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阶级斗争——与卢荻、潘毅、卢映西探讨 ...

      以潘毅、卢映西为一方，以卢荻为另一方，关于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资本的中心”以及新自由主义是否已经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讨论，内容丰富，发人深思，切中了当前中国问题的要害，是目前左翼思想界一场最重要的讨论。

      在卢荻的第二篇回应文章中，卢荻提出，他对这次讨论的态度是“必须心平气和，诚恳，严肃讨论”，不仅知识上要负责任、政治上也要负责任。我赞赏这样的讨论态度。在结束语中，卢荻这样概括了他的立场；“左翼政治实践的出发点只能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整体人民的福祉，它的对立面是作为整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保卫已有的，争取应有的”；“批判应该批判的，珍惜应该珍惜的”。我相信，这是参加此次讨论的各位学者共同的立场，因此也是讨论的出发点。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或许由于某种误会，在卢映西的讨论文章中，在有一处将卢荻与“体制内左翼学者”相提并论，并据此对卢荻的“天真”表示质疑。不得不说，还在我做学生的时代，就在学习卢荻的文章，卢荻的博士论文曾经是我的博士论文的榜样。在九十年代那个“历史的终结”的时代，卢荻几乎是当时国际上唯一的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中国籍进步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方面，卢荻是有勇气、有智慧的，是走在现代中国进步政治经济学前列的。

       就这次讨论来说，我还是要提出我个人、独立的看法。在读了双方现有的往来文章以后，在大的历史叙述以及对中国现状的基本判断方面，我与潘毅、卢映西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在统计数据的运用方面，卢荻则更为严谨，确有值得潘毅、卢映西借鉴的地方。

      下面，我想先就双方统计证据方面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提供一些数据、谈一些我个人的看法，然后与几位学者进一步探讨新自由主义问题。我们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也不是为了经院式地解决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和概念，而是要制止、扭转中国滑向新自由主义的步伐，探索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走上进步变革道路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的私有化

      在第一篇“简评”文章中，卢荻将新自由主义概括为“三代政策信条”，依时间顺序，分别为市场化、私有化、金融化。在第二篇讨论文章中，卢荻又做了进一步的澄清：“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是金融霸权，主导运作逻辑是经济金融化”。这两组定义，我认为都是可商榷的。

      应当说，“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在国际进步知识界逐步流行起来）在不同的人群、语境中，其含义是经常变化的。但是，大体上来说，它指的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制度，也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代表现形式。由于有这些变化和歧义，当不同的学者之间（尤其是在意见相左的学者之间）展开讨论的时候，就不宜从先入为主的概念出发，而要努力从历史现实出发，从现实的经济关系、阶级斗争出发来说明一定的概念。

      我个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后面再谈。尽管我对卢荻所给出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有保留，但是，私有化作为新自由主义时代一个标志性的经济现象，这是没有异议的，也是几位学者都接受的。比如，潘毅指出，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无论从工业产值比重、资产总计、企业数量、用工人数上，国有企业都无法与私营、港澳台商及外商企业相抗衡。在这整个数据中，我们看不到卢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更看不到工人权益的提升”，并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已经新自由主义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卢映西说，即使“企业有公有私，而公的在逐利方面玩不过私的，那么彻底私有化的趋势谁都挡不住。所以，中国正在奔向那个‘彻底’的终点”。卢荻则认为，中国虽然“在1990年代很大程度上屈从于私有化，但远说不上彻底 … 在2000年代稳定了国有部门的比重”，并且在第二篇文章中提出了潘毅不恰当引用数据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没有系统地发布过国有部门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过，通过研究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中比重的变化以及投资、就业等指标，还是可以对中国私有化的程度和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估计。

      卢荻提出，在研究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中比重时，应当使用全部工业企业（而不仅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并且应当研究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等指标。据我了解，《中国统计年鉴》已经很多年没有发布过全部工业企业的数据了，自1998年以后仅发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国家统计局新建立的“国家数据”目前也仅发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至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除了与工业部门国内生产总值不尽一致以外，自2007年以后也没有发布过。要采用全部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等数据，恐怕要有专门的数据库。

       科学研究和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一定的统计研究的结果要可验证、可重复。参加讨论的并非都是经济学专业出身，也并非都有同样的获得一定数据库的条件。所以，在对于研究结果没有重大、结构性影响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尽量采用所有参加讨论的学者都较容易获得、较容易理解的数据。

图一比较了1998年至2015年三种所有制类型（国有及国有控股、私营、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相当于销售收入）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卷；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如图所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在1998年至2004年间快速下降（平均每年下降约2.7个百分点）；此后，虽然下降速度有所放慢，但是国有企业的比重基本上一直在稳步直线下降，2004年至2015年平均每年下降约1.4个百分点（仅在2009年至2011年间下降速度有比较显著的放慢）。与卢荻所说不同，国有企业比重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在任何一个较长的时期得到扭转或暂停。另一方面，官方承认的私营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仅有3%跃升到2009年的29%，成为三大所有制类型中最大的一部分。在经过了两三年的相对稳定以后，私营工业企业比重继续上升，至2015年已经达到35%。所以，无论从国有企业比重下降的趋势看，还是从私营企业比重上升的趋势看，中国工业部门私有化的趋势都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种趋势没有缓解，并且无论仅就私营企业来说、还是将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加来说，对于国有企业都具有压倒优势。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2014年为25%，2015年陡降为21%。据卢荻说，他所计算的国有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在1997年至2008年间都保持稳定，至2014年仍然占30%左右。按道理说，国有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产值的比重只会比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比重要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数据上的差异，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那么，图一所显示的趋势，是否会由于数据选择不当，从而不具备代表性呢？图二和图三分别显示了各所有制类型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以及所有者权益比重变化的情况。利润总额反映的是企业盈利的状况，虽然只是增加值的一部分，但在市场化条件下无疑是衡量企业业绩的最重要财务指标。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资产总额减债务总额），与卢荻所说的固定资产净值在数量规模上大致相当。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卷；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卷；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在利润总额方面，变化比较复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在本世纪初确实有比较大的恢复。此后，在2002年至2006年间，也一度稳定。但是，好景不长，此后就经历了2006年至2009年和2011年至2015年两次大滑坡，至2015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17%。

      就所有者权益来看，国有企业比重也一直趋于下降，没有稳定迹象。不过，至201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仍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的35%。单独来看，仍然算最大的一个所有制类型，不过净资产总量已经大大少于中外私人工业资本之和。

      以上说明的是整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具体到工业的各个行业，情况又是怎样呢？以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在全部41个工业行业中，按照主营业务收入总额排序，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第一位的有12 个行业，主要包括煤炭、石油、石油加工、钢铁、有色金属等基础性重工业以及电力、燃气、水等公用事业，另外烟草制品属于国家专卖。这些行业，在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也常常由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条件。

      私营工业企业占第一位的有27个行业，不仅包括除烟草以外的几乎全部轻工业，而且还包括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等重工业，以及除煤炭、石油以外的几乎全部采矿业。

      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占第一位。其中，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中，外资（含港澳台资）的比重高达72%；汽车制造业中，外资的比重为46%。一定意义上，外资企业垄断了中国技术含量最高、最有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除此以外，外资企业在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皮革、家具、造纸、文体用品、化学纤维、橡胶塑料制品、通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机械修理等行业中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化学原料和制品、医药等行业中比重也在五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燃气供应业中，外资企业比重虽然仍小于国有企业，但是已经控制了燃气供应的五分之二。

       在工业部门以外，缺少国有企业占产值比重的系统统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投资、就业等指标的变化来了解整个经济范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图四说明了2008年至2015年各种所有制类型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变化的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卷；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如图所示，在2008年，所谓“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就已经超过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投资方面最大的一个所有制类型。如果说，2008年以前，国有投资还勉强占有“半壁江山”，到了2011年以后，只能说“三分天下，仅存其一”，而所谓“民间”投资则占据绝对优势。2011年以后，国有控股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相对稳定；这与决策层为了弥补私人投资不足，而不得不依靠公共投资以保持一定的总需求扩张速度，有一定关系。随着决策层积极推动所谓“供给侧”改革，国有控股投资仅存的这三分之一“天下”看来也是守不住的。

图五说明了1995年至2014年，各种所有制类型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比例变化的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5年卷。

      1995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仍然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59%，至2014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16%。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包括大量的原国有企业，其中有的仍然属于国有控股，大量的则不再是国有控股，可以权且算做“混合所有制”企业。2012年，这样的“混合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员约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14%。2013年，大量原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在统计上划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导致两类“混合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员在统计上大幅度上升。至2014年，两类“混合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达到21%。2014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达到了25%，成为城镇就业的最主要“来源”；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约为8%。

      上述各“单位”就业人员相加，其总比重不到70%。除了上述纳入官方统计的单位就业人员以外，尚有一亿多、约占城镇就业人员三分之一的城镇非正式部门工人。此外，还有近四亿的乡村劳动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工业部门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资产，各工业行业的业务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从城镇就业来看，私营部门都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并且大部分指标都显示，私有化的趋势一如既往，并没有放慢或稳定的迹象。除此以外，在若干关键工业行业，外资企业取得了垄断或者有重要影响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走向新自由主义化的判断相一致的。

      在卢荻的最新博客中（“理解国企改革•点滴见解”）中，卢荻写下了这样的话：“2015年九月份官方公布的国企改革指针，可以说是代表了两种大相径庭的整体变革方案的妥协——指针明确抵制私有化，这与十多年来的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一致，而指针要求国企彻底市场化，尤其是以股东权益最大化作为国企的目标，这却是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相一致。”

      说是两种方案的“妥协”，但是前一半（“抵制私有化”）仅限于中央文件上的空头条文，没有相关政策，更无利益集团推动；后一半（“彻底市场化”），也就是卢荻也认可“却是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相一致”的，既有政策又有推动，国务院全面部署，各省市积极跟进（甚至抢进）、唯恐落后，现在更有最高当局的贴身经济顾问领衔发动“供给侧”改革。两相比较，孰轻孰重，孰远孰近，孰假孰真，岂不一目了然？

       世界银行数年前为中国“顶层设计”准备好的《2030年的中国》，现在无一不在落实。中国现在的形势，即使决策层不采取任何积极的私有化步骤，渐进私有化也会逐步完成，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世界银行所期望的10%以下，不过是时间问题。更何况，“混合所有制”、“供给侧”改革正在大刀阔斧进行中？

中国经济的金融化

       卢荻认为，“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是金融霸权，主导运作逻辑是经济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的极致形态即经济金融化”。并且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屈从于金融化”，这是中国仍然在“抵抗”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证据，并且据此认为，“不能说中国政治经济主体上已经新自由主义化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来判断中国是否已经受到了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卢映西指出，中国的“债务雪球已经相当吓人了”。卢荻以为不然，认为“债务雪球”还必须与资产相比较。卢荻将经济金融化概括为“资本的投机化导向，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投资”，并且认为中国在“抑制银行资本参与金融活动”以及“资本流动管制”方面进行了抵制。但是卢荻也承认，“从房地产到股市的泡沫和震荡，影子银行活动的膨胀，以及相应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急速回落”意味着“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自去年以来的巨额外汇流失，更意味着第二道防线也受到严重冲击”。尽管如此，卢荻仍然坚持，“不能确定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卢荻，你是政治经济学家，我也是政治经济学家。推动中国经济金融化、放开资本管制的力量是清楚的也是强大的，国内有你所说的“买办投机集团”，国外有跨国金融资本以及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霸权。那么，“抵制”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在哪里呢？是人民大众吗，他们是无权无势的。是上层中的某个集团吗，这个集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还存在吗，他们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动机，有什么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吗，现在的中国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吗？

图六比较了1997年至2014年中国和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资料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www.bea.gov）；中国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2005年以前，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趋于下降的。这与卢荻所期待的生产性投资主导、抑制资本的投机化导向基本一致。然而，2005年以后，中国的金融化比重直线上升。到了2014年，出乎我的意料，恐怕也出乎卢荻的意料，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7.3%，超过了最标准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美国。考虑到中国经济中，农业尚占有约10%的产值份额，金融业增加值占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约8%。

       这是截至2014年的数据，据说2015年中国的金融业产值因为股市动荡而更加畸形膨胀。当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各项组成部分完全发布的时候，相信还会有更加“令人鼓舞”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