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重庆经验”的历史意义
薄熙来是个能做大事的人。 能吹大话的人,十有八九,能做大事的人,寥寥无几,薄熙来是能做大事的人。 薄熙来创造了重庆经验。对重庆经验肯定的呼声很高,否定的呼声也不低,但是,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至少证明薄熙来是做了一件大事。要是小了,没有人有兴趣去理会。我在“意义”前面加了“历史”二字,就是因为在我看来,薄熙来已经做了、而且正在继续做着一件大事。 尽管评论“重庆经验”的文章已经堆积如山,但是,对“重庆经验”的历史意义给予准确评价的文章,还是太少。王小卖瓜,自卖自夸。我写过的几篇,自以为还算马马虎虎。我将目录附在后面,请高手指教,看看是不是亦属“能吹大话的人,十有八九”。再做此文,不过是根据现在讨论的新情况,作些新的补充。旧话并不放弃。 一 能够创造出“重庆经验”,或者说,“重庆经验”所以能够成功,分析自“唱红打黑”以来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归根结底,最基本最根本的一条,是很清楚很简单的,就是重新遵循马列毛主义路线,重新踏上社会主义道路。 虽说仅仅是开始,仅仅是转舵,仅仅是调整,而且战战兢兢的薄熙来也不敢拿“路线”、“道路”说事,因为攻击的炮火已经够猛烈的了,他是懂政治,懂策略的。但是,我们旁观者、研究者却不能回避实质。 “重庆经验”的历史意义首先就在这里。 这是一次活生生的验证。 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又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修正主义者是不信的。不但不信,而且,否定了这个纲,抛弃了这个纲,换上了“三项指示为纲”,或者这个说法的翻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总之,不要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要马列毛主义路线,不要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把中国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毛泽东的近三十年,邓小平的三十多年,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人民群众从自己的切身苦难中,开始觉悟,开始认识到上当受骗,开始看到毛邓两条路线的本质不同,在比较中,有了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近年来毛泽东热兴起的根本的社会原因。 现在,多了个“重庆经验”。 这是又一个有力的比较。在修正主义把国家搞得积重难返、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重庆经验”横空出世,让人一新耳目,再次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这个刺激是强烈的,是发人深省的。它一扫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对马列毛主义的污蔑,一扫所谓普世价值的欺骗,使人们再次看到,还是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一套,能够建设一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 我一再强调,这还是在总路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的部份调整、局部改良,还是在发展变化的过渡之中。但是,在这种部份的局部的变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新质的意义。这种过渡,是向新质的过渡。这是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我不赞成给重庆经验扣改良主义帽子的根据。那是一种教条的形而上学的简单化思维。说是改良,但这个改良是深刻的,是实惠的,是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好处的,这种改良,和革命导师批判的欧洲的改良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评价这种改良,事先要问一下老百姓。 相反,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倒是可以从这个还远不彻底的变动中,悟出一个道理、一个真理,这就是毛主席路线的威力。简直可以说,只要朝着主席路线的方向转换,哪怕只是一点点主席路线的倾向,其作用就立竿见影,局面大变,生动体现出“纲举目张”的道理——毛主席路线的纲一举起来,社会主义的各方面的目就能张开。 但是,重庆经验也告诉我们,路线的转变绝不是在一地可以实现的。重庆现在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是一种“鸟笼子政治”。这个问题不解决,“重庆经验”就会最后流产。有人说,如果薄熙来一走,发生人亡政息怎么办?没有什么办法,路线决定一切。所以,“重庆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前进,突破错误路线,“重庆经验”的真正意义才能展开。舍此是没有出路的,倒退是必然的。那一些改良,立即会转化为改坏。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写过一篇《重庆模式的错误解读》的文章,就是不赞成以特色理论阉割“重庆模式”,不赞成离开马列毛主义路线拔高 “重庆模式”。这样做,就会把“重庆模式”局限在修正主义的框架内,就会真正地成了改良主义的骗局。要知道,民生、公平、分蛋糕、共同富裕……所有这些说法,都只是在分配上做文章,而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所有制,这是《共产党宣言》里讲清楚了的、也是《资本论》科学论证过的最基本的道理。分配决定论正是修正主义,正是社会民主主义。 分析“重庆经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对路线重新认识,重新选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将决定历史的未来。 这个道理再次告诉我们,对于十八大来说,就是一个重大历史任务,转换路线,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转换到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就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就是一个失败的大会,并会将共产党引向最终的彻底失败。 面对重庆经验提供的这样明显的历史经验,再不觉悟,那就不是不自觉,而是自觉地顽固下去,充当历史的罪人。
何以见得? 道理很简单,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历史需要中国人拿出办法,找出出路,满足历史的要求。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骨眼上,“重庆经验”拿出了一个道理,干社会主义的道理,这难道不是适逢其时吗? 最近,中国政界很活跃。决非偶然。一是特色论搞不下去了,这已是大家的共识。二是十八大在即,有个道路再选择的问题。于是,迎战十八大,成了各派政治力量不约而同的又一共识。 这个时候,拿出“重庆经验”,不是适逢其时吗? 是的。这正是一个历史必然性的道理,正是马克思所说“历史自然过程”的表现,正是历史需要什么历史就会创造什么的展开。这就是说。 “重庆经验”的诞生包含着内在的历史规律性。 过去老唱“社会主义好”。毛主席那工夫,也真好。缺点是有一些,但是主流很清楚,好,就是好。 这不是个辩论的问题,是个立场的问题。胡星斗先生近日说,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伟人。这是辩论能解决的问题吗?只能说是一人之言。因为至少还有位孙中山先生吧,蒋介石先生活着,恐怕也不敢骑到孙先生头上去吧。但拍马屁,总是“最最最”的。不必当真。经历过“副统帅”表演,很懂这一套。这不是评价历史,这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懂这个道理,就知道,近三十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好了,尤其是不讲毛主席领导搞的社会主义好了。据那位小个子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到建国一百年时才能看到。反正他走了,到那时,说什么他也听不到了。毛主席说“他耳朵不好,可是开会坐得离我远远的。”百年后,更远了。所以有屁尽管放。 但是,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社会主义不好,你的特色修正主义就好了?这还是有个立场问题。腐败官僚,大款豪富,自然说好,而且,好得很。可是,劳动人民却要说,不好,坏,坏得很。这也不是能通过辩论解决的问题。只能存异或存疑。 从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重庆经验”具有再次检验社会主义的意义。一是好不好,二是这条道路通不通。 从目前的有限的动作已经证明还是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有好处,从劳动人民的立场看问题,还是社会主义好。那个新三大山真就搬不走?不是的。这还是要看主义。搞社会主义,就能搬走,道理在接班人那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公租房是办法,其实,有的是办法。有钱,还怕没有房?就是一个是不是想为老百姓花钱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德国还有给穷人的社会房,怎么社会主义就没办法了?不要忘记,那是学了一点社会主义因素,可是搞假社会主义连这点因素也没有了。公租房只是一个例证,说明只要是搞社会主义,房子会有的,学校会有的,医院会有的。《列宁在十月》中的瓦西里的社会主义信念是真理。“重庆经验”不过再次验证了这个真理。那是革命高涨的年代,现在是修正主义当道的年代,历史前提、历史背景不一样。在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候,显示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的价值,比总理发自内心的“同情穷人”更有实际价值。那是善良的怜悯和同情,但是,解决不了问题。他虽然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已不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穷人。 现在喜欢谈“民生”,谈“共同富裕”,其实,这类空想社会平均的好听话,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和追求并不少,甚至农民革命家都很有创造,从“等贵贱、均贫富”,到“天朝田亩制度”,“平均”二字一直书写在农民起义军的战旗上,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农民运动可以与之相比。到了近代,孙中山先生更把三民主义讲的有理论、成体系,比欧洲人还高明。但是,真正付诸实践,历史最后证明,还是社会主义最能保证“民生”,保证“共同富裕”,离开社会主义,抽象谈这件事,要么是办不到,要么是欺骗。 “重庆经验”才不过三几年,而特色理论搞了三十多年,两种倾向、两条道路的差别和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我再强调一遍,“重庆经验”还只是巨石重压下的幼芽,只是刚刚露头,但是,其生命力已经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重庆经验”再次证明,直到今天,社会主义好,不是一句空话、套话,是一句实话,一句真理,是当今时代劳动人民的最好选择。不要忘记,我是说的劳动人民的最好选择。对于权贵,对于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自然不是。选择,也是阶级论,阶级的选择。 正因为有阶级的不同和对立,所以,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道路通不通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十足的老问题。从苏联的“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到随后的中国的“社会史大论战”,到解放后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合作化问题”(毛主席1976年说“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到后来遇到困难了,又出现“包产到户”的问题,说到底,都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道路问题,从来是一个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也自然,道路问题,也就是方向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一切问题都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自八十年代所谓“拨乱反正”(拨马列毛主义之乱,返资本主义之正)以来,说一千,道一万,实质就是抛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走封建性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反正是比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更坏的资本主义道路。一路走下来,恶果已尽人皆知。 此路不通,于是,现在,道路问题再次提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面对这个问题,出现了右派合流。 这个合流,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那几个座谈会和出书发布会。一方面是茅于轼们的座谈会;一方面是胡德平们的座谈会。一个会不够,连续开几个会,大造舆论。鼓吹什么,就是鼓吹走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他们解救封建性资本主义的药方。 一方是老右派,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理解。人家是搞阳谋,还算光明正大。 另一方可不一样了。打着“红二代”的旗号,打着“新新民主主义”的旗号,可是,扯下旗号一看,原来和茅于轼先生一样,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并不一定是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很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变种——亚权贵资本主义。 哪里是什么“红二代”?分明是修正主义的第二代,是右派。这种右派,比茅先生坏。再次展现修正主义的本色。 你看他们的“8.27黑会”和“10.6黑会”,把他们的本质暴露无疑。他们向共产党,也向历史,砸了四块石头: 1、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2、否定毛主席,声称过去的《决议》有缺点,缺点就是否定毛主席不彻底; 3、封建性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改走“新新民主主义”____资本主义道路; 4、纪念10。6政变,纪念否定文革的篡夺政权成功。而且,要害在,也是说给接班人听,如果有人不听话,在他们看来必要的话,还可以再搞政变。 这是要干什么?套用我数年前批评《零八宪章》文章的题目就是:“这还不是阶级斗争吗?” 这首先给我一个启发。“红二代”原来是一个骗人的招牌,招牌下的人并不是一回事。我顿然想起,是啊,当年有“老子英雄而好汉”的说法。后来,“老子”被打倒,又有“走资派子女”的说法,立时成了黑几类的孩子。不公道,于是改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可谓用心良苦。政变后,一切复旧,还是称“高干子女”。现在,终于看明白了,叫什么不是本质,家庭出身不等于本质,关键还是看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表现。有习近平、薄熙来、李源潮等等这样的高干子女,也有刘源、胡德平、苏华、叶向真、李小琳、纪坡民等等这样的高干子女。可见,“红二代”不是一个科学说法,弄不好,又被人忽悠了。 吴思先生整理的10.6纪念会的发言,把他们的卑劣、无耻、搞阴谋、搞政变的本质说得清清楚楚,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于“10.6政变”的历史资料,值得一阅,也值得一说。从这一点说,“10.6黑会”有历史功绩。 我就顺便分析、评论一下这份材料提供的事实。 一、你看华XX多无耻。他对胡耀邦关于抓四人帮的长达几小时的谈话想说明什么?就是讨好新贵,就是巴结新贵,就是一副典型的叛徒嘴脸的写照。直到临终前,他也没改这副德性。他对那位张根生的谈话,就是铁证。 最可笑而又无耻的是纪坡民。明明纪登奎是被收拾的,却偏要把自己的老子硬往抓四人帮“功劳”上靠。前些日子,这位先生刚写过河南水灾时,李先念、邓小平、其父的一些事情。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我一眼就看出这是捏造。这是丑化邓小平。这是阴谋。我是从来坚决批判邓小平路线的,但是,我不赞成搞这种下流的阴谋。邓小平家里的事,你怎么可能知道?这无非是和胡德平结盟,一个老子被邓整了,一个老子被邓打倒,要抱这个仇。胡德平搞会议,纪坡民瞎起哄。一路货。 二、以自己的供认证明,这些人在10.6之前,就违背党的纪律,私下串连,酝酿政变。这个教训,使我们想起,庐山所谓“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的议论是危险的,是和这次的活动具有同种性质的;也证明林彪集团的活动,正是这次活动的一次失败的演习,性质也是一样的,林彪活动的反动性质这一点,无案可翻的。鉴于这个历史教训,我不能不善意地体醒习近平等接班人同志,对于这帮打着“红二代”的旗号的危险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不可掉以轻心,尤其,兵权绝不能让他们染指。 三、这次提供的事实,再次证明,江青等同志没有任何关于阴谋夺权的活动,甚至连一句牢骚话也没有。说他们阴谋夺权,是捏造的罪名。事实是正相反的。 四、说文革的问题,说江青等同志的错误,都不是可以搞政变理由。党内斗争是必然的,是一个只要党存在就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是,任何时候,不管正确与错误,都不是可以发动政变的借口。这是任何政党的纪律。没有这一条,党就会走向个人法西斯独裁。 五、足够的材料证明,这次政变的首犯是华X,主犯是叶X、李X、汪X三人,其它人不必争功,一律算是从犯。 六、这些历史罪人的后代企图为老子洗刷历史罪责,但是,你可以堵住当代人的嘴,你能堵注后代人的嘴?你们开的纪念会越多,历史铁案就钉得越死。而且,这还是从反面为毛主席的忠实战友、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战士江青、张春桥同志作义务宣传,你们和你们的父辈实际成全了江青、张春桥同志的英名。历史就是这样,人们总会做着和自己愿望相反的事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些愚蠢的会议的参加者所以会被鼓动去发言、去捧场,多数大概是挂着自己的老爸老爹,但是,会议的组织者,如胡德平之流,兴趣却不完全在这里。历史毕竟是历史,请出历史,是为了活人。让历史人物演出当代生活的新场面,说出当代人要说的话,这才是导演者的用心所在。事实正是这样。 他们是想借着这些事件,再次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路线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否定特色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改走“新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才是他们埋在心里不吐不快的要言大义,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在走“新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上,新老两家右派合作了,合流了。他们能互相参加座谈会,《炎黄春秋》能从中穿针引线,就是这种合流的形式上的表现。 足见,这是关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的大是大非的争论。对“重庆经验”和“广东经验”的不同态度,也应该放到这一争论中去看。 历史教育了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他们现在是坚定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者,毛派是这一阶级力量的政治代表。这在对于“重庆经验”的认识上,也能反映出来。 那么,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情况怎样呢?这只能从已有的可信的材料作分析。由于中国政治缺乏公开性,材料是奇缺的,分析是困难的。只能作有限的探讨。 在我看来,高层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 从多位大员到重庆调研,并发表了肯定的意见看,多数高层是支持“重庆经验”的,是肯定这一倾向的。 但是,两位最高层,没有去重庆。不管薄熙来同志怎样说明他们的指导和支持,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他们没有对“重庆经验”公开表态。这显然不是偶然的,是不表态的表态。 就我观察,一把是有保留的,是不支持的。 二把不但不支持,而且是反对的。封建残余,文革余毒,就包括对重庆的看法在内。 二把已经十次大谈政改了,而且,意见很尖锐,直指政治体制的弊端。薄熙来可不敢讲这样的硬话。二把可以一再吹自己,薄熙来却总是把成绩归于大家,归于前后领导人。不说自己,还攻击不断,要是小有辫子,那就非下台不可。二把敢于这样放肆,没有一把和其它人至少不反对的态度,在党纪严格的党的高层这是不可想象的。只看到二把的问题,看不到一把的倾向和问题,说轻了,是天真幼稚,不懂中国特色政治的特点,说重了,是故意模糊人们的视线。 这是很微妙的,是深刻的斗争的微妙表现。我们尝试做一点分析。 和任何平庸的人一样,一把不愿承认自己没干好,更不愿承认自己搞的是修正主义一套。所以,他“唯此为大”的就是要守住修正主义特色理论这个底线。他是忠实的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他对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的抵制,是坚决的。 二把,一方面,他看到问题成堆,人们因此对自己的工作意见一大堆。另一方面,他看到政治体制有问题,存在专制弊端,所以,在他看来,不是自己没干好,而是体制不好。于是,他根据自己所信奉的“普世”论那一套思想,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声,用民主,反对专制,用公平、正义,反对穷富分化,争取穷人对他的同情,同时,也为自己光荣下台找到了梯子。他朗诵普希金的诗,的确不是偶然,属于“诗言志”。他的思想武器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但不满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是有历史合理性、进步性的。但是,当他把毛主席的路线,把回归马列毛主义,把真正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文革余毒时,他又必然地站到了落后的、反动的立场上去了。这里,既有其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更是其阶级性的必然反映。 其它的几位。当他们支持“重庆经验”时,表现出他们口头上还有想搞社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当他们表示不搞私有制时,这个说法至少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们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更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勇气和行动。他们敢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要求发声,那是以势压人,以权欺人,但不是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为武器去争取进步,而是以修正主义专制为武器去维护反动,是实质上维护修正主义统治、自然也是他们自己的统治,反动性是明显的。他们的这种认识水平接近一把,也许这正是九人没有发生分裂的政治基础。但是,差别还是有的,谁更反动、更落后,是不言自明的。 这就是在我看来的九人高层的政治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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