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后是墙 —— 漫谈“鞍钢宪法”

「按劳分配」与官僚寄生

　　对毛时代的工资等级制及社会分化，大陆泛左翼阵营或曰「按劳分配」，或曰这是文革本欲打倒的「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权利和文革工人造反的议题，笔者另起专文探讨；且看「按劳分配」的说辞能否替首长们把事摆平。

　　上台初期，中共表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谁劳动愈好，工作得愈好，谁获得的报酬就愈多」[40]，更高调宣讲「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41]（周恩来）。

　　就此，一位海外革命者驳斥说：

　　「社会主义社会里，分配是完全地、纯粹地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进行的，那时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人能够凭他占有生产数据而在社会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总额中分得一部份。那时人人都是劳动者，而在劳动者之间分配消费品的标准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消费品’。这就是说，工资是一律平等，不分等级的，不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不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不分技术高低），当然更不论劳动者的性别、种族等等，每个劳动者所领取的工资都按同一标准由他所付出的劳动量决定，任何职位一个劳动日的工资都相同（但特别劳苦的工作，一个劳动日的实际工作钟点比较少）。这样平等的分配制度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还没有完全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仍然应用着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原则），但已经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分配制度大不相同……

　　中国现在还没有单纯按照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工资还不平等（而且差别还很大），所以现行工资制度还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式的制度」[42]。

　　诚然，一个匮乏落伍的过渡社会难以立即落实按劳分配的原则。但衡量「过渡社会」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正在于收入分化的克制与分化程度的逐步缩窄。1924年，苏俄的官僚专断已处处显现，党员收入最高限额仍是175卢布/月（冶金工人的平均工资），而一般工人薪水约50卢布/月（相差约3倍）；背靠强大苏东阵营的中共政权，官民收入差距却达数十倍，并长期保持。官方的付酬口号——「工作得愈好，获得的报酬就愈多」，从未真正兑现。以上海为例：1952年上海职工实际平均年工资为782元，1962年反降至707元，1983年为785元，与解放初勉强持平[43]。以当地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1952年的职工实际平均年工资为794元，1962年降为739元，1970年略升至735元，1980年为841元，比解放初增长不足10%。尽管收入停滞倒退，产业工人的生产率节节升高。再以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例：1952年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5942元，1962年达到9479元，1970年跃升至19909元，1980年为27830元。与八十年代盛行的主流污蔑「大锅养懒汉」相反，收入微薄的中国工人，交出了一份无愧于心的劳动答卷。

　　向老大哥致敬之余，我们想问：群众创造的巨量财富跑哪儿去了？就算「四化明天」铁定要求老少爷们死扛，但多少工人的历史牺牲让专权者私吞挥霍乃至白白浪费了？接茬细瞧首长们的自揭画皮。

　　「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44]（周恩来）的官场习气，让企业内「许多干部引用私人、对家属亲朋安置较好位置的恶劣现象」[45]泛滥无忌，吞食挤占无门路者的收入份额。领导们煞费苦心寻觅种种点子（临时工不享受劳保条例、无退休费[46]）压缩工人工资总量，对内另行一套游戏规则。解放十年后，中共发觉「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47]（邓小平），已迟滞国家机器的运转。计将安出？高官将帅托着下巴感叹「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48]。免官降职，优待不变——即为执政集团内部微调的底线。六十年代的上海工人在棚户区苦中作乐，伟大领袖却以劳力士馈赠妻子[49]；话说回来，区区名表无外是「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50]（周恩来）之类特权生活方式的小点缀。

　　资本主义复辟后，大陆毛左理论界如何看待上述丑行？他们挥着拳头批判「执政党内的当权派集团，打着革命旗号作幌子实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萧喜东）[51]，却辩称毛氏晚期理论是治愈蜕变的良药。以「鞍钢宪法」的重要一页——「大搞群众运动」来说，毛左分子断言它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宏大创举，意义深远云云。这番说辞站得脚吗？让它与事实见个面！对先进工人而言，了解执政者「运动群众」的内因外果，是理解建国后「群众运动」本质的第一前提。

「大搞群众运动」：目标选择手段

　　漫长割据与残酷内战，给中共的战略战术、组织原则、干部补充与行事风格打下永远的烙印。三四十年代，瑞金及延安政权厕身共运框架之内，逐步演变为踞于工农之上的利益集团；它既未立即抛弃社会革命的远景，却以权变伎俩从事日常斗争。它拿盲从精神熏陶干部群，通过后者驾驭工农；借助群众压力，它竭力驯服间或「出轨」的各级头脑，维持对庞大脱产队伍的控制。试举一例：西北决战前夕，针对野战指挥官的擅权苗头，党委发起诉苦与三查运动[52]，收效甚好：「许多干部过去爱打人骂人，以致违犯群众纪律，工作不积极，被（士兵）群众审查尖锐批评后，改变了态度」[53]（彭德怀）。天长日久，中共视「搞运动」的操纵手腕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颇有得色。

　　击败有产政权后，「隐忍一时」的尊卑制度及专断文化以恶性膨胀的势头覆盖了红色江山的上层建筑：「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关系」（张闻天）[54]。派系倾轧与工农决定权的缺席，搅得衙门鸡飞狗走：「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55]（周恩来）。从京畿城墙往下瞅，高层心知肚明「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56]（陈云），必须求助基层「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57]（毛泽东）。决心既下，「用大鸣大放、出大字报、展开大辩论的方法进行整风运动」[58]（刘少奇）便成了社会生活的保留节目。

　　困扰中枢的另一桩烦心事，是众部下的懒劲齐发：「不了解下情，不去基层组织作调查研究，或只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59]。拍桌训话之余，中央推搡着官员群「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60]。是为后来声名大噪的「干部参加劳动」。

　　随着高速工业化的逐步铺开，官员们先后感到「机器加管理制度并不能代替活生生的人，要搞好生产，必须依靠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广大职工」[61]（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从解放初的「马恒昌小组」[62]到大跃进年头的科技革新运动，北京的治国方略始终包含上述元素，最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模式。

　　毋庸置疑，工人献计与工人权力是两码事，也不等于自动减轻民众疾苦。「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63]（毛泽东）的禁欲官腔，替铺天盖地的守纪文宣定下调子：「党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需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64]，还一口咬定这是正宗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使骄横的实权分子有所收敛[65]；让大众替小圈子决策纠偏补遗；赶官员蹲点劳作现场「找回感觉」；令工农永葆老黄牛状态——以上各条，即为中南海「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66]的基本动机，也造就了「鞍钢宪法」的无上荣耀。马列先贤有云：一定目标必定选择相配的手段；落实目标的过程，无法脱离固有逻辑而天马行空。走向全国的「鞍宪」后事如何，很快便有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