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志们谈谈心

    薄熙来做了什么，大家都很熟，不用我重复多说。我只略作一点分析。

        就政治上的措施而言，很明显是坚持了马列毛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思想的，也体现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原则。这样说有两点根据。一是打黑，就是阶级斗争嘛。二是对干部的“大下放”等要求和措施，就是针对特权、针对凌驾于群众之上而来的。三是保护劳动人民，罢工谈判、警察讨帐等就是典型事例。这些作法，从理论上一上升，就是主席的继续革命论。但要那样，不更会招来镇压吗？

        就经济上的措施而言，社会主义倾向也是清楚的。从所有制上来说，国进民进，这难道不是对国退民进的否定或调整吗？国有的比重在加大，民营管了起来，这正是社会主义政策倾向的体现。从分配上来说，公租房、教育、医疗保险等措施的实行和理论上的分蛋糕、共同富裕等原则的倡导，也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体现。

        就思想文化而言，唱红，“唱读讲传”，党风建设，电视改革，等等，那更是在全国独树一帜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文化。

        对于这些作法究竟说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合适呢，还是说社会主义倾向的变革更准确呢？我以为是后者。

        而且，我必须强调一句，重庆经验不是静止的，它还在发展，还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可是，现在被打断了。

        这是我对重庆经验的一贯的看法。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对薄熙来、对重庆经验，采取了明确的支持的态度。

        现在怎样看呢？

        我觉得3。15事变是一次证明，也可以说是一次检验。内外反动派藉此事件，所作的一切反对薄熙来、反对重庆经验的作法证明，薄熙来的重庆经验，的确是向社会主义倾向转变的具有一定革命意义的进步探索。

        在这种明确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我赞成黎阳、孔庆东等同志的态度和立场，坚定不移地高扬社会主义道路的红旗，继续支持薄熙来，支持重庆经验，保卫薄熙来，保卫重庆经验。

        怎样评价薄熙来，不是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一旦把这个问题放到当前的路线斗争中去观察，其重要性就显现了出来，根本说来，还是涉及一个捍卫社会主义道路，捍卫毛主席路线的问题。

        究竟应该怎样全面评价薄熙来，现在为时过早。薄熙来已经写下了他的第一步的历史，第二步的历史等待他再创造。历史在发展，历史人物也在发展，也在变化，也在表演。每个人的历史，说到底，实际都是自己写成的。我们期待薄熙来，信任薄熙来，希望薄熙来无愧人民，无愧历史。和任何事物一样，历史人物也是一个过程，薄熙来自有他的天地，我们不必急于为他下结论。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迎接现实的斗争，处理好眼下的斗争策略，不是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吗？我们也要无愧于历史。

                                                                         四  

        我在《关于目前革命策略的几点看法》一文中，特别从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谈到矛盾焦点的问题。矛盾焦点不一定是主要矛盾，但反映了主要矛盾，受主要矛盾支配。

        自王立军事件发生后，重庆问题越加成为当前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3。15事变后，一切反对重庆经验的政治势力，不仅欣喜若狂，而且利令智昏，一起围攻薄熙来，连最卑劣的造谣手段都用尽了。这说明什么？这是因为薄熙来是资产阶级

改良派吗？不是。

        关于这一点，刘金华同志的文章《事关中国发展方向的路线斗争》一文，借右派陈有西之口，说明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都把重庆事变看得清清楚楚。他引陈有西的话说，“很多人，包括海外一些分析家，总是把重庆事件看作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说是太子党或团派斗争，这是过于标签化和简单化了。其实根本就不能这样分野。……并没有明显的分野。因此解读为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很浅薄表象的。重庆发展道路的兴衰，其实是一种未来中国走什么路的较量。” “重庆事件，却真的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读，本质上是一种路线斗争。”你看，右派比我们的“革命派”聪明。我说要放到当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去看问题，“革命派”说不对，那是统治阶级内部这派那派之间的狗咬狗，可是，陈有西却告诉“革命派”，“这是过于标签化和简单化了。其实根本就不能这样分野。……并没有明显的分野。因此解读为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很浅薄表象的。”我看，“革命派”要认真听听右派的意见。我建议去读读金华同志发在《红色中国》网站上的这篇文章。从前朝同志对此文的跟贴看，至少他是同意金华同志和陈有西的意见的。

        只有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及由这样的斗争所形成的矛盾焦点的认识方法看问题，才会准确把握当前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

        现在是一切反动派都联合起来，反对薄熙来，反对重庆经验，我们“革命派”的同志绝不能再站在反动派一边批判重庆经验、批判薄熙来了。这是一种有害革命的错误的作法，是重复历史上我党曾经发生过的错误。

        我个人认为，正确的斗争策略，应该是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迎接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对重庆经验的扼杀，对薄熙来的错误作法。这实际还是坚持抓住主要矛盾不放松，并善于利用矛盾焦点，把主要矛盾和活的当前的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结合起来。如果再次不准确地比喻戊戌变法，那就是首先反对西太后的反动镇压，进而总结改良失败的教训。

                                                                         五

        再说几句但愿是多余的话。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反对乱扣极左的帽子。这里，我要补充说，我们又确实要警惕和反对极左。

       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这两个错误的发生，就是极左的典型表现。如果结合党的历史上的此类错误来看，这实际是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思想作风在革命队伍中泛滥的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里，这是很容易发生、很容易泛滥，而又很难制止的，正因为这样，危害也就特别大。历史上我们付出过沉重代价，文革中再次付出了沉重代价，弄得不好，现在和今后，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文革高潮之时，派仗发生。毛主席及时指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要把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但是，小将们听“最高统帅”的“最高指示”了吗？没有。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只有狂妄的自己，没有别人，包括没有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就对江青很有意见，多次批评她的这样的错误和作风，说她“积冤甚多”，担心地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但江青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个人坐牢事小，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事大。我们要牢记这类教训。修正主义要反攻倒算是一回事，我们自己犯不犯错误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敌人攻击我们极左，就否定极左错误的存在，就否定反对极左的现实意义。不能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我们今天依然要注意极左的问题，我感到这已经涉及两大问题。

    一是内部团结的问题，搞极左，是无法和同志们搞好团结的。总是个人意见第一，总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只要别人不同意，甚至不理解自己的意见，就要批倒或打倒别人，这样的态度和作法怎么能团结同志。例如前朝同志讲一个民主集中制，我根本就看不懂他的意思，自然也不理解他讲的重要性，他的帽子就飞了过来。他不检查自己文章写得不清晰，不好读，反而责怪别人，这种作风实在是要不得。如果看看网上的这类跟帖，这真是我们毛派的悲哀，也真是毛派的自我丑化。这样的作风，这样的同志，怎么能搞好团结？

    二是在对形势的认识上，对敌我友的认识上，以及对由此而来的涉及斗争的路线、方针、策略的认识上，搞极左，就会乱打一通，就会丧失斗争的机会，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就会使革命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一句话，就会干扰革命斗争的健康发展和争取胜利。所以，极左的破坏性是必须充分认识的，已往的血的教训不能忘记，反对极左和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如果把眼光更放大一点、放远一点，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上，在对一系列历史问题的认识上，甚至包括对文革、对共运、对革命导师的认识上，不能克服简单化、教条化的极左的错误认识方法，那就会带来根本的理论上、原则上的错误，那就会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代替马列毛主义的观点，而这种问题在实际上已经发生，其危害是更加深刻和危险的。

    在我的知识范围里，我知道有两个人最痛恨最讨厌极左作风了。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鲁迅。他们都吃过极左的苦头，也看到过极左对革命的危害，所以，痛批极左。毛主席甚至骂道，“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教条主义什么作用也没有。”这自然是气话，但也是真话。鲁迅痛斥极左的人的名言更多，他看透了这些人，激烈得快，但也颓唐得快，而革命一旦失利，就去作叛徒，作奸细。对革命的危害，并不比正面的敌人小多少。鲁迅说，自己不得不横着身子，两面作战，也是由此而来的。我们要虚心接受这两位历史巨人的教诲，要明白我们的国情，要明白我们自身的弱点，要多一点自知之明。

                                     六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伟大的民族，我们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民族的智慧用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也会人为造成巨大的无可挽回的让我们永远心痛的悲剧。从屈原，经司马迁，到曹雪芹，这许许多多为我们民族做出了最伟大、最宝贵贡献的天才人物，斗不过奸佞的折腾，经不起奸佞的摧残，最后只能以身殉国。小人得到了一时的满足，可留给了我们民族永远的悲痛。

    今天，我们不要再重演这样的历史。

    现在，几乎众口一词，都说薄熙来是个能做大事的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说人才难得都不够，他是一个能开风气的帅才。

    他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像任何人一样，缺点、错误在所难免。重要的是看大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曹操还知道用有缺点的能人，何况共产党？党和党的领导人要能容得下薄熙来。有缺点，要帮助，而不是扼杀。我们民族经历的这样的不幸太多了，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这样的历史不要再延续。

    既然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事件，那对薄熙来的惩罚就该适可而止。不要跟着反共右派的舆论走，还是听毛主席的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要保护薄熙来。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伤害一个忠臣容易，获得一个忠臣甚难。不要做永远受历史谴责的蠢事。

    一介草民，又身居国外，恨自己无能、无力帮助薄熙来，只能发出一点软弱的呼喊。但愿胡锦涛同志能够明察是非，综观全局，顶住压力，不信奸佞、小人挑拨，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社会主义大义为重，最终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好此事。

    如此，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社会主义事业幸甚。胡锦涛同志则是为自己的执政十年出手了画龙点睛的精彩一笔，而不是反过来的败笔。

    2012年4月5日于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