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这个领导班子状况，就可以明白，他们对“重庆经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态度，也就可以明白，就现在这个领导班子的状况，要想让他们改换门庭，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管“重庆经验”怎样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可行的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最好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行得通的，不但行得通，而且是一条康庄大道，是眼下我们的最好的历史选择。但是，要想现在的高层领导接受这个事实和道理，难，很难。 这个事实是严酷的，它再次证明，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在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道路好不好和通不通的问题，不同的阶级肯定总是会有不同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十分具体的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在目前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当权的情况下，变动道路，就是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样的变动，是不能靠“重庆经验”这个样板的示范作用就能解决问题的。 靠什么？还是靠政治，靠阶级斗争。这一点，也是“重庆经验”留下的宝贵教训。习近平、薄熙来等同志要有清醒的认识。你们再小心，再搞折中、调和，也是无济于事的。 政治问题还是要靠政治方式来解决。而政治不是别的，正是阶级斗争。 三 一个十分困难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难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何战胜已经上台、已经占据统治的修正主义？ 重庆经验也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首先，重庆经验使我们看到，路线的转变，党的转变，中国社会的转变，通过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重庆经验体现了这一点。重庆经验无疑是自上而下的运作。但是，至少到现在是可行的，又是有效的。 现在虽然还不是整个路线的完全转变，但是，这种部份的局部的带有路线倾向的转变，毕竟还是成功的，还是有可能的。当然，部份、局部、倾向和根本发生变动不是一回事，后者难度要大得不可比，这正是改良的弱点，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从局部到全体，从量到质，如果措施得当，争取最后根本发生路线转变，也是有可能的。这和历史上成功的革命没有可比性，但是，和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却有可比性，这也是一种历史可能， 一条历史道路。 从党的变化来说，重庆经验证明，广大党员、广大干部，的确是好的。一旦党风坏了时，看起来这个党烂透了，好像党员、干部都是不可救药了。但是，这并不是全面地深刻地对问题的观察。修正主义从来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只是代表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相信大多数，是我们的一个立足点。“重庆经验”证明，事实正是这样，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是愿意并可能跟着正确路线走的，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事业的。就这一点而言，有同志说，中国共产党还有自身更新的能力，也是可以的，不过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的，不是自身“想还是不想”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不能离开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群众斗争谈问题。 重庆整个社会的变化、风气的变化，还告诉我们。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整个社会简直已经腐烂，风气坏到了极处。但是，就像共产党进城，可以改变国民党的旧中国；就像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一抓阶级斗争，一搞四清，中国立即出现了新面貌一样，只要路线发生根本转变，抓起阶级斗争，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能说易如反掌，但肯定不是难题，而且，不会导致动乱，相反，会带来社会安定——真正的“安定团结”。 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历史上都有发生，都留下了历史经验。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一种形式。而社会主义革命，有相当的难度，不然不好解释何以美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没有发生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和改良，各有各的利敝，各有各的难处，历史会怎样选择，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决定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规律的认识，许多还在必然王国之中。像马列毛那样的驾驭历史的人物有几人？谁也不要自满。 其次，“重庆经验”还告诉我们，要想实现路线转变，领导班子是关键。领导班子具有政权的意义。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列宁的名言，自然也是真理。“重庆经验”的产生和推开，离不开以薄熙来为首的领导班子的一致工作。就这一点而言，能否纠正错误路线，首先要看能否组织起一个担当历史重任的领导班子，也正是就这一点看，十八大领导班子的确定，何等重要，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怎样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干部千千万万，不就是出了一个薄熙来吗？他可是走到哪里，就有声有色地干到哪里，就能别开新面。这难道没有道理可寻吗？薄熙来现象值得研究。 由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特点，尤其由于过去强调“作党的驯服工具”，现在强调“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就造成，有能力的干部不少，但是，有思想的干部不多，甚至寥寥无几。说“解放思想”，说“开拓精神”，实际推行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可靠的为官之道是听话，是奉迎，是巴结。在这种环境和风气之下，是不可能培养、涌现像薄熙来这样的干部的。薄熙来，习近平，李源潮，余正声等同志都有父辈的背景，讲话、做事总是硬气了很多，也稍微敢于冒尖，就这样，也还是要谨慎小心的。但是，成大事的人，必须是有独立思想，敢反潮流的人，因循守旧，终究不可能开风气、创局面。我说过，没有薄熙来，就没有重庆经验，这不是吹捧，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我们民族自古以来总是压制人才、摧残人才、扼杀人才的事实。就是薄熙来，现在也难说就能逃脱这一命运。其实，他不仅应该进“高层”，更应该组进“三驾马车”。在落实人大权力的情况下，应该有一个真正敢于并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强硬的委员长。 薄熙来在重庆敢做而且能够作成功，还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他尊重毛主席，信仰毛主席，懂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是懂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论。重庆所采取的措施，一言以蔽之，还是没离开毛主席的一套，有变通，有创造，但是，纲，还是主席的一套——社会主义革命论。我们讲反潮流，独立思考，不是个人意见第一，不是固执己见，而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马列毛主义。更具体点说，主要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理论。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仅因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而且，因为毛主席的一整套政治艺术，是个庞大的宝库，要想把握好，用得好，很不容易。薄熙来在这一点上是表现了自己的才能的。不服不行，这是可以比较的。全国省、市很多，一比较，高低之分，十分清楚。这就像体育比赛，自己吹没用，百米跑下来，全场倾倒波尔特。当然，又不同于体育比赛，这里首先有一个阶级的标准的问题。 “重庆经验”还告诉我们，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对政治家个人能力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文革中，多少风云人物表演过，但站得住的有几人？烟消云散者多多。说政治也是一门艺术，是不错的。政客可以得意于一时，但终就不会成为出色的政治家。马列毛革命导师，驾驭历史、驾驭惊涛骇浪的卓越才能，人所共知，尤其毛主席的政治艺术，更为我们我亲身感受。这是一种才能，需要实践锻炼，也需要天才条件。要想作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没有出色的才能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列毛水平要高，立场、品德要正，工作才能要好，三者具备于一身，方能成大器。“重庆经验”或者说薄熙来现象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再次，“重庆经验”绝不仅仅具有重庆一地的意义，这个经验是有全国意义的。它证明，重庆能作到的，全国都能做到。“重庆经验”不说伟大、至少是一个不小的贡献。这首先是薄熙来同志的一功。 现在的历史任务，自然首先有一个正确评价“重庆经验”的问题，但是，仅此而已，又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认真研究“重庆经验”的基础上，认识“重庆经验”的理论意义、路线意义，道路意义。在这个前题下，下定决心，彻底解放思想，突破邓路线，重返毛列毛主义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发展“重庆经验”，推广“重庆经验”，真正展现“重庆经验”历史意义的正确作法。 从重庆走向全国，从“重庆经验”提升到全国经验，从重庆的局部的改革，走向全国的重建社会主义社会，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 四 现在，对“重庆经验”的看法多有不同。这些不同意见，值得作一些分析。 把“重庆经验”纳入特色理论，是阉割“重庆经验”，置“重庆经验”于死地的说法。以这样的说法为基础，再去鼓吹“薄熙来作总理”，那更是把薄熙来放到火上去烤、给他制造被动。这种看法和作法，在我看来，是不符合“重庆经验”的实际的，在策略上也是不正确的。这可算做是一种右的意见。 和上述看法对立，还有一种“左”的意见。把“重庆经验”看作是改良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者搞的骗局，这样的骗局，不但不是通向解决中国修正主义问题的道路，而且是意在帮助修正主义继续维护行将崩溃的统治。当然，这种意见的更极端一点的表述，那就是不承认现在还存在修正主义的问题，只承认这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对“重庆经验”也是完全否定的。 持这种意见的同志，经常对如本文所表达的意见，进行批判。认为我们是要对修正主义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对高层领导人，抱有幻想，言重了，更批判我们是一种修正主义观点。 这是很值得毛派认真、严肃地讨论的两个重大策略问题中的一个。另一个则是当前要不要争取民主的问题，这里不谈。仅这一个问题，就有相当的复杂性。 我们所以坚持说现在还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我在许多文章中已多次说过，这是就我们面临的矛盾的特殊性而言的。这一定性，不仅不排除这一矛盾的基本属性是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阶级斗争，而且，只是更确切地表述这一矛盾的特殊性，更正确地进行这一阶级斗争。没有矛盾的特殊性，就没有事物。只是坚持事物的共性，用共性代替个性，恰恰是教条主义思维的陷阱。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类，毛主席对修正主义苏联的概括，都是我们在思想方法上应该效法的榜样。 这里最大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自上而下的路线调整的可能性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承认，所有革命导师，从马恩经列宁、斯大林，到毛主席，从来都是激烈批判改良主义、批判阶级投降主义的，这有大量的论述和他们的实践为证；但是，同样不能不承认的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否定过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也都没有放弃过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前提下，向最好的最廉价的和平前途作努力。这也有他们的大量的论述和实践为证。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在理论上不是问题，不必多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背诵语录所能解决的，而是如何对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作正确的判断。 现在，大家都强调毛主席揭示的一个真理，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法西斯专政，是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更坏的专制体制。 在这种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的法西斯专政的条件下，还要不要争取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民主权利，还要不要通过这种批判去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乃至组织群众？ 修正主义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要不要揭露修正主义的这种欺骗性，有没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打着红旗反黑旗，打着红旗树红旗，宣传马列毛主义，批判修正主义？ 坚持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是不是坚持阶级斗争，是不是发动群众起来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必要手段？ 从这几个方面看，定性修正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我觉得是完全应该肯定的，是当前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和组成部分。 在进行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关于对广大党员的看法，特别是对党内有没有可能存在、可能产生或促其产生的反修力量的问题，对于高层领导的某些个人是否有可能发生转变或者是经过斗争促其转变的可能，恐怕是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是反对盲目吹捧某些领导人的。听其言，观其行，我主张尊重事实，从事实出发，历史给了什么，我们就面对什么。胡是一种情况，温是一种情况，以习薄为代表的几个接班人是又一种情况，我们要负责任地面对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斗争情况。 这不是一个一般道理的问题，就一般道理而言，毛主席的说法就是最准确的道理。就是要相信党员大多数，就是要相信事物是可以分析的，也就是说，高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还是从实际谈问题。具体说，对于像习近平、薄熙来等这样的同志，到底应该作怎样的分析，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践问题。 我写过这样的文章。这里不去重复。我只简要说，有几个事实不能忽视。 1、毛主席的教育，毛主席的思想，对党内同志，包括对高层同志，是会起作用的。 2、曾经经历过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实践锻炼，是会起作用的。 3、革命家庭的背景，父母的革命精神、尤其是对毛主席的崇敬，对下一代是会起作用的。 当然，这只是环境和外来因素对这些人的影响，最后的落脚点，还是看这些人的政治表现。 薄熙来同志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好典型。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我不认为这是薄熙来一个人的特殊的仅有的现象。这只是一个代表，突出的好的代表，他代表了一个群体，一种可能，这就是党内的确存在和修正主义对立的力量。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力量的客观存在，促进这个力量的尽快发展，而不是否定、更不能反对这个力量。当着茅于轼们，甚至那位总理，攻击薄熙来、攻击重庆经验为文革余毒的时候，难道我们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吗？荒唐。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在这个问题上，正是这样。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立场问题。其中的道理，正是对重庆经验的一种评估。 无论是从一般道理上来看，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说党内存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健康力量，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很多毛派同志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们不能连自己也否定掉，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错误的。 我们这样分析，并不是说，我们的斗争就是制造对高层的幻想，就是期待高层出清天大老爷，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们的立足点只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只能依靠马列毛主义的正确指导，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这样的斗争，才是推动党内健康力量赖以产生、发展的可靠基础。没有群众的斗争，修正主义是不可能发生分化的，更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果说，现在修正主义统治者有点发慌，那不过是群众起来斗争的结果，他们一再强调维稳，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感到了局面不稳。所谓不稳，就是因为群众在觉醒，在起来，在斗争。所以，不仅不应该把分化、推动党内、高层的工作和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的工作对立起来，相反，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一致的，不可分开的，当然，更不是对立的。 我所以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毛主席留下的机会。简言之，毛主席不仅留下了他的思想，而且，留下了受他教育的几代人。这是特定的毛泽东时代的特定历史产物。如果失去这次机会，自然规律送走了这几代人，那这个历史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当然，历史总是发展的，我们不能采取“九斤老太”的哲学，但是，历史的发展又是要走弯路的，历史不存在笔直大道。 不是吗？我看到有些年轻的读了几句马列毛、高喊着革命口号要把我们这些老朽踩在脚下的同志，我就想起文革中那些同样喊着高昂的战斗口号，拍着胸脯，把别人打翻在地，自称“造反派的脾气”的革命战士。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当年的高昂的革命精神到哪里去了呢？这段历史不要再重演。革命是伟大的神圣的，也许就是因为革命不是家常便饭，历史并不天天表演革命，那样，革命就太容易因而也太廉价了。不要亵渎革命了，“告别”革命，是不懂革命；空喊革命，也是不懂革命。而且，高喊过后就是告别。 我可能是右倾保守，我对全世界的革命形势并不乐观。我没有忘记毛主席以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后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判断犯了错误为例，说明革命者有时常犯急性病的错误。列宁本人也不止一次说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正确的应该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退。至于我们的历史，发生过这样的错误，更是大家感同身受的。毛主席的意见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导师们可都是革命巨匠。右倾自然不好，左倾也不符合历史节奏。 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动革命是一个事实。列宁曾寄大希望于德国，但最后落空。匈牙利革命曾使列宁非常高兴，但是，这个革命很快失败。国际革命的口号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俄国发生了革命，中国发生了革命，但是，正如列宁说的，俄国落后，革命的起点低，取得革命胜利容易，而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却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历史验证了列宁的科学论断。发达国家的革命起点高，所以不容易发动。列宁期待二者互补，但是，历史更复杂。 历史的事实是，两个起点低的革命，一个已经失败，一个已经变修。而发达国家，在二战后有了一个平稳的发展。 危机时有发生，占领华尔街，也令人激动，但是，离革命，我看还有相当的距离。见风就是雨，好像世界革命立即到来，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很简单，我们看不到革命必须具备的必要条件。空话不能代替事实和科学。历史不是靠吹牛前进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高的社会形态，当着人们自愿地要求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时，无论是就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就人的素质，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毛主席曾经苦斗追求这些条件。但是，这不是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你看今天的中国，倒退到了何等程度，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历史基础是怎样的。 我不是个历史悲观论者，也不是资本主义补课论者，我是个更崇尚历史追求的人。但是，我不能不尊重历史唯物论，不能不尊重历史科学，我只是在想，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什么，不是幻想做到什么。 我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珍惜历史机会，不要错过历史给于的最后的在中国挽救社会主义、重建社会主义的可能。一但这点儿可能也失去，那我敢断言，社会主义在中国将会被大大推迟。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就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即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不管谁去说大话，这个历史趋势的力量是狂妄所不能阻挡的。 三条道路变成了两条道路。权贵资本主义、封建性资本主义。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太落后，也许可以再撑几年，但被历史淘汰是不用怀疑的，苏东就是铁证。剩下了两条，如果下一代的领导人，还是不想搞社会主义，那么历史将会推动他们搞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重庆经验”也可以成为这样的启动，也可以体现这样的方向。但也因此大大贬值。 作为一个忠诚毛主义者，我还是希望“重庆经验”是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重建的序幕。但是，希望毕竟只是希望。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从希望走向失望的十年，在历史加速度般地前进的今天，就是我们可以再等，历史也不会等。历史会不耐烦的，人民也会不耐烦的。不要觉得中国人软弱，过份地压制会造就坚强。看看中国近代历史吧。 要么人民扮演伟大的历史创造者，要么习近平、薄熙来和人民一起扮演伟大的历史创造者，要么什么都没有。平庸的人们只配创造平庸的历史。要那样，我们将愧对历史，毛主席也真的死了。 怎么办？ 让我们勇敢地接受历史的考验。鼓起革命勇气，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实现重建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折。 2011.11.20 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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