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友人

答友人

                                                                      项观奇

        朋友对我的小文提出批评。这种善意的批评和平等的讨论的态度，我很赞成。相比那些动辄骂人的跟贴，这才是真正严肃的研究理论的方式。谁也不能完全地达到和穷尽真理，我们都是，我自然更是。所以，欢迎批评。

        为了简要和明确，我采取加评注的方式回答友人，答错了，还请继续指正。

         浪遏飞舟：我看《项观奇:正经历历史检验的中国各派政治力量》


         项 观奇先生的《正经历历史检验的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我看了，感觉总体不错。但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指出来，与项观奇先生和大家商榷，具体如下：

一、 项观奇先生在文章中指出“这是一种历史倒退，它再次把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但是，不要误解。在当今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绝不意味着必 须重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而是应该以民主革命的要求为起点，开启社会主义革命____那怕是较低级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行，带动民主 革命历史任务的彻底完成。”

        其实，这就是关于当前革命性质的定性问题。所谓的“应该以民主革命的要求为起点，开启社会主义革命____那 怕是较低级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行，带动民主革命历史任务的彻底完成”，在我看来，恰恰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可是，项观奇先生却说“这 绝不意味着必须重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项观奇先生陷自己于自相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究其原因，乃是因为项观奇先生不晓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是包含了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性质的革命。他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局限在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使其脱离于社会主义革命之外，以至于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割裂开来。这种认识本身，是完全错误的。运用在革命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在本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这种错误的认识所导致的后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评注：我认为，照马列毛的论述，民主主义革命，不管新旧，其基本性质都是指反封建的（我们多了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双重性质也对。但是，就这一革命的历史要求的阶段性而言，占主导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按主席的意思，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是正确的。基本结束，不等于完全结束。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我们还遗留反专制，实行民主的革命任务。但是，这已经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已经是实行人民民主，实质是无产阶级民主。再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妥。

二、 项观奇先生以为关于派别的“科学的划分，还是应以阶级、路线为基础”。这样说对不对？应该说，不算错。但是，不全面，依照这个办法，最终导致，划分得不准 确。

我以为，称得上治理国家的纲的，不仅仅是路线亦即经济所有制，同时，还得有落实所有制的体制。前者说的是国体，后者说的是政体。两 个，一个都不能少。由此推开，经济所有制有：完全的公有制、完全的私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私有制、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公有制四种。体制分为：党国 官僚专制体制和宪政体制两种。四种性质的经济所有制与两种政治体制相结合，就产生了八种社会形态。我们要想正确分析当前这场斗争，就要把他们放到这八种社 会形态里面来。一旦脱离了，就看不清楚。

评注：国体是指的政权阶级性质，政体是指政权形式。这是主席说的。路线是政策，不能说是国体。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国体。这个专政运用怎样的形式呢？最早是巴黎公社，后来是苏维埃，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鉴于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我强调要坚持一切权力归人大，强调要尊重宪法为最高大法，最高纲领。我使用了宪政这个词。不是因为毛主席也用这个概念。而是，因为这个概念表示了任何政党、任何个人，不能凌驾于宪法和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之上。就无论是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还是从反修实践看问题，都是非常现实、必要、正确的。这和资产阶级宪政根本不是一回事。

1、完全的公有制加党国官僚专制体制，这是***时期的党国官僚社会主义。这一模式的问题在：第 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违背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到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 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第二，在政治体制上，违背了巴黎公社原则，滋生了 大官特权，更没能有效筑起反修防修的屏障。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检验，证明这样一个模式，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必须要进行修补。但是，有些人看不到这些漏洞， 以为***路线以及*** 缔造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完美无缺。这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依然持有这种观点的是当局社改派和民间左派中的右倾投降派和左倾激进派。

评注：不能简单把主席时代的政治体制概括为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主席对当时的体制不满意，所以，不断革命，但是，总起来说，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1967年当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甚至“打碎资产阶级官僚国家机器”的提法时，主席明确说，“不是彻底改善，说部份改善，可以。”我尊重主席的这个意见。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体制上弊端很大，很严重，如作者说，有些地方，“违背了巴黎公社原则，滋生的大官特权，更没能有效筑起反修防修的屏障。”但是，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来的国家，不是凭主观愿望，想建立怎样的国家机器就能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政治体制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是基础决定的，是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不是人的愿望决定的。这才是唯物史观。

        其实，人的愿望也是历史的。也只能提出历史让你提出的东西。空想，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认识局限的一种反映。

2、打 破公有制，从以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私有制逐步过渡到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公有制加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亦即打左灯向右拐，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干资本主义。 这就是执行了三十多年的修正主义特色路线。实践证明，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天谴人怨，如强弩之末，再也继续不下去了。依然持有这种观点的是当局特色修正主义 派。

评注：这里的说法有一个缺点，就是把主席时代和今天的修正主义执政，在政体形式上混为一谈，都是党国官僚体制。这是错误的。主席时代，基本是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是人民民主专政，那时，工人农民的地位是主人的地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体制有缺点，但是，还没有改变这个国体的实质。但是，现在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法西斯专政。是在这个专政下，干权贵垄断资本主义。

3、完全的私有制或者是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公有制加宪政。这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持有这种主张的，他们无视国际 垄断资产阶级的强大，无视国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无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死不改悔地坚持在中国补资本主义的课。殊不知，这是绝无可能的。三十多年 的实践，早已宣布了这一条路线的彻底破产。倘若一意孤行，其情形，如前苏联，必然是党垮塌国解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依然持有这种观点的是当局全盘西化派和 民间资产阶级派。

评注：在作者所说的这种情况下，再使用“公有制”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应该说是国有制。北欧也有国有制，但是，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有制，所有制性质明确，不是公有制。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列宁对此有论述。这是一条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是张木生、刘源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道路。

4、完全的公有制加宪政，这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持有这样的主张的人有一些，但不多，可以不去管它。以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 私有制加宪政，叫宪政初级社会主义或者宪政新民主主义或者叫宪政半社会主义。他们主张只把官僚资产阶级作为当前的革命对象，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目 前来说，还是无产阶级团结的对象，是下一步革命的对象，现在，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进步力量干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 其革命前途是建立以无产阶级的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非公有制的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只有在这个目标实现以后，方能开启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向着更高级的 宪政社会主义迈进。我以为，这是中国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走出困境的不二选择。持有这种观点的是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派。

评注：这里存在原则分歧。我是有半社会主义的主张。其实，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就是半社会主义，只能称半社会主义。加宪政二字，没有必要，也并不合适。因为社会主义不只一种规定性，随便加定语，不一定合适。把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说成是“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进步力量干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 其革命前途是建立以无产阶级的公有制为主体辅之以非公有制的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和新新民主主义论很是接近了。区别在公有制为主体。毛主席没有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去称呼，尤其是不赞成“巩固”的提法，有道理。称“过渡时期”，后来强调是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开始，很有远见，很有理论深度。直到今天，还是不被人们理解。例如作者。一是有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方向是无产阶级把握的。二是有公有制为主体，这就是社会主义。半也罢，初级也吧，主导的有了，就是社会主义。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我说过多次，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社会也讲不通。无产阶级只要拿到政权，社会的性质就发生转化。同样道理，1976。10。6政变，社会也发生转变。这是有的同志不同意再使用修正主义概念、而坚持使用资产阶级概念的主要原因。这在阶级性质的把握上并不错。我们强调修正主义，是就其统治的形式的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特点而言的。是面对复杂的事实说话。是说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多样性。

我的划分 方法与项观奇先生的划分方法一对比，究竟谁个清楚？谁个准确？请大家去评判。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透过项观奇先生的划分方法可知，项观奇 先生强调路线的重要性，固然不错，但是对于落实路线的体制，重视不够。这是不对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要知道，过去，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滋生大官特权问 题，之所以滋生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一手缔造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难辞其咎。进一步地，毛泽东去世以后，党变修国变色，毛泽东一手缔造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也 是脱不了干系。在接下来，中国改革要想拨乱反正，除了要纠正修正主义路线外，还必须废除毛泽东一手缔造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实行宪政。两个任务，一个都不 能少。可是，项观奇先生只谈一点，就片面了。

评注：是啊。大家学习，评论。这是个理论上的好题目。我历来重视体制、制度。而且，在1968年文革时，我就以为只打倒不合适，要制度建设。要路线干什么？还是要在路线指导下，搞制度。就此而言，我同意作者这里的意见。

三、项观奇先生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资产阶级民主 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站在官僚垄断买办资产阶级一边，充当这个阶级的打手，这有什么奇怪呢？”

项观奇先生的这个说法，和他前面 的“应该以民主革命的要求为起点，开启社会主义革命____那怕是较低级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行，带动民主革命历史任务的彻底完成”是 矛盾的。而项观奇先生前面提出的“这绝不意味着必须重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正是为得出“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 错误结论埋下了伏笔。依照这个结论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必然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

为什么？

1、项观奇 先生忘记了今日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是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依赖的党国管理专制体制。

2、项观奇先生忘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依赖的党国管理专制体制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为了反对主要敌人，无产阶级是完全可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联合起来的。项观奇先生反对这种联合，否认这种联合的可能性，这是错误的。

3、项观奇先生把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也作为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这是不对的。

4、项观奇先生之所以把资产阶级民主 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作为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来看待，是因为他只看到了在大革命低潮时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的一面，尚 且没有预见到革命高潮时其革命的一面和妥协投降的一面，全然忘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兼具两面性和妥协性的阶级。这就 是项观奇先生认识的局限性.

5、进一步地，项观奇先生不晓得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所以把无产阶级左派作为敌人，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由于长期以来，左派的中的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派，顽固地坚持了将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宣扬的普 世价值、宪政作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傻不拉吉地充当了官僚特权阶级和党国官僚专制体制的盾牌和攻击普世派的炮灰；而左派的中的以红石头、红旗论坛、毛泽东旗 帜网为代表的左倾激进主义，无视当前无产阶级被专政的客观事实，无视中国尚无任何民主和左派一盘散沙的客观事实，完全忘记了没有民主主义就决然不会有社会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顽固坚持早已不适合于当前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顽固坚持一次革命论，企图将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 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正是左派的这种错误策略，逼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到我们的敌人一边，使其挂起白带子来， 凭死反对我们。现在，该是我们好好反省的时候了。

评注：从理论上来说，我也赞成在反对修正主义专制的斗争中，能够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我在文章的后面，也留了余地，没有把话说死。但是，我在文章中所以强调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派，我是就事实说话的，是就历史经验说话的。上世纪在八十年代，我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反毛反劳动人民的充分表演，也亲身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参予反攻倒算对我们的打击。当时，他们完全站在了官僚特权阶级一边。直到89。在整个理论战线上，基本就是他们在反毛反共；相反，倒是乔木、邓力群这些执政者的秀才们，后来看不下去，出来反对他们，这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而直到今天还是被他们所反对，骂作“左王”。最后，闹到发生6。4。

        我这里顺便说一下6。4。

        从八十年代，“自由化”一共闹了三次。两次在胡耀邦时代，一次在赵紫阳时代。当时，我做为一名毛派，一名刚刚恢复工作的大学教师，是很了解当时的情况的。说到底，6。4还是老邓呼唤出来的，闹大了，他也怕了。最初，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严家其等人的地位和市场是他们支持、提供的，当然，后来要把他们开除出党也是邓。在当时，我们要坚持一点马列毛主义，很难有发言权。在史学界，刘大年同志先是被清查，说他有所谓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问题。出来工作后，是史学界的左派理论旗手。而黎澍，这位李锐的好友，则是反毛的右派理论旗手。他不死，他才是够格的头。我在八十年代，前后给大年先生三封信，他很重视，收在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大年通信集里，反映了我们当年的对待这场斗争的心境。我来德国，他给了我一位毛派同志的联系方式，我找到了这位同志，并后来参加了德共（马列主义党）。

        正是在反毛反共反马列毛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结局，必然发生6。4。6。4运动的主导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头头都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当时，在大学校园里，就是自由化思潮吃香。学生普遍受影响。我的研究生不例外。山东学运的头头就是我的研究生。而且，只有我的研究生卷入了运动，并当了头。我当时在德国。不放心他们，也不赞成在天安门广场待下去，我6。3办完签证延期，匆匆往回赶，6.4到京，就是怕学生吃亏。我在5。19美因茨大学发表演讲，以三点根据说明，邓会开抢。我是不赞成学生继续待在广场的。5。20我们到使馆门前广场集会，也是要求和平处理北京的问题。但是，决策的是邓，不是别人，更不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