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古：当运用世界体系概念的时候，比如“核心”、“半外围”和“外围”，有显著不同以及独特历史的一大批国家被囊括在一起。你认为，由此而获得的洞察力足以为因此而带来的“一般化”提供理由吗？[译注：“一般化”，这里指的是由于理论上过度抽象，而导致忽视具体、细节、个性的倾向]

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理论概念都要面对一般性与个体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一定的理论概念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它能够抓住那些长期的、结构性的力量，这些力量是通过一系列个体来起作用的。但是当我们分别地、孤立地对待每个个体的时候，这些力量就被隐藏了或者被掩盖了。

诸如“核心”、“半外围”以及“外围”这样的概念可以揭示世界剩余价值在历史上的分配；还有助于说明，世界剩余价值的一大部分集中在核心国家如何为世界资本积累提供了必要条件之一。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就需要动员半外围国家，最终还有一些外围国家，来参加有效的资本积累。这样一种动员趋向于增加全球的劳动和环境成本，因为世界人口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参与了资源密集型的物质消费。这同时还会减少核心国家在历史上原来占有的世界剩余价值的份额。

核心、半外围和外围等结构性力量在16世纪至20世纪之间一直运行着；随着这些结构性力量开始按照不同的方式来运行，我们或许接近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终点。

古：在你的学术生涯中，你曾经分别就职于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考虑到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大批富有洞察力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你对于这两门学科在学术上的分离有什么看法？

李：我曾经在约克大学的政治学系愉快地从事教学和研究。不过，我是作为经济学家受教育的，因而不能将我自己说成是一位政治学家。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认为它自己是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致力于调和无限的人类愿望以及稀缺性。在理想的自由市场世界中，所有个人都从事自愿的交易，并产生“帕累托最优”（也就是关于“效率”的官方定义）。

相比之下，政治学明确讨论权力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家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以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

无论是主流的经济学还是主流的政治学都将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仅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主义既不是最后的阶段也不是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级的阶段。

古：你能够给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的青年学者们提供哪些最重要的建议？

李：我不知道，我能否提供一些“最重要的建议”。我要坦白，我的思想世界是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的。在方法论方面，我遵循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这在很多重要方面与英美经验主义不同。

“辩证法”当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词汇。一方面，它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世界（宇宙）是普遍联系的”，或者说，世界的每一部分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另外的每一部分相联系。但是，因为联系而导致相互作用，因为相互作用而导致运动。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世界以及它的每一个部分都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换句话说，世界上的一切（每一个自然体系，每一个社会体系，以及这些体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总是趋向于变化。

所以，不要把任何事物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我是说，任何事物，包括“资本主义”。一名严肃的社会思想家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认识社会变革的条件（解释世界），然后成为这一变革的一部分（改造世界）。

（远航一号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