变造成阶级斗争法规的改变，而不是法规的改变造成阶级实力的改变。正像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同样妄想得到一样。 有 法规就有获利者和受损者。所以任何法规都是获利和受损双方利益实体或利益集团相互间势力的权衡，一方示弱，它方就进攻。远的不说，就2010年发生的法国 工人全国性的大罢工就是法国工人阶级维护自己权益的表现。近期又有希腊和西班牙人民的抗争。工人抗争了资方还如此猖狂，工人不抗争的话，自己的权益谁来维 护？ 如果获利的一方不去积极地维护对自己有利的条款，那么受损的一方就会趁机改变对己不利的条款。利益集团的一个最基本的维权方法就是通过结社行 为来表诉自己的立场。这就是结社自由的根本原因。避开阶级之间的利益争斗，避开利益实体间的抗衡高谈法治就只能是文人的空谈。什么“要通过法治来保障人民 的基本权力”，什么“还宪与民，还政与民”等等，如果人民不自己组织起来主动地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力，谁会去维护它？那些制定法制条款的是精英而不是人民， 凭什么精英要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力？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在维护私有制的统治阶级内部，法规虽然提供了一个处理他们阶级内部矛盾的游戏规则，而且这些规则中有些可以为其它的阶级所利用，但是这是很有限的。一但被统治的阶级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法规上，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 没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就无法保障。文革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为什么被取消？除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背叛了工人阶级这一根本因素以外，还有个原因就是没有结社自由作为后盾，因而言论自由变成一个空洞的自由。 所 以，没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其实就不是什么利益集团。无产阶级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政权就必须组织起来。虽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 式，但是如上所述，代表本阶级整体利益的只能是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政党。没有这一政党，无产阶级就无法行驶自己的权力。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中心是无产 阶级的政党。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离不开法律、法规、纪律等等的法治手段（后面会谈及），但以上论证表明，我们把防备走资派篡党夺权的希望寄托在法治上是同样徒劳的。 三、 防备走资派的两条根本措施 资产阶级通过长期的探索找到了一条三权鼎立多党议会制的机制去制约为自己服务的政权和监督受雇于自己的官僚。无产阶级也要精心地观察和总结自己专政的历史经验，找到一条有效监督自己委托的各级管理人员的途径。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通过多党议会制来实现，形式民主不解决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法治手段不可能制止走资派的篡党夺权，那么无产阶级应该靠什么来防备自己集中统一的政党在掌权后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认为只有把巴黎公社的两条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历史经验相结合才有出路。 如 果我们不拿客观条件做借口的话（注14），近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未能保障工人阶级掌权的历史经验，突出地证明走资派的成长壮大是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反面的主 要危险。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根源和促成其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我认为，这里就是我们要对马列主义的建党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补充的地 方。 在这里我们要尽量避免作将来社会的设计师，也不要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高傲。我们要像毛主席学习。毛主席不是一个闭门思考的发明家，大字报和 红卫兵都不是他发明的；他所擅长的是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我们要的也是像毛主席那样总结过去，尤其是文革的经验，提炼出成功的措施和总结出失败的决策。一 方面，我们应该研究如何铲除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根源，防备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研究对执政党如何有效进行监督的形式，以便用群众的力量来 完成监督执政党的任务和揭露党内的走资派。 首先，要铲除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根源：官僚特权 1. 官僚特权是滋生走资派的温床 我认为官僚特权是政治投机和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机制或根源。要铲除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根源就必须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地区分开来，造就一个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分配体制，防止基于官僚特权所形成的一个官僚利益集团。 资产阶级对官僚的限制也是出于这一目的，防止政府官僚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来同资本所有者就资本的控制权讨价还价。无产阶级就更要防止自己委托的各级管理机构的代理人成为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 毛 主席后来不提“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有原因的。官僚主义者不一定是一个阶级关系。在阶级和国家消亡前，任何阶级掌握政权都要有个官僚机构。官僚是个职能，不 一定是个单独的阶级或阶层。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也不一定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毛主席承认他自己有时也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 于是否有官僚体系，问题的根本是这一体系是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注15）因此，那些称呼“干部阶级”（注16）或“官僚阶级”本身是不准确的。官僚主义者和走资派是 全然不同的概念。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是个利益集团。毛主席后来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定义为“走资派”是个更为科学的定义，因为我们要看的是 他们是否是一个利益集团。 2. 官僚特权的鉴定 虽然官僚特权也可以看成是和按投资、按风险、按责任分配一样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但是区分官僚特权和其他资产阶级法权，如按劳分配，还是意义深远的，重要的。 在 原先经济还不发达的国度里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官僚特权表现在党政干部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所享受的特权上。这些官僚特 权与其它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可避免的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以及按技术等级、论资排辈和按劳分配等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不一样的，有着本质的 区别。 那些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仅仅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把技术、资历和生活待遇挂钩了的法权思想。它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面对着资产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还占有着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面对着数量可观的小生产的存在，为了团结大多数所作出的一种让步（就像列宁的“新 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和让步一样)，因此它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可避免的。（注１７） 官僚特权却不同。它把党政干部的领导地位和个人的生活待遇挂了钩。它混 淆了工作需要和生活需要的差别，也就是它混淆了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按工作的需要而配置给各级领导的诸如住房、交通、通讯、警卫、医护等等的差别和个人家 庭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上按领导地位和等级给予的诸如工资和待遇上的差别。（注18）后者的差别，既按照领导地位的高低而获取的生活待遇的优劣反映的不是一种让 步。它反映了执政党内一部分人的世界观实质上还带有着很大的资产阶级性。 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按职分配是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法权是建立在等价 交换基础上的：干的越多挣得越多。相比之下，官僚特权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上：“责任越大”挣得越多。它是一种把官僚机构本有的上下级关系变为法权的 等级制，把人民委托一些专职人员去组织和管理生产和社会的职责转变为个人获取物资分配上法权的资本。 3. 官僚特权的产生 现代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往往不允许官僚如此享受特权。在那里，资本是主人，为资本服务的政府官僚只不过是个雇员罢了，一般不会享有什么特权的，更不会允许这些官员变自己 的职位为资本，与资本的真正的主人讨价还价。巴黎公社时期所反对的和毛泽东时代所存在的官僚特权还带有很多的封建色彩。 因此把官僚特权仅仅看成是 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不加区分（注19），不利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分析，甚至可以说是故意混淆两类不同的法权：一种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得不保护的，只能逐 步消灭的，一种是完全可以取缔的。混淆在一起其实是保护了后者，就像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样看似革命的口号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因而实 质上是反动的。 无论宣传如何讲，一方面，1954－1956年中国工资改革后的体制是待遇随着职务变动的，造就了“升官发财”的即成事实。因此才 有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各种投机性人物都会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的现象。另一方面，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文革前所有被打倒、下放或降级的干部不光丢掉了个 人的政治地位，他们一家大小的经济地位也一同丢失，造就了“罢官丢财”的即成事实。这两者的“权衡利弊”可以说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现象的经济根源，因为后者有被罢官丢财的危险。解放前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坚持真理的，和这种现象大不相同。 官 僚特权产生的原因除了封建残余、理论上的缺陷和中国当初有照搬苏联体制的倾向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旦群众监督缺位，官僚特权就成了上级制约 下级，尤其是中央控制全国各级庞大官僚体系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手段。被罢官，必痛苦，否则，不服从指挥的下级在没有其它威慑手段下很难掌控，下级服从上级的 原则就得不到保证。这或许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官僚特权迅速膨胀的一个根源。 4. 废除官僚特权的意义 官僚特权的存在，严重地扭曲了党内路线 斗争的性质。虽然路线斗争从来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解放前的党内斗争和解放后的党内斗争有着根本的区别。解放前的斗争没有，也不太可能和个人的经济利益 挂钩。解放后，党的地位转变成执政党，有了经济决定权，斗争中胜败的各方有提拔和降级的变动，因此路线斗争的结果（在存在官僚特权的情况下）就影响到了个 人的经济地位。路线斗争对经济地位的影响和关联改变了这一斗争的性质，滋生了斗争的投机性，助长了争权夺利的倾向。 依此，我们可以确认官僚特权是政治投机和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根源。 官僚特权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次被打破的。由于工资水平冻结，文革中有意或无意实行了的体制是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体制。提拔为各级领导的大量的“以工代干” 的工人（注20）和新一代的工农代表如王洪文、吴桂贤、陈永贵等，以及各级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都还仍然领取提拔前的工资（工分），没有享受到官僚特定的特权。同 时，绝大多数的被打倒和靠边站的当权派，工资照拿，住房照占，在生活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除非把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看成是对他们的惩罚（这一观点本身就 是特权思想的反映）。 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有效区别开来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保留了由于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党龄高的、贡献大的老干部的优越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它又在实质上取消了这一地位与官位的联系，使得在资产阶级法权还无法完全取消前，最大程度上消除了优越经济地位的腐蚀性。 这 里我们应该研究一下50年代末大跃进中“浮夸风、说假话”的起源。对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除了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以外）的“人祸”很多人没有把“头脑发 热”和“说假话”区分开来。前者在事实面前会像毛主席那样很快地冷静下来，后者会像河南的吴之圃和安徽的曾希圣那样用新的谎言去掩盖旧的假话。但是我们不 能停留在“浮夸风、说假话”是谁搞起来的，应该由谁来负责这一话题上。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比较充分地揭露了刘少奇等人在“浮夸风、说假话”上所起的推风助 浪的作用。问题是，为什么党内有那么多的人热衷于“浮夸风、说假话”？它的经济根源在哪里？ 这一分析就把我们带到官僚特权问题上来了。如果建国初期的工资改革能像文革期间那样实行“升官不发财，罢官不丢财”的话，党内敢讲真话的人就不会比解放前大大地减少， “浮夸风、说假话”的动机就会大大减少，保护大官利益的干部就会大大减少。比如说，当时干部工资的级别如果是按照一些客观的标准如工龄、党龄、经验、技 术、教育或工时，而不是按个人的政治观点、权力机构的级别或领导岗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话，就有可能实现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体制。 这一脱钩的体 制很重要。之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能够当家做主，是因为他有“铁饭碗”。这是因为只有个人在经济上有了保证才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敢讲真话的人才会 多。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可以骂总统却不敢骂自己的老板。因为是老板而不是总统控制的自己的钱包。 因此我认为，没有把官僚特权和资 产阶级法权剥离开来或是“浮夸风、放卫星”现象的根源。毛主席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干部讲假话，缺乏“五不怕”精神，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不顾人民的死 活，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祸”。这一严酷的事实迫使毛主席和党内其它的革命者不得不深思问题的根源，不得不探索根除党内走资派的手段，进而发动了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要铲除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根源，就必须尽量地把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同其经济地位脱钩。 其次，要摧毁促成走资派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 仅仅铲除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条件还不足以杜绝走资派的出现。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世界观追求的不光是物质上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争夺奴役他人的权力和人上人的地位，关注的是谁说了算的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摧毁促成走资派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 要摧毁这一政治环境就要做到至少以下四点： 1. 从理论上认识到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民主监督和制约必须相提并论，缺一不可， 下面让我们逐一进行论证。首先，我们必须： 1. 从理论上认识到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民主监督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 列毛主义对于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离不开党的领导已有大量的论述，我不需要在这里重复，只是补充一个基本的事实：每一个阶级的专政都不是抽象的，都是由那个 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注21）还是无产阶级）中有阶级意识的人去具体地完成。同时，前面说了，在群众运动中冲锋陷阵，打头阵的人往往是昙花一现的人物。由于上 千年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压迫和反抗压迫的历史，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还只被很少的人所掌握，这种现象就很普遍的了。文革中的派仗证明了没有一个按照 民主集中制原则行事的机构作为权力的中心，无产阶级的核心利益将无法保证。这就是为什么群众的自发运动不能代替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因。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为了反对托洛茨基试图在经济领域里把工会凌驾在党之上的主张，強调了工会的作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传送带。那时，如何有效地对党进行监督和制约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注22）同样的，中国解放后在党委领导下的类似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效地监督和制约自己的领导。 走资派的出现把群众监督和制约当权者的问题提到了革命者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思考的理论高度。 这 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群众的民主监督和对当权者的制约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不可少。23这是因为，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掌权前脱离群众，革命就会失败，就 不能取得成功。但是在其掌权后，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就不那么明显。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如果党的干部只有一个向上负责的机制，没有一个向下负责，接 受群众监督和受群众制约的机制，那么党的干部就很容易蜕化变质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走资派。 这是因为，一方面，所有那些多多少少带有投机性入党的 人就会有意无意地利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获得奴役他人、发号施令的权力，自觉不自觉地实现自己争当人上人，出人头地的目的（文革初期广大干部对群众监 督的抵制情绪反映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党和群众内部大批具有独立思考的、从全局出发的革命者会受到党内走资派的压制和打击（注24），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 人由此缺乏成长壮大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向上和向下负责一致性的机制是走资派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这就是群众监督和制约的至关紧要性。 党 的领导和群众监督就像民主和集中一样是矛盾的，但是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就像人的睡眠和清醒是对立统一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样。看起 来好像有了一方就必须否定另一方：要么是领导权，要么是监督权，要么是民主，要么是集中，人总不能同时处于清醒和睡眠状态。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 是这么有意思。如果我们所谓的“同时”指的是同一秒，那么确实人不太会即清醒又睡眠。但是如果我们的时间不是同一秒，而是同一天，那么反而我们的清醒和睡 眠“同时”存在。 民主和集中也是一样的。红军战士打仗的时候必须听从指挥，但是打完仗了，总结经验的时候，战士就可以发扬民主，对指挥员的指挥提出批评意见。 矛盾的不等于是不相容的。相反的，辩证法和中庸之道的不同就在这里。那种半清醒半昏迷状态，民主和集中都来一点儿的没有主次的理解矛盾双方的折中主义和追求均衡观点也是不现实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在不同的时期要有不同的主次关系，像波浪一样的有时強调党的领导，有时強调群众的监督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时地搞运动去剔除坏头目，又不能总是在运动中。就连西方的民主选举也是定期才有的。 社 会主义社会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这一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这一矛盾只有在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后才会克服。所有其它试图用仅仅强调一方面 的方法来克服这一矛盾都是徒劳的。光有党的领导，抵制或反对群众的监督，党一定会变质，走向反面；光有群众的监督，抵制或否定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必定要走 上歧路，被坏人利用，打派仗，造成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这就是文化革命的一条根本的经验。 但是光有理论上的认识还不够，我们还需要： 2. 在实践上把文革式的群众组织作为工人阶级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 这是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全面的、有效的、广泛的人民大众参与的民主监督党、政、军、企各级领导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干部对党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资 产阶级的三权鼎立监督方式（多党议会的立法权，集中统一的执法权，独立的司法解释权）是以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冲突为前提的，因此不适用于无产阶级内部 根本利益一致性的监督需要。虽然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方式不可照搬，但也不可不借鉴。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制约当权者的问题。 群众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在 无产阶级专政下并非起源于人民内部利益的相互独立性，而是出自于监督的需要。人们至今感叹文革方式对当时当权者的制约作用。没有当时群众组织的相对独立 性，那种制约作用是不可想像的。那种制约光靠大字报和个人的言论自由是不可能的。分散的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和组织起来的群众相媲美的。 文革中涌现出 来的“半独立”的群众组织是企业、单位内部或省、市地区以内的自发的群众组织。它之所以是“半独立”的群众组织，是因为它只有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独立性。 首先它们的活动经费是国家包办的，否则其常设办公机构和工作人员无法生存。其次，虽然同级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但需获得上级党委的许可， 否则有可能被取缔。比如工厂、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群众组织不受厂、校一级党委的领导，但需获得省、市上级的认可。同样的，省、市的造反派组织需经中央的 认可方为合法。 这些群众组织和政党的区别在于它既没有充分的独立性，也不具有全国性。全国性的与中央作对的群众组织文革期间是不认可的，一律取缔的，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 有人抱怨说毛主席在文革中没有建立一种新的机制。其实这就是毛主席探索出来的新的监督机制！看不到这一点的左派，尤其是一些老造反派人物很多，给人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历史上还有什么监督机制比这个更有效？ 文革期间中央的这一措施较好的处理了如何一方面维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保证群众能够通过相对独立的组织去有效地监督党内干部的问题。 但是要有群众组织的存在，我们就必须： 3. 从行动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无产阶级内部的派性问题 在 阶级社会里，正因为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存在，它一定要反映到无产阶级内部来。但是无产阶级内部不光因此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形态， 它还一定会有不同派別的出现，这是必不可免的。派性的出现因而不光是无产阶级内部在思想上的分歧，还有利益上的分歧。在社会上，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捍卫无产 阶级利益的唯一“派系”组织，但是这一政党内部有组织的派别就只能是捍卫阶级利益以外的其它利益的集团。在党内，有组织的派别和无形的思想“派别”之间的 差异在于：组织上属于一个特定派别的人忠诚的是这一派别，而仅仅属于思想上的无形“派别”中的人仍然可以忠诚于阶级。正因为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我们才一方 面强调工人阶级要组织起来才能反对资本的势力，另一方面反对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内部形成有组织的派系进而把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阶级的利益之上。一个观点一旦 形成一个组织，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其利益不一定和阶级的利益一致。文革中的派仗几乎把中国带到了内战的边缘就是一例。如果党内当时允许派别组织的存在， 文革中的派仗必然会提前颠覆工人阶级的政权。派性的出发点就是维护派别小集团的利益，就是把派别的利益放在阶级的利益之上，因此它是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 的。 虽然党内不允许有公开的派别活动（注25），必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但是党内的路线斗争和隐藏的派别斗争以及社会上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也一定会反映在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上。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内部的派性问题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政党不 能不反对群众中各种形式的派性活动，但是简单地取缔群众中的派性组织也不是反对派性的有效手段。 就像我们在文艺上一方面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不能让毒 草泛滥，但另一方面也不应简单地杜绝毒草的存在。没有毒草的存在，人们就不容易识别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毛主席一贯特别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人们只有在 对比中才能识别好坏。同样的，我们应该既反对派性，又承认派性。反对派性的方法是指出派性观点的错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意见的一致，而不是在思想问 题没有解决前強行取缔群众中的派别组织。只要它们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维护社会主义共有制的），就只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大鸣大放大辨论的方法 来处理。有了派性这一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在群众中的反映，对于人民群众分明是非是有好处的。对错误的路线和思想要保留一个批判的对象，通过大辨论，才 能分清是非。 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不能靠党内派系来实现，而是靠群众自发的组织起来实现其对领导者的监督。至于如何一方面禁止党内派别活动，另一方 面又允许群众中的派系存在，这有待将来的实践进一步的去探索。但是无论如何，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既是危险的权力，又是违背无产阶级当家作主宗旨的权力。 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 4. 在体制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权限问题 做好以上三点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处理好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机制看来就是各自的权限。我们既不是制度万能论者又不是制度无用论者。总结文革的经验，尤其是王绍光所描述的武汉文革的经验，我们可以领悟到群众运动中各方权限的重要性。 文 革中派仗的起因之一就是因为群众组织的权限没有搞清楚。派仗，尤其是造反派之间的派仗往往是因组阁而引起的。因为（按照上面所说的阶级内部实现民主的渠 道）各级自发、半独立的群众组织实行的不能是，也不应该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因为他们是由志同道合的群体组成的，意见不一致就会分道扬镳，否则就不会有不 同的派别组织），因此在原则上它应该是没有组阁权的。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如工代会那样的组织原则上才应有此权。 群众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和权力是对当权者的舆论监督，因此它的权限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如出版、集会、游行等方面的权力，而没有一派压一派的权力，没有强加于人的权力，比如不让人家说话，不让人家集会等等的权力。后者都属于过激行为（但不同于舆论上的过激）。 同样的，各级党委也应是有权限的，其中不包括取缔自己不喜欢的同级的自发、半独立的群众组织，只有它的上级才有这一权力。对于群众的舆论监督，各级领导只能是耐心地解释和说服。群众大多数还是讲道理的。无理取闹的只会是极少数。 当然，一些群众组织被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被走资派所操纵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企业、单位乃至全党内部的矛盾会反映到群众组织中来。但是，正像林肯说 过的一句名言：“你可以暂时地蒙蔽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地蒙蔽一些人，但是你不会永远蒙蔽所有的人。”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也就是政权还是掌握在为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党国一体”的官僚资本集团利益服务的人的手中），各级党的领导还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那么坏人和走资派的操纵只会是暂时的，背后操纵的走资派是不可能长期得逞的，群众会在和走资派的斗争中逐 步地识别走资派。走资派也只有在群众运动中才有可能被识别。除此以外没有他路。 如果出现了像群众组织领导的罢工、闹事和当权派采取取缔群众组织的 行为，那么这都是两者矛盾尖锐化的表现，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处理好的结果，都不是正常现象，都是需要上级领导出面来解决的问题。我们所讲的权限问题指的 是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党群两者的权限都认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一般不会那么激化。 当权派一般的当然不喜欢有和自己唱对台戏 的人。但是，这是民主监督的基本要求。就连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会的存在就对资方的行为有所制约。当然那里工会的权限是很小的，只有在和工人的工资、福利、 劳动条件等方面有关系的范围内有发言权，其它所有方面都无权过问。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没有不能过问的内容了。 至于将来的群众组 织如何运转都有待于那时实践的探索。比如说他们如何接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他们怎样进行内部管理，他们不同的组织之间发生了分歧、对立甚至冲突以后怎么解 决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类似文革中出现过的情况。分歧、对立是大民主的正常现象，没有什么可怕的。动武的冲突是要坚决制止的，是要按刑法处理的。根据 文革的经验，如果他们（像清华蒯大富那样）不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领导或监督，那么只有取缔。这就是为什么说它们是相对独立而不是绝对独立的群众组织。 结论 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中的一个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在基层处理这一矛盾的一个具体方法或内容就是界定各自的权限。 温室和学院里培养不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也只有在群众运动中，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才能成长壮大。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人民群众学会如何当家做主的过程。只有那些正确处理了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证明别无它路。 无 产阶级对走资派的认识是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形成的。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走资派就是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和试图用 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克服社会主义问题的党内当权者群体。特权是官僚掠夺剩余价值的起点，群众丧失监督的权力是资产阶级上台的标志。 将来无产阶级的政权如果一方面能够从一开始就严格地、自觉地、坚持不懈地限制或铲除官僚特权，另一方面又把群众的监督以自发、半独立的组织形式常规化，也就是把巴黎公社的两项原则现代化，那么无产阶级政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不大容易，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可能大大地得到巩固。 【14 对于为何第一轮的社会主义国家未能捍卫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权利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他们往往会列举大量的客观因素，如帝国主义的强大、生产力的落后、农民小生产者在数量上的优势，等等。】 【15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官僚化的担忧是错位的。要想管理和协调大工业或全国的经济就必须有一批专职人员或官僚。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16 见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二章，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 【17 见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18 两者的区分有时是不很清楚的。当飞机和软卧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需求时，工作需要和按级别分配就很难划清。相反的，专门为高干服务的特供就具有很明显的官僚特权特征。】 【19 这或是50年代末以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为代表的讨论中的一个根本缺陷。问题主要的不在于是否有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基础，它与官位的联系。】 【20 见田嘉力的《升官不发财，定量减下来》一文，引自http://sshd8.com/thread-24316-1-1.html或http://zlk.wyzxsx.com/Article/wenyi/2011/08/249363.html。】 【21 美国的前副总统切尼就是一个有着强烈阶级意识的政客。他在美国的商界和政界来回穿梭，却并没有一心专为自己赚钱。他可以说为了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霸权贡献了一生。】 【22 如同以上所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官僚化的担忧是错位的。问题不在是否有官僚，问题在于官僚是否形成为一个利益集团。】 【23 对于那些不接受党的领导的人来说，这一问题看似很荒谬，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人民群众当然要监督当权者了。但是对于那些只相信党的领导的人来说这倒是个问题。】 【24 安徽的张凯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59年安徽无为县的一些干部在大搞“共产风”、“浮夸风”、“放卫星”以后，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仍然严重地超额征购粮食，找不到粮食就对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普遍的饥荒。张凯帆作为当时的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到老家无为县考察，发现地方干部不顾人民死活利用公共食堂多吃多占、胡作非为的情况时，提出“三还原”、“两开放”，即占用社员的房屋还原，伙食还原，公社化中没收的社员自留地还原；市场开放，鱼塘开放。结果是恶人先告状，地方干部先是向省里打报告，说：“张凯帆指示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的三个变化（劳动力、农具、房屋）和干部作风、各种发病情况等五项内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请省委研究”，尔后联合省里大搞“浮夸风、放卫星”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造谣，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的混乱。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对张的这种作法很有意见，认为是违反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现将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的报告转上一阅。”同年8月10日毛主席的批示里误以为张凯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随后，张凯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51天，关押200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直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才被平反，官复原职。资料引自http://www.ahage.net/BBS/read.php?tid-57611.html 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f987f0100hj9d.html。 25 列宁是在总结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中于1921年在党的10大上正确地建议取缔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活动。】 2011年9月初稿，基于纪念毛主席逝世36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北京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2年夏二稿。 2014年秋三稿。 （责任编辑：柳实；文字编辑：新愚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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