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阶级斗争——与卢荻、潘毅、卢映西探讨 ...

中国和新自由主义

       在 “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资本的中心”一文中，潘毅很好地阐述了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重大危机以后，世界资产阶级惊魂未定、痛定思痛，不得不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做出比较大的让步，在核心国家内部实行福利国家、阶级妥协，在外围地区实行非殖民化，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让步，划出从鸭绿江到易北河的一大片地区做苏联的势力范围。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核心和半外围地区的工人阶级力量大大增强，世界工人运动全面高涨，主要核心国家的利润率全面下降，东欧、拉美等主要半外围国家开始陷入卢荻所说的“债务陷阱”。如果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继续向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世界范围的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就得不到克服，发展下去，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有倾覆的危险。

      正是面对这样的严重局面，世界资产阶级不得不集结起他们全部的力量进行反扑。首先是在智利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即在法西斯铁蹄下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货币主义”实验；撒切尔和里根在英国、美国分别上台标志着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扑进入了总攻阶段；当柏林墙倒塌、历史“终结”之际，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扑达到了顶点。

      正如潘毅在文中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时期，“工人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水涨船高，导致工资和福利增长，资本的生产成本随之增长。这意味着资本所得的剩余价值不断降低。于是出现了以保护资本为目的的反击。这是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起源。”

       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质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出现的世界范围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高涨的反扑；这一反扑的目的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全面恢复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为此就需要使世界范围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决定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为了削弱工人阶级力量、增强资产阶级力量、恢复资本积累有利条件、提高利润率的经济政策或制度，无论是私有化、金融化、自由化，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

      那么，在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反动中，中国又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卢荻指出，他所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金融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明明“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但是却持续了很长时间。借鉴戴维•哈维的观点，卢荻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掠夺性积累”从“体系之外”或者从“外围经济体” 将生产性资源榨取并吸纳进来（到底主要是从“体系之外”，还是从体系内的“外围经济体”榨取资源，卢荻并没有澄清，可以进一步探讨）。

       “掠夺性积累”是一个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相接近的概念，主要是指通过“超经济强制”、通过直接使用暴力和欺诈、通过剩余价值生产以外的手段来积聚资本和财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掠夺性积累”是资本和财富积聚的一种重要的手段，比如拉丁美洲的“结构性调整”、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东亚金融危机、中国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都带有“掠夺性积累”的方面。但是，仅仅依靠“掠夺性积累”，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是否能维持下去，我觉得还是很可怀疑的。

       新自由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积累方式还是资本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或“掠夺性积累”。新自由主义的成败，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世界范围的阶级力量对比能否发生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决定性的变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有一块比较大的地理区域，能够提供相当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其它的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条件，使得核心国家和一部分半外围国家能够将原来的、一些利润率已经大大下降的部分产业转移出去，转而从事新的高利润产业（包括专门从事高利润金融投机的“金融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单单靠“掠夺性积累”，属于“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休克疗法”不光是休克无产阶级，也要休克掉一大批资本家），能不能坚持到新自由主义完全确立，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恰恰是由于在中国发生了对世界资产阶级有利的政治变化，“改革开放”也好，还是卢荻所说的“策略性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好，客观上都是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一支巨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巨大到相当于全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劳动力队伍之和），并且还能与其它资本积累所需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做“世界工厂”，就不会有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在1995-2008年间的相对繁荣，整个新自由主义体制或者早就如卢荻所说，“不可持续”了。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和中国经济的危机

      关于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卢荻有这样一段论述：“全球范围的积累于是表现为资本追逐廉价劳工，设立低劳动技能的血汗工厂，支付低水平的工资，推动外围经济体之间竞争到底，导致他们堕进‘低技能、低工资的发展陷阱’。更有甚者，‘掠夺性积累’一方面扩大了全球范围的（尽量以劳动替代资本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全球范围收入分配不均，导致需求不足更为恶化，系统性危机更易爆发，而首当其冲的正是欠缺内部需求作为缓冲的外围经济体。”

      这段论述，应当说基本符合2008年以前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一些主要特点。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或绝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面激化，这种矛盾一度通过美国的金融化（即内部的借债消费和外部的巨额贸易赤字）掩盖起来，但是最终导致美国居民部门债务不可持续、美元霸权地位动摇，触发2008-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

      但是，自2009年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些重要变化意味着，我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要做一些新的分析。首先，2009年以来，虽然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但是贸易赤字缩小了，居民部门的债务水平下降了，政府部门债务也处于可控水平，在居民、公司、政府几个部门之间目前没有明显的金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有可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中心，世界经济矛盾的中心很可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

       就中国经济来说，在2010年以前，具有一些造成消费不足危机的条件和因素，包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居民消费份额下降、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等。然而，2010年以来，上述几个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不仅居民消费份额已经稳定并且略有上升，特别有意思的是，多方面证据表明，中国确实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局面，就是说，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或许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这些现象，卢荻认为中国得到了“依循新自由主义运作不可能得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树”。

      新自由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仍然要遵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增强。既然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的壮大和增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无产阶级通过经济斗争可以争取到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中一个更大的份额，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也确实证明，在西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定发展阶段，在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半外围国家的一定发展阶段，在日本、韩国、台湾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都曾经出现过壮大了的工人阶级斗争能力增强，要求实现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情况，并且都导致了资本积累危机。

       中国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一个“世界工厂”，其必然要导致的一个长期社会后果，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已经成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阶级。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萎缩，新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权利意识的觉醒、斗争经验的增加，以及进步思想在中国青年中日益广泛的影响，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在2007年以后斗争能力出现了飞跃式的增长。应当说，这是目前中国资本家利润率普遍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并不是说中国工人不再受剥削。中国工人不仅受着剥削，而且仍然受着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之一。像富士康那样的“血汗工厂”，并非如卢荻所说，是局部现象，而是普遍现象，至少是中国现在大多数地方劳动者的实际状况（见附录关于中国制造业目前就业构成的说明）。另一方面，即使是富士康那样“超剥削”的血汗工厂，也可能会出现“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这是因为，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攫取利润，资本积累的动力是达到一定水平以上的利润率。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利润率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容纳的劳动力成本的上限。

      对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一界限就更加狭隘。这是因为，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家无法从全世界剥削“超额利润”并用其中的一部分来收买“工人贵族”，进而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的目的。尽管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取得了巨大增长，但是总的来说，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还是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的“比较利益”，除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外，中国资本家仍然普遍要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节约”维护工人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各种劳动条件、不定期地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金、偷税漏税、牺牲环境等比较“原始”的方法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然而，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工人的斗争能力现在已经强大到开始挑战这一狭窄的界限了。

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

      据笔者研究，中国经济的利润率自2007年以后开始持续大幅度下降。2010年以后，不仅利润率下降，利润份额（即资本家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开始快速下降。按照现有趋势，有可能在若干年内，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即下跌到历史上导致主要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重大危机的水平。

      图七用一组比较直观的数据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目前的困境。这里比较的是美国制造业和中国制造业每一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其中，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成本根据制造业中属于正式部门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和属于非正式部门的农民工工资加权平均计算（关于制造业每美元所包含工资成本的计算，参见附录）。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详见附录。

      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每一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越低，企业越有竞争力，资本家越可以降低价格、抢占市场而不牺牲利润，从而可以扩大出口、占据更多的世界市场份额；反之，则竞争力下降、利润萎缩，进而导致经济危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大约是33 美分，中国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成本大约是25美分。但是，如果仅算当时中国国有企业每美元增加值的工资成本，则在30美分以上。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中国的国有企业严重低效，没有竞争力或者竞争力不够强，不如“血汗工厂”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1994年以后，中国的工资成本大幅度下降，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下降到了只有15美分，大约是美国同期工资成本的一半。正是在此之后，中国的出口开始持续高速增长，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确立了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制造业出口中心的地位。

      大约在2002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美国的工资成本开始持续大幅度下降，向中国的工资成本靠拢。这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向底线竞赛”的活生生的写照。

       然而，在2008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每单位美元所包含的工资成本开始上升了。这说明，中国工人的斗争力量已经增强到，不仅可以提高工资，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资本家减少一些剥削强度。到了2014年，中国制造业每单位美元所包含的工资成本已经超过了美国，恢复到了22美分。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中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并因此为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的逆转创造了条件，进而成为全球范围“向底线竞赛”的一个巨大因素。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国工人斗争势头的进一步上升，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巨大规模，能不能使得世界范围的阶级力量对比再次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变全球范围的“向底线竞赛”为全球工人斗争的新高潮呢？这个问题，姑且留下来思考。

      就眼前来说，如果中国经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改变、中国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的工资成本上升的势头不逆转，中国经济爆发重大危机是早晚的事，并且不会拖得太久，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规律所决定的。

       中国未来的前途无非是三种情景中的一种（下面仅分析两种）。中国继续维持目前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相对地位不断上升的势头，在危机前或危机后，上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核心国家，通过剥削世界其它广大地区的劳动人民，获取大量超额剩余价值，从而在中国内部实现劳资“双赢”，实现诸多自由派工运人士所梦想的“劳工三权”以及福利国家，同时保障资本家的利润和资本积累。

      然而，这一“美好”前景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相冲突，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决定了，核心国家只能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少部分。由于中国的巨大的人口规模，如果中国要上升为核心国家，除非将现有的核心国家全部挤到外围或半外围，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种情景，是目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大力叫嚣、决策层正在认真考虑，但是尚不敢全面推进的。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在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权、也不可能上升为体系核心的前提下，能够选择的“次优”解决方案，就是通过组织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彻底打垮中国现在的无产阶级，迫使他们世世代代接受“血汗工厂”式的超剥削，永远不得翻身。这是中国主流媒体经常叫嚷“劳动力成本过高”、“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实目的。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要实现这一“次优”情景，困难在于，历史并非总是由上层精英来写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被凌辱、被鄙视、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总是不甘寂寞，每隔一个历史时期就要登上一次舞台的。

      中国无产阶级现在的斗争力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城市化、现代教育的普及、现代交通通信的发达，等等）在客观上造成的。只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停止，它造成自己掘墓人的历史进程就不会停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任何“胜利”归根结底只能是暂时的。

      历史经验证明，要比较长久地打败一个无产阶级，还是要找到一块比较大的、能够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地理区域，以从事资本转移。然而，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要想找到与中国劳动力规模相当、并且廉价、并且其它资本积累条件优越的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资产阶级冒然发动全面进攻，连“改革开放”时期唯一还可以夸口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要予以剥夺，造成几千万人失业，强行将工资增长速度压低到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以下，乃至剥夺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城镇正式部门劳动者尚且享有的不多的福利，那么，政治上将发生何种难以逆料的变化，诚非笔者所忍言者也。

       卢荻说，“仅有政治－道德立场是不够的，除非能有更加彻底系统的替代方案”，否则，“以为现实这整个构造弃之不足惜”，是“危险的判断”。类似这样的话，不仅对于左派适用，对于精英其实更加适用。

      “现实这整个构造”，“惜”也好，“不惜”也好，那要看精英守得住还是守不住。守得住，别人不“惜”，也奈何不了他；守不住，别人惋惜也好、珍惜也罢，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气数尽也。

       王铁人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旧世界正在垮掉，即使“珍惜”，也无法挽回，仅仅因为没有“替代方案”，大家就会坐在那里等死吗？要相信，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长远的（而不是一时一地的）历史观点来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附录：中美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工资成本的计算

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工资成本的计算方法为：

制造业每美元增加值所包含工资成本　＝　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按美元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就业人数）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来自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用小时平均工资乘上制造业工人每周平均劳动小时数，可以得到制造业周平均工资。然后假设美国制造业工人每年平均劳动45周，可以得到年平均工资。

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计算公式为：

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　＝　（制造业城市单位就业人数＊制造业城市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制造业非正式就业人数＊外出农民工平均工资）／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

       其中，制造业城市单位就业人数、制造业城市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可以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得。外出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可以从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获得，然后假设外出农民工每年工作10个月以得出年平均工资。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和制造业非正式就业人数的估计在下面说明。

       据此计算出的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再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以美元计算的工资。比如，2014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为37658元（其中，制造业城市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1369元，外出农民工平均工资28640元），折算为美元的年平均工资是6130美元。如果按照中国工人每年劳动45周，每周劳动60小时，因而每年劳动2700小时估算，相当于每小时平均工资2.3美元。美国制造业工人2014年的小时平均工资为19.6美元。

       美国1997年及以后的制造业增加值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1997年以前的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用美国经济分析局所公布的制造业国民收入来估算，假设1997年之前的制造业增加值与国民收入之比和1997年一样。中国历年的按美元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直接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采用的是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制造业全时制雇员人数当量（即实际就业量相当于多少全时制雇员人数）；缺失年份，采用世界银行所提供的美国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估算。

      《中国统计年鉴》仅提供整个第二产业的全部就业人数。我假设中国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占整个第二产业全部就业人数之比与城市单位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数与整个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之比相等，据此估算出历年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然后用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减去制造业中的城市单位就业人数，得出制造业中的非正式就业人数。据此计算，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1.32亿人。其中，城市单位就业人数5240万人，占40%；非正式就业人数7970万人，占 60%。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构成，仍然以“血汗工厂”为主。即使在所谓“正式部门”中，类似“血汗工厂”的实践也是普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