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作为一个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从核心国家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还需要从外围国家进口许多原材料；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还要享用一些只有核心国家才生产的高档消费品。为了支付这些进口，就必须有大量的出口。所以，一个半外围国家必须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维持一定的出口竞争力（成本要足够低，产品要有销路）。

       为了实现这样的出口竞争力，有的半外围国家是靠自己的自然资源丰富，可以出口某些具有周期性高价值的能源和原材料。像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国家，则主要是靠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再结合其他一些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如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政局相对稳定等），从而取得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主要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地位。

       但是，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随着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越来越多，中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廉价劳动力的积累模式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而中国又不具备大量出口自然资源的条件。这样，除非中国资本主义能侥幸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将无法在半外围的范围内得到克服。

       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能不能上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一部分呢？这当然是所谓“工业党”、“强国派”所梦想的，实际上也是左派队伍中一些“中帝论”者在事实上所相信的。但是，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前面说了，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是占人口少数的资本家剥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个别的工人，因为一些偶然因素变为资本家，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说，有相当于全部工人阶级五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工人竟然都可以变成资本家，那显然是荒唐的。这么多工人，如果都变成了资本家，每个资本家，比如说至少要剥削10个工人，社会上有这么多工人可供剥削吗？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配结构虽然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完全一样，但也是建立在占世界人口少数的核心国家剥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基础上。历史上，核心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六分之一，外围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一般保持在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每维持一个核心国家的居民，就需要剥削来自于四个外围国家居民的剩余价值。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变成了核心国家，那么核心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可能就要增加一倍多，达到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二。按照历史上核心国家人口与外围国家人口的比例，外围国家的总人口就必须达到全世界总人口的130%至160%。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和荒唐的。

       除了这个最基本的原因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决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核心国家以外，还有一些具体原因。要想成为核心国家，就必须掌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高精尖的、能带来垄断利润的先进技术，并且不是在个别的领域，而是在大多数领域。

       但是，要发展现代的高精尖技术，就需要大量的投资，还需要培养许多专门的人才，并且反复试验。如果是搞社会主义，那么国家可以为了长远的目的，将全国的资源和人才集中起来，用在关键的地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国一盘棋，各个地方、各个行业的工厂和研究机构都可以为了一个总的目的而相互支援、相互协作，不提条件，不讲报酬，像两弹一星那样。

       但是，资本主义就不一样了。资本家搞投资，是要回报的，如果风险大，所期待的回报就更高。如果搞一个高精尖项目，需要其他领域资本家的配合，其他领域的资本家也要回报。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开发一项新技术，不可能一次成功，即使搞出来了，在开始一个阶段，生产成本肯定比较高，质量和性能也往往比不上核心国家已有的同类产品。质次价高，产品就卖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投资就无法回收，更不要说利润。没有利润，又收不回成本，资本家为什么要投资呢？

       有的朋友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号召中国资本家，要自觉地多购买国产的高技术产品，这完全是与虎谋皮。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发展起来的中国资本家，特别贪婪，也特别短视，完全是急功近利。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他们往往不惜谋财害命（比如假奶粉、假疫苗），哪里会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做出牺牲。中国某些资本家搞出来的一些所谓“自主知识产权”，或者完全是假的，或者是西方跨国公司为了获取更大的垄断利润而转让的一些已经过时的技术。

       所以，作为半外围国家，只要是搞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一般规律，不可能在真正的高技术领域赶上核心国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韩国，一是有美帝国主义的有意扶持，二是借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机遇”，可以剥削广大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即使是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内部也实行了类似于计划经济的政策。

       中国是一个靠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来进行资本主义积累、在世界市场上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就决定了，一旦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起来斗争，廉价劳动力的积累模式就将无法维持，从而陷入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总量巨大、人均不足。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无法通过在半外围范围内出口能源、原材料等办法来解决。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建立在核心剥削外围、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基础上。这又决定了，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中国在整个体系中就只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决不可能上升为核心的一部分。

       综合以上各点，可以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决定了未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将无法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得到解决。

大变化

       前面一直在说，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陷入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不远的将来”是多远呢？

       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经验来说，1949年以后，大约每隔二十年，就有一次大变化或者大动荡。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不到二十年后，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再过二十多年，1989年，爆发学生“民主运动”，中国一度出现革命形势。

       2009-2012年，中国有两件大事：2009年的通钢工人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大的一次工人反私有化斗争；2008-2011年薄熙来在重庆进行的社会改良实验，反映了中国阶级矛盾的发展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分裂。2012年的重庆事变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上层最后放弃了通过有限社会改良来缓和社会矛盾的尝试，而是下决心实行以私有化、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从那时算起，再过二十年，到2030年前后，中国将会怎样呢？

       这个二十年一大变的说法，好像有些“迷信”，但有一些客观规律在里面。一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来说，每隔大约四十至五十年，会发生一次长周期；在长周期的后半段，会有严重的经济危机、战争、革命等重大动荡。二是，在重大的社会变革发生以前，首先要有新的进步和革命思想，而新的思想又要来源于人们对于自己周围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观察和反映。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引起人们思想的变化，再引起人们新的实践，往往要一代人的时间。二十年，大体是一代人成长起来所需要的时间。

       除了上述的二十年或四十年的周期以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共同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不远的将来”将要陷入深刻的危机。如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靠的是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但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可供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廉价的“产业后备军”正在萎缩。以中国农村的半无产阶级队伍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业后备军”的主要来源），2000年，中国农村的半无产阶级总数（包括农业劳动者、在农村就业的“农民工”和农村失业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为5.01亿人，此后即趋于下降；2005年，下降到了4.65亿人；2010年，下降到了4.23亿人；2015年，下降到了3.87亿人；大约每隔5年减少4000万，每隔10年减少8000万。按照这样的速度，至2030年，中国农村的“产业后备军”可能减少到不足2.7亿人。

       “农民工”是中国廉价劳动力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民工生产的大量剩余价值，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将完全无法维持。据国家统计局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3年，4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总数的58.4%，50岁以上的占15.2%；2017年，4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总数的52.4%，50岁以上的占21.3%。2013年至2017年间，4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平均每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平均每年增加约1.5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速度，到2030年，4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将下降到约33%，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将增加到约40%。到那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怎么能维持超长劳动时间、高劳动强度的血汗工厂模式？工人阶级又怎么可能长期继续忍受他们的残酷剥削？

       据同一份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全国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0.3%，比上一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全国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将增加到2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五个农民工中，就将有一个大学生。虽然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与阶级觉悟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但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农民工毕竟视野更加开阔，对各种政治问题更加敏感，对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有更高的要求，因而也更有可能在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

       一方面，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队伍在客观上（生理上）无法再承受野蛮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剥削；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由于教育水平提高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必然要经常地组织起来，要求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必然要颠覆中国资本主义的秩序，突破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

       为了维持作为世界主要制造业基地的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需要剥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还需要进口大量的能源、原材料。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进口石油约占消费量的70%，这就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石油价格冲击的巨大风险。如果世界石油产量在未来几年开始下降，或者中东地区发生重大的战争或革命，都可能触发中国资本主义的能源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

       未来的大变化将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呢？让我们来考虑几种可能性。

       传统的革命道路，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二是井冈山的道路，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持久人民战争，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

       这两种革命道路，都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

       那么，在将来的大变化以后，中国能不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呢？就像上述的葡萄牙、巴西、波兰、韩国那样？

       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存在的条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力量相对均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达到了某种均衡，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的斗争也达到了某种均衡，而打破这种均衡对于几个方面的代价都比较大；这时，为了将这样的均衡相对地“固定”下来，各个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几个集团愿意用宪法、法律等方式将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限定在某种“规则”的界限内，从而减少斗争的成本，避免因为斗争失去控制而导致各阶级共同毁灭的结果。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才能得到实行并得到巩固。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有绝对优势，或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绝对优势，或者无产阶级虽然没有绝对优势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所无法容纳的范围，资产阶级民主都是搞不下去的。

       如上所述，中国未来的危机，将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因而也就不可能在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形式下（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来实现各阶级之间的某种“均衡”。从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来说，中国资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暴发户，因而特别贪婪和短视，他们为了贪图眼前的利益，是决不愿意受任何“规则”束缚的。制造假选票，伪造选举结果，恐吓暗杀候选人，贿赂选民等，都将是中国资产阶级破坏正常民主程序的看家本事和拿手好戏。中国资产阶级的贪婪卑鄙本性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在中国实行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国是个大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组织起来，因此，在大变化的初期阶段，无产阶级想要一下子就取得在全国范围的优势，也是不现实的。

       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实际上，仅仅有枪杆子，还是站不住脚的。红色政权要存在，不仅要有工农武装，还必须有群众和根据地，有了根据地，才能养兵、养干部。

       任何政权要存在，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都必须解决财政问题。

       如果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也将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目前，中国的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收入、地方政府收入大约各占一半，但是，地方政府支出大约占全部政府支出的9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大约有一半的支出要靠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一旦中央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将无法再补贴各地方政府的日常开支。如果这样，各个地方政府也就无法再满足教育、医疗、治安等起码的公共需要。

       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不管群众了，群众就坐在那里等死吗？肯定不是。当许多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时候，这些地方的群众将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将会站出来，把积极分子、普通群众团结起来，用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群众代表大会、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等方式自己把地方管起来，以解决地方的各种迫切需要。在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这样的群众自治组织就会发展为事实上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

       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其迫切的任务，还不是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立即着手解决群众的各种迫切要求，培养干部，扩大和巩固在群众中的影响，将自己变为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样的星星之火，必然可以燎原。

       在资产阶级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团团包围中，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能够得到存在和发展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条件下，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将有人和、地利、天时三个有利条件。

       首先，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可以解决资产阶级地方政府所解决不了的群众的各种迫切要求，能够让群众有工作，有饭吃，有学上，得病可以看病，能够消灭黑社会，让群众安居乐业。只要做到这几点，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可以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就可以得到“人和”。

       其次，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矛盾重重。除了人民群众拥护我们以外，一些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也可能不反对工农民主政权的存在（以牵制其他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会面临很多困难，财政紧张，干部短缺，军队可能不听指挥。在那样的形势下，如果与工农民主政权为敌，可能会给他自己背上一个沉重的大包袱。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倾轧，勾心斗角，马列毛左派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就是“地利”。

       最后，在整个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危机都无法解决，而是愈演愈烈。在那些没有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地方，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资产阶级政权都解决不了他们的矛盾，也克服不了危机，满足不了群众的迫切要求，工人、小资产阶级每天的斗争都会使他们削弱。在资产阶级统治区，越来越多地方的群众将会自己组织起来，把那里的地方事务管理起来，并逐步地接受马列毛左派的领导。这就是“天时”。

       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有利条件，只要马列毛左派能够实行正确的政策和路线，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注意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不仅能得到巩固，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按照这样的办法，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地方的工农民主政权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然后连成一片，占领一大块地方，直至在全国范围取得优势。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做出了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预言。

       到目前为止，西方工人阶级没有能够实现马克思的这一伟大预言，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

       世界历史的发展正在中国造成这样一种条件，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即将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必然要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

       马克思所托付的伟大历史使命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马列毛主义者）一定能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外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中国无产阶级也敢做。中国的无产阶级，要让思想冲破牢笼，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要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