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后是墙 —— 漫谈“鞍钢宪法”

党权力与群众监督：虚实之辨（续谈「大搞群众运动」）

　　建国后，中共语言增添了一个新字眼：「群众闹事」。最高领袖一锤定音：「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但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67]（毛泽东）。几句话，交代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统治思路。

　　「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群众干嘛一根筋使坏？主席副手答：「往往经过了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者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来请愿、罢工、罢课」[68]（刘少奇）。换句话说，「闹事」无非是愤懑百姓的绝望之举，且未逾越有产民主国家（不必说工人政权！）的公民自由范围。皇城递出狠话「我们不赞成」，抬腿踩碎工人的当然权利。硝烟尚未散尽，新国家已指定「工会经常的中心任务，就是根据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说服工人，组织工人们积极劳动」[69]（李富春），一刀阉掉工会的传统职能：无产者的初级自卫。毫不奇怪，「平时工会工作薄弱，等群众闹起来以后，不能站在群众里面说服群众」[70]。

　　「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不消说，「我们」统统是权力豪宅的顶级住户。何为主席口中的「官僚主义」？国家决策、官定规章或人事任免？都不沾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71]——中央如是说。这一定义把大小权贵的欺压恶行挪到「作风」领域，颇有避重就轻的嫌疑。六十年代，原总书记张闻天指出「国家往往可能为了国家的利益，不重视工人的利益」[72]，即政府对群众权益的有意侵犯。如何遏止类似的国家横暴？「鞍钢宪法」及一号广播员毛泽东均闭口不言。

　　且退一步，只谈「接受教训、克服坏作风」。以鞍钢为例，弓长岭铁矿领导班子「平常对预防事故无所作为，甚至事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还对某些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官僚主义分子采取姑息态度」[73]。一旦职工抗议，难免刀斧伺候：「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74]。罢工罢课请愿游行「是坏事」，工农学生拿什么促使「某些」老爷痛改前非？首长摊开讲话稿：「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力量，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75]，怎样监督？「上面动员，下面揭发，相互批评教育」[76]（上海市委）。战果几许？主席胸脯一挺：「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77]。莫非真有奇效？继续让事实发言。

　　外敌覆灭前，「群众批评」已显示了自身的脆弱。西北野战军三查运动期间，「（战士）批评某些干部时（这些干部）就变脸说：‘三查运动时民主权力是你们（指士兵）的，这是暂时的，三查以后权力是我们（指干部）的’」[78]。不难推测，「某些干部」一手遮天后的嘴脸。九十年代末，我们终于听到了破落「老左」的迟到证言：

　　「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79]（邓力群）。

　　毛左人士追捧的无敌神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真实功能也挺暧昧：「有些单位滥用了这种方式，不让各种不同意见有同等发言权，甚至压制正确意见」[80]（周恩来）。哪位神仙如此大能，「不让」群众自由鸣放？看来只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土地公。几轮运动折腾完毕，了解内情的高干们摇头不已：「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81]。别看「首席执政」以超脱姿态教导僚属「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82]（毛泽东），主席的井冈山战友却捅破了窗户纸：「表面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决不可能实事求是」[83]（原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曾志）。建国初的工业部「三反」时期，曾志亲眼目睹主持者「采取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种方式，开群众大会，点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关押、威逼利诱、车轮战术等，无所不用其极」[84]。五七整风的日子里，面对群众的提防态度（「怕说错话被戴右派帽子，怕‘找小脚’，怕提出问题领导不解决」[85]），黑龙江省委连挠后脑勺。真可谓锣鼓喧天旌旗猎猎，难掩内里的凄风惨相。

　　我们不能不问：鸣放辩论老半天，究竟谁说了算？谁是运动的主体？一份高级文献交了底：「每个具体的部门和单位，运动进行得好坏，关键在于领导」[86]。在人心不稳的工厂，中央指令「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87]。谁来降伏惹不起的党委？上级党委派去的「城市工作队」。空降大员滥权怎么办？由上司收紧权限：「城市工作队有关隔离、拘留、搜查、开除公职等权限，过去未明确。这次决定一律报市委批准」[88]。假如市委、省委胡作非为呢？从北京下发越来越厚的禁令，派出核查工作组[89]。设若禁令废纸一张，工作组与恶势力沆瀣一气？毛时代的执政实践竖起最后一块路标：重申「工人群众批评和实行监督的权利，必须切实地得到保障……」[90]。似曾相识？没错，它指向「群众监督」大牌坊的正门！

　　或许浸淫权力过久有点麻木，总书记一不留神冒出几句大实话，堪称「谁说了算？」的精彩答案：

　　「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91]（邓小平）。

　　做个简约总结：中共深信「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意见」[92]，仅此而已；走出献策苦谏大会，工农仍是领导们呼来喝去的小卒[93]。「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老爷们」[94]（毛泽东）——大家长背手踱步，深知棋局正待落子，一切远未终结。如何成批制造驯顺又肯开动脑筋的「智能棋子」？如何提高众国手的自身棋力？随着中南海的声声呼唤，「两参一改三结合」掀帘登场。

干部参加劳动•「党的领导」•工人参与管理（初谈「教育干部和群众」）

　　正如上文所说，「首席执政」一直把「教育干部和群众」视为国之大事。多年推动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前沿要素「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95]，最终写进中国宪法。利用这一手段，权力核心希望达到多个「教育」目标：加强官员自律；改善干群关系；提高领导者的管理素质。

　　部长司令们挽着袖口扛起铁锹雨淋日晒之余，确曾纷纷起誓「我们决不能把职权当作特权，要做普通劳动者」[96]。这誓言远非纯粹的违心套话：不少「石光荣」、「姜大牙」式的工农干部尚未彻底淡忘「造反」的朴素正义感；五六十年代，「许多同志也以自己能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引以为荣」[97]（薄一波）。在工厂矿山，管理层发现了「以情动人」的超高红利：「干部越是经常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工人的自觉性就越高」[98]；以大庆油田为例：哪怕干部与工人一同打饭睡几天宿舍，也能激发部分淳朴职工的加班热情[99]。

　　最后——也最重要——的目标，是让车间实践点拨干部「及时发现并认识生产的客观规律，总结及传播先进经验，尽可能地按照客观规律组织领导生产」[100]（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亦即制度化地培养贤官能吏。作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源地，黑龙江的最高长官说得直白透亮：鉴于「干部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管理及其它工作，工人的主要任务则是生产」[101]，所以群众管理的本质在于「加强工人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运用他们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丰富我们的管理知识」[102]（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工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有这条定位原则垫底，不难猜到书记们指引的「群众管理之路」拐向何方。在「两参一改」的首创地——庆华工具厂，「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清算住宅等级制，而「首先是指向工艺规程、操作规程和劳动组织、生产组织等方面」[103]，让省市领导兴奋得乌纱乱颤（「（庆华厂）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能力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提高了一倍半」[104]）。在其它企业，各生产管理小组的工人分头包揽考勤、记录、计划、工具、材料与质量检验，改善了作业流程：「由于工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中断工时大量减少，有些小组已消灭了这种现象，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05]。

　　毛时代头号工业巨人——大庆油田也未置身事外：「搞社会主义企业，要依靠广大职工的革命行动。大庆石油会战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06]。当地管理层不甘人后，火速呈上几坛政绩酸菜。除了已熟知的「发动群众讨论生产上的作业计划，讨论规章制度，讨论生产技术的重大问题」[107]，油田领导鼓捣出一个「政治民主」的新款玩意儿：「各种会议或生活会上，工人都可以插话，对干部进行面对面的批评，正确的意见，干部就立即接受」[108]。谁判断意见正确与否？干部。谁决定接纳——哪怕十万分正确的——进言与否？干部。谁应整治不听劝的干部？看来只有更大的干部。大干部也有犯混的时候：「生产建设的瞎指挥，许多来自上面」[109]（薄一波），谁去对他们「面对面的批评」？谁来整治一意孤行的大干部？「政治民主」的新思维如此这般地坠入官僚专权的旧轮回。

　　解放后，「许多厂矿企业整顿劳动纪律只整工人，对职员和领导干部的劳动纪律则不加过问」[110]，工人大眼瞪小眼；六十年代初，中央喝令下属「不要把技术上的不同意见，随便当成思想问题，更不要当做是政治问题」[111]随意整人；嚷嚷「炮打司令部」的伟大领袖，真心指望的仍是灰色官僚：「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112]；天庭尊神的纷纷倒地，没让凡间小民起身入堂：「要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使中央实行毛主席的路线就是大民主」[113]（周恩来）。声浪盖过天的「工人参加管理」呢？其实，当政者早已透彻揭示「鞍宪」的本质功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14]。花样百出的背后，「党」继续端坐指挥决策的禁地明堂，堂下工农继续跑腿卖命，延续着贯穿整个毛时代的尊卑秩序与利益格局。

　　翻身期盼与新型压迫的巨大反差，特权阶层及时行乐与无产阶级「人肉换石油」苦斗气魄的辛酸对比，不可避免地催生、深化着工人队伍的失落与隔膜感。「首席执政」连发警报：「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115]，因为现实本就处处敲打工人勿忘自己的无权地位；但幻想耍几套「以情动人」的把戏蒙混过关，未免低估劳苦大众的阶级直觉。内部会餐的酒席上，庙堂长老闲谈间痛感部分青年工人「还不能很好服从国家利益；对待公共财产和劳动纪律还缺乏自觉性和主人翁态度」[116]，甚是可恶。首长们几分焦躁、几分失态，也越发抱定加大马力「教育干部和群众」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