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口头革命派”

在今天，“口头革命派”是一个具有贬义的和讽刺意味的短语。它一般指口头上革命而行动上不革命的那些人。一些左派朋友时常用以嘲讽别人，也时常用以自讽。好像我们今天的一切“说”和“写”，都是“口头革命”，都是“假革命”或“不革命”，都起不到任何的积极作用。这似乎很有道理。对此，我也感到十分困惑。

最近，我在学习列宁的著作时，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即绝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并且也不是能够勉强制造成的发动）的历史时代。”（《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561页。）

——说的太对了，说的太好了。在“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即绝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并且也不是能够勉强制造成的发动）的历史时代”，“言也是行”。今天，我们用舌和笔进行战斗，就是一种“行”。在这种情况下，“口头革命派”不是贬义的，而是褒义的。列宁的教导彻底澄清了这个问题。它使我茅塞顿开，它使我坚定了用舌和笔进行战斗的信念。

那么，我们对于“口头革命派”的片面理解，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大概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

在我们的许多关于“言”和“行”关系的古训中，大多都是将“言”和“行”区别开来的。比如：“听其言，观其行”；“言必信，行必果”；“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叫“坐而论道”，意思是坐着议论政事，空谈大道理，是明显的贬义，这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言也是行”的道理是大相径庭的。还有，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得多，做得少，君子以此为耻辱。这里，也是把言和行截然分开的。

如此看来，在言和行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就是我们沿着传统文化的思维习惯理解的：“言不是行”。一种就是列宁所说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言也是行”。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言也是行”，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有事实的依据。比如，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创办《民报》，宣传革命主张，批判改良主义……这既是言，也是行。比如，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批判孔孟之道和封建伦理道德……这既是言，也是行。比如，法国大革命前，伏尔泰、卢梭等人著书立说，宣传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和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这既是言，也是行。比如，十月革命前，列宁创办《火星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动和错误思潮……这既是言，也是行。

但是，假如我们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无条件地将“言”和“行”等同起来，那也是不对的。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言”和“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列宁说：

“尾巴主义的革命家不了解：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照旧局限于‘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号，借口‘心理条件’和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就是毫无生机，就是死气沉沉，就是说教，甚至就是出卖革命和背叛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561页。）

“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你再坚持“言也是行”，那就谈不上“革命”了，而是“说教”，“甚至就是出卖革命和背叛革命。”

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口头革命派”的意思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必须区分“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和“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的时代。所以，只有区分了这两个不同的时代，我们才能正确对待“口头革命派”。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能拿“口头革命派”讥讽那些用舌和笔进行战斗的人。所以，在今天，做一个“口头革命派”是无可指摘的……因为，只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