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经验教训二：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间派突然倒戈，迅速与右派合流，这恐怕是革命派事前没有预料到的，也缺乏这方面的警惕，结果在突然袭击来临时只能束手待毙。这个历史教训极为深刻，革命的人们应该牢记不忘！ 相关资料和评述： 一、中间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里所谓的“中间派”，指的一批文革前犯有走资派错误、文革中逐渐转变立场拥护文化大革命、并参加革命委员工作的领导干部。在中央工作的如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人。陈锡联是文革前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华国锋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表示过拥护文化大革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担负重要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工作。当选第九届、第十届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华国锋这些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有的人甚至政治立场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 如华国锋，一九六七年在湖南的两派斗争中，虽经造反派多次做工作，他始终保持沉默。直到中央点名让他去北京，他才在上去北京的飞机前，发表一纸声明支持造反派。调中央工作后，他表面上紧跟革命派，其实内心对江张姚王等人“恨得要死”。 如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６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他“人在曹营，心在汉”，对文化大革命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 如汪东兴，虽然一直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但一九六九后陷入了林彪反党集团，犯了严重错误，经过毛泽东的教育挽救，他自己作了假检讨，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仍然是站在右派一边的。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主席又几次批评王张江姚不要搞“四人帮”，华国锋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革命派保持距离，向右派靠拢。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向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等人打招呼，让他们批判他，说，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他们几个人就搞假批判。 一九七六年一月，经毛主席提议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形式上看，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权由右派手中转到了中派中，但此时的中派，已经由原来的表面上的中左变成了实际上的中右。 二、华国锋集团在逮捕革命派中的作用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华国锋集团为了夺取最高权力，阴谋把革命派打下去，与右派合流。 华国锋集团由于得到元老中的右派支持而感到自己有成功的把握。 华国锋集团具体组织和实施了对江张姚王毛等人的抓捕及对各地各部门的革命派骨干的镇压。 有人说：“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详见范硕著《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 就这场反对革命派的军事政变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元老中右派势力如果没有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的配合，他们要想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都只能是非法的，困难重重；有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的配合，他们要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就可以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就顺利得多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要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如果没有元老中右派势力的支持，他们就会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的夹攻，也绝难成功。政变成功以后，华国锋首先提出请叶剑英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这个道理。 三、华国锋集团在出卖文化大革命成果中的作用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口头上他也表示要继续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实际上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在出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上也起了极其重要的恶劣作用，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 华国锋主持逮捕、清除、批判、审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革命派。 华国锋同意为叛徒、特务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翻案平反。 华国锋同意审判所谓的江青反革命集团。 华国锋同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华国锋集团中的一些人至死都不肯承认叛变革命的罪行 一九九九年，华国锋在与人谈话中还坚持认为，他一九七六年发动十月政变是完全正确的。二00七年，他还出席了执政党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吴德死后，根据吴德口述整理出版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出版，表明了他死不悔改地坚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立场。 五、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要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与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团结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在他们有了觉悟、表示悔改以后，把他们结合到中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选进各级党的委员会中，这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绝不是像后来右派宣传的那样——毛主席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毛主席不可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也无权决定谁继任中央主席），而是作为一个过渡步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由右派转为中派，应该说对革命派更为有利。但为什么不直接转到革命派的手中，如王洪文或张春桥甚至江青？这需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个人的因素。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间派突然倒戈，迅速与右派合流，这恐怕是革命派事前没有预料到的，也缺乏这方面的警惕，结果在突然袭击来临时只能束手待毙。这个历史教训极为深刻，革命的人们应该牢记不忘！ 原作者：水陆洲 |
zxt: 水陸洲的文革简史是有许多原始史料,原以为他是史学家,但看了这篇文章,只能说他是和叶永烈、帅东兵一样的所谓纪实作家,史学家受人尊敬,而所谓纪实作家有的骗财,有 ...
王海明: 水陸洲的文革史只能作為一份史料看，但史料不等于就是史實，対史料的取舎取決于各人的立場。歴史是由人民写的，不是由某几个人説了算的，墨写的謊言掩盖不了血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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