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可喜的新气象。但是，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正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影响，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错过了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大转型的重大历史机遇；在中美经济战中，我国再次面临着丧失第二次重大转型机遇的严重威胁。如果没有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这种历史大转型，中国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中美经济战给中国创造的前所未有的转型机会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处于更大变局的前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亟须反思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实行自我改革，进一步恢复我党实事求是和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工作作风，确定改革开放的新方向，这包括进一步恢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针对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实施国家保护，实现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战略大转型；创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国有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先锋和国家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
笔者在2014年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二十四字纲领：
【“高端保护、内需市场、智能环保、国家领导、主权信贷、南南成长”。】
近几年来围绕着这个主题，撰写了许多论文，现择要将其摘要汇报如下。
一、《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
笔者在2014年就提出，中国应该放弃自由贸易、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自由化的“以开放促改革”的思想路线，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针对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实施国家保护。目前在应对中美经济战上，只和美国打关税战无济于事，必须针对美元霸权和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我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对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成立新公司，禁止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针对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对美国在华跨国公司采取对等制裁措施，特别是对占据我国高端价值链和垄断我国市场的美国企业礼送出国，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待时机成熟后，重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保护主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成功崛起之路！中国迫切需要从对美国的贸易依附、技术依附和金融依附中摆脱出来，而美国对我国发动的经济战恰好提供了这种重大历史机遇，中美经济战正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大好时机。我国已经错过了十年前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历史机遇，我国绝不应该再错过这次机会，否则，将大大推迟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甚至导致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察网，2018-9-5）
二、《不对称全球化：历史、理论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道路》
本文通过对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大国崛起历史经验的研究，揭示了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落后大国都是通过保护主义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的同时，在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崛起的。这种历史规律性揭示出，落后大国不可能在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实现经济赶超，反而却会造成对其深度依附；相反，通过适当地保护国内市场，在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状态下，落后大国就可以创造一种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以确保在国内市场上创造战略性新兴工业的高端价值链及其自主核心技术，并借道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中低端市场，落后大国可以在国际上建立针对原有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领先优势。由于国内市场规模的不同，这种“不对称全球化”的道路又可具体区分为英国和美国两种类型，其中美国道路对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尤其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可以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建立全球价值链高端并把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崛起新道路。基于本文提出的不对称全球化理论及其战略，作者为“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具体实现途径提出了新方略——价值链高端战略和“双领先战略”，并提出了确保其成功的前提条件。所谓价值链高端战略就是在不放弃并强化我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建由我国企业控制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所谓“双领先战略”就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技术上对内实施“创造国内领先市场战略”和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领先供应商战略”，为了确保这种新方略取得成功，我国必须针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实施保护我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战略，这也是应对美国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根本性措施。（2013年底初稿，2018年年底将发表于《南国学术》）
三、《金融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困局》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分析是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的先驱，本文运用马克思-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依附学派有关国际货币体系不平等的思想分析了金融开放为什么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频发，并进而陷入到一种金融困局当中。这种金融困局表现为脆弱的金融系统、动荡的外汇市场、有限的政策空间和越来越难以自拔的依附型经济。本文认为，在不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频发的金融危机使得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进一步深化，而金融不稳定又为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提供了金融上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因金融开放而导致金融危机频发的历史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前车之鉴。
在笔者看来，我国完全没有必要引进外国银行的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必要对外金融开放。首先，我国不缺乏资金，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必须将美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才能在中国开展业务，这不仅增加了“烫手”的外汇储备的负担，而且也挤占了本土银行的信贷规模，这对中国实体经济没有一点好处。其次，美国金融家的经营管理水平不会比我国本土金融家高。华尔街金融家制造的美国次贷危机是史无前例的，怎能说其经营管理水平高呢？如果没有奥巴马政府对金融业的大规模救助，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无法收场的。我们应该警惕华尔街银行家在中国兴风作浪、制造新的金融危机。最后，引进外国金融资本将激发本土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这个观点同样站不住脚。按照上一个观点，既然美国金融家的经营管理水平不会比我国本土金融家高，它怎会激发我国本土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呢？要知道，华尔街的所谓“竞争力”是美元霸权赋予的，由于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攫取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在国际货币等级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是最有侵略性和投机性的强势货币，而处于国际货币等级体系底端的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金融开放条件下必将是一种任人宰割的弱势货币，因此必须采取金融保护主义而非金融自由化政策。（正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审稿）
四、《美国指责“中国制造2025”：“只许州官放火”的行径》
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将“中国制造2025”肆意歪曲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无端指责其对别国排斥的观点甚嚣尘上，这种错误的观点在国内学者中也有很大的市场，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有意隐瞒了美国的真相。在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中，制造业创新中心都是其核心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其布局定位、运作治理、资金投入、成员聚集度、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谋划远不及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更加高瞻远瞩，在实施措施上也不如美国更加具体和周密详细，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指责实际上更适合于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而不适合于中国。
事实上，战后以来，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是世界上实施最强有力政府干预的国家，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实际上是美国这种“发展型网络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本文揭露了这种事实的真相。美国之所以有意隐瞒其“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真相，目的就在于便于推行“按美国所说的去做，而不能按美国所做的去做”，它肆意歪曲和无端指责“中国制造2025”充分暴露了其“只许州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权逻辑。在政府发挥作用的程度上，我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制造2025”在广度、深度、力度和凝聚度上都与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我国不仅应该借鉴和学习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而且也应该借鉴和学习美国战后“发展型网络国家”的成功经验，坚定地将“中国制造2025”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2019年发表）
五、《创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型举国体制》
在“中兴事件”爆发后，一些工科领域的专业人士提出：只有重新实行我国“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才能解决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缺芯少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与吴敬琏等反对派的争论。然而，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举国体制的人都不了解举国体制在经济史上的来龙去脉。2016年，笔者曾在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的学术研讨会上做过一个《美国企业家型国家与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笔者指出，举国体制并非我国独有，而且与军工密切相关，与我国“两弹一星”一样，美国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属于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但美国战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却是来自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举国体制——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1957年10月，苏联先后将“伴侣号”等两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标志着苏联航天技术和核武器投送能力已经超越美国，美国以核武器优势抵消苏联常规军队和武器优势的“第一次抵消战略”正式失败，美国为之举国震惊，朝野陷入紧急状态。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巨大冲击下，美国改组其军工体制，成立了对其颠覆式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构建了超越传统国防或军工概念的“国防政府部门”体制（Linda Weiss，2014）。美国的“国防政府部门”以国防、军事和情报机构为核心，不仅包括国防部（含三军部门）、国家宇航局和国土安全部，而且也包括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部门，这种军民融合的体制将信息、生物、能源、纳米和材料等几乎所有高科技研究都纳入了“国防政府部门”的管辖范围，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美国这种网络型“举国体制”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如何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特别是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存在着缺陷，我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发挥国有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先锋和国家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建立比美国更加集中的网络型“举国体制”。（2018年5月撰写的摘要）
六、《国有企业的创新优势：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
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国有制带来的高昂代理成本和国有企业自身的“预算软约束”使国有企业成为了一个低效的生产者。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了新古典经济学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企业理论的严重缺陷。演化经济学家们在对股东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促进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力提升的“创新型企业”理论。基于该理论，可以分析国有企业在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上的优势，正确认识国有企业在从事创新活动上相对于私人企业所具有的优势，这对于实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将国有企业培育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2018年第四期。）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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