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生态悬崖边缘的中国，怎么办？

站在生态悬崖边缘的中国——怎么办？

            如上所说，中国的各种生态环境系统目前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已经进入了崩溃的过程。中国如今已经站在了生态悬崖的边缘，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悬崖勒马，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国要重新走上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道路，大前提，是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根本调整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是将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作为诸多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而在实际上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而是将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确定为当前中国首要的、压倒一切的发展目标。

            本文在前面已经论述，中国的生态环境要改善，即使在乐观的技术进步假设下，也必须首先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以下；而在比较现实的技术进步假设下，只有实行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有鉴于此，一旦中国的政治体制经过重组以后确认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为首要发展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短时间内将经济增长速度压低到3%以下，同时采用最新、最好的各种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然后，在经过一个阶段的适应期以后，再用10年至20年的时间，逐步实现经济零增长，并在比较常规的技术进步速度条件下，逐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

            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就要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就是减少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以2012年为例，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从支出角度，居民消费占36%，政府消费（主要用于支付政府雇员的劳动报酬）占13%，总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占48%，净出口占3%。

            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严重偏高，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家的收入在中国的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很大，而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其次，是因为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专门从事制造业出口，这就要求中国的资本家大幅度增加投资以形成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所以中国的投资占资本家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也是偏高的。

            据笔者估算，2012年，中国的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包括工资、社会保险、个体经营者收入、农业劳动者收入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各种形式的资本收入（包括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占31%，政府间接税和企业所得税（占中国政府税收的绝大部分）占18%，固定资本折旧占13%。

            劳动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而资本收入主要用于投资。劳动者也会储蓄，并用于投资；资本家也会消费。但是在宏观上，劳动者的储蓄与资本家的消费大体抵消。所以，中国的劳动收入大致与居民消费相当；资本收入与固定资本折旧相加，大致与总投资相当；政府间接税和企业所得税相加，大致与政府消费相当。要降低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主要是要减低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如果假设中国未来的资本-产出比（物质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3:1（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美国的资本-产出比），再假设折旧率为5%，那么未来中国的固定资本折旧会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中国现在的总投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8%，如果这个比例不改变，中国的净投资就将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3%，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0%的物质资本存量相比，这就相当于维持11%的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净投资规模。显然，这样的投资规模大大超出了维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所能允许的水平。

            如上所述，要保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率必须减少到3%以下，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0%的物质资本存量相比，维持3%的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净投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9%。因此，要将经济增长率减少到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兼容的水平，中国经济的净投资需要从国内生产总值的33%减少到9%，总投资需要从国内生产总值的48%减少到24%，也就是将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减少大约一半或24个百分点。

            要完成上述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减少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劳动收入的比例；其次是创造条件，鼓励劳动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如果能够使中国的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减少20%、劳动收入比例相应增加20%，再通过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和水平，减轻普通群众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负担等方法，使劳动者的消费意愿有所提高，就基本可以完成将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24个百分点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的劳动收入偏低、资本收入偏高，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中国的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伴随着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这就造成了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之间的高度竞争，从而破坏了非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斗争能力。近年来，由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所减少，非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增强并且逐步组织起来，中国劳动收入比例偏低的情况有所改善。2007年至2012年，中国的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员总数从44600万人增加到509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1260万人；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3.7%增加到37.9%，平均每年增加约0.8个百分点。按照这个比例，如果非农业部门每年能够从农村吸收1500万个劳动力，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有望提高1个百分点；如果非农业部门每年能够从农村吸收3000万个劳动力，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有望提高2个百分点。如果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提高两个百分点，那么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0%的资本收入转移到劳动收入的结构性变化。考虑到中国生态环境危机的紧迫性，应当采取尽快提高劳动收入、尽快降低资本收入的调整方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雇佣劳动力的目的是为了从事资本积累和获取利润。在中国，虽然劳动力已经十分廉价，但是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仍然选择用大量的机器来替代劳动，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2007-2012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约9%，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1260万。按照这个比例，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由企业部门所吸收的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可以增加140万。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由企业部门所吸收的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只能增加420万。

            这样，要保证每年新增加3000万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不能依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而只能由公共部门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统筹规划，实行大规模的公共就业和公共投资计划。如果实行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就业计划，每年新增加公共部门就业约2500万人，按照每名劳动者年收入40000元计算（略高于现在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则每年政府需要新增加支出1万亿元。

            这1万亿元，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政府税收来筹措。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税收的6% 、国内生产总值的1%，并且主要由工薪收入者承担。完全可以考虑，适当提高高收入者的纳税比率，并严格打击偷税漏税，将个人所得税收入提高约5000亿元，大约相当于资本收入的3%、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另外，取消大部分出口退税，可以再筹措5000亿元。

            除了劳动者的工资支出以外，公共就业项目还需要配套的公共投资。按照公共投资与劳动者工资支出3:1计算，每年需要新增加3万亿元的公共投资。这部分公共投资，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建设公债来筹措。政府可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认购，再由国有银行认购一部分，必要时，强迫一些资本家购买。这些公共投资，可以形成大量的建设性资产，因此可以用未来的收入来偿还。如果年利率设为5%，在经济增长率为3%、通货膨胀率为2%（从而名义收入增长率为5%）的条件下，就可以保证政府公债还本付息。

        由此开展起来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和就业计划，可以用来大规模建设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项目，清理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从事其它有利于民生和生态环境的项目。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使中国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收入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善，将经济增长率初步降低到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相适应的水平。

            并且，经过10年左右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和就业计划，中国的公共部门就业可以增加约2.5亿人，公共资产可以增加约30万亿元，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将发生重大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这就为中国在下一个阶段全面开展向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过渡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