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理 论 查看内容

学点马克思主义(四十四)—— 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

2020-3-29 11:43|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36710| 评论: 2|原作者: 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

摘要: 自从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在经过重大改造以后,确立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作为一个完整的、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地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中国,在怎样的意义上,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

按照传统的马列毛主义理论,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地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说,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实际上失去了大量领土和主权,被分割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 剥削关系仍然在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中占主要地位。但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又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经济已经不完全是旧式的封建经济了,所以是半封建的。

在这样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前两者派生的。按照传统理论,这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无论反帝还是反封建,都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在1919年以前,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或者是由农民自发进行的,或者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或改良派领导的;由于农民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然软弱性,旧民主主义失败了。1919年以后,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其基本任务仍然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

现在,我们有必要根据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来重新梳理这种传统的近代革命理论,以便适应我们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

如果我们将上述的传统理论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实际历史进程相对照,有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毫无疑问,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或者说,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以后),它就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如果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至少在形式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话,中国共产党(即使在革命年代)连在形式上都不能说是个工人政党。党的领导者,主要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出身旧官僚、旧军阀、地主、资本家家庭的;毛主席,实际上是出身于富农家庭;周恩来,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邓小平,出身于地主家庭;朱德、贺龙等,都是军阀出身)。党的基层成员则主要来自劳动农民。

另外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为什么革命胜利后,中国并没有去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很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质疑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后者是完全必要的。这里实际上要提出的问题是,从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可不可以说,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际的历史任务,并不是要扫清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而是要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历史因素决定了,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必然要用“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和初步工业化的历史任务?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就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在基本保全中国历史疆域的条件下将原来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帝国改造为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有独立主权的新式“民族国家”。满清统治者以及作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汉族地主阶级,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压迫,另一方面又绝对不敢动员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从他们的直接经验出发,只能得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来自于武器方面优势的结论(“船坚炮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满清王朝和汉族地主军阀集团开展了以建立近代化陆海军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又名“自强运动”),结果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

甲午战败后,清王朝财政破产,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东北、内外蒙、新疆、西藏都有脱离中国的危险。中国已经面临被瓦解、被瓜分的危机。

正如以前的“学点马克思主义”介绍过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基本政治条件。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由于英国霸权的衰落,这种多国竞争极度尖锐化,并且已经从欧洲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多国竞争的尖锐化,集中表现为各大国之间的战争。要进行战争,就需要有强大的军队;但是要进行近代化的战争,还必须有强大的近代化军事工业,而要有强大的近代化军事工业,又必须首先进行和完成工业化,而这又要求将现有的和潜在的经济剩余充分动员起来从事资本积累。只有能有效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的国家,才能巩固原有的“民族国家”并力争改善自身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凡是不能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的国家,都面临被征服、被占领、被瓦解的命运。

据张仲礼研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合白银二十八亿两。其中,所谓“绅士阶级”的收入达到七亿两(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其中用于近代海陆军建设的支出每年只有几百万两。中国的经济剩余绝大部分都被地主阶级挥霍了。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政府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政府的形式,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00亿元(银元或战前法币)。据卡尔里斯金的研究,当时中国国民收入中,超出劳动者必需消费的经济剩余约为80亿元(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强)。但是,经济剩余中,大约有60亿元来自农业等传统经济部门;这部分经济剩余,主要被地主阶级挥霍浪费。来自近代工矿业的经济剩余,仅有3-4亿元。当时南京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5亿元,绝大部分用于军费、赔款、支付外债本息等。经济剩余中实际用于生产性投资的仅有6亿元(国民收入的2%)。

据南开大学近代经济史资料,在1895-1930年间,中国支付历次战争赔款约8亿两白银,支付外债本息约12亿两白银,外国在华投资汇出利润约25亿两白银。以上合计45亿两白银,大约相当于20次《马关条约》赔款或者10次《辛丑条约》赔款。上述因赔款、债息、利润支付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1.25亿两,大约相当于晚清中国经济规模的4%;折合银元1.8亿元,大约相当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剩余的一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两白银约合0.7美元或1.4银元;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美元约合二两白银或三元法币;按物价来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两白银大约可以购买80斤大米,到了1933年,一块银元大约可以买到25斤大米)。

这些资料表明,革命前的中国经济中,虽然有着相当规模的经济剩余,但是这些经济剩余大部分被地主阶级挥霍,而近代经济剩余中的相当一部分又被帝国主义剥削走了。所以,要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首先就要充分动员经济剩余以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而要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就必须一方面消灭农村中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将外国资本从本国市场中驱除出去。

1919年以前,无论是清朝末年形成的军阀官僚集团,还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受了西化教育但是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近代知识分子,都不能摆脱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依附,因而都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以后,中国的近代革命确实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就其历史的实际情况来说,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在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一部分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急剧激进化,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些激进的近代知识分子逐步地认识到,要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充分动员以劳动农民为主的底层劳动群众,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将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以及与帝国主义保持密切联系的旧统治集团完全打倒,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开展资本积累),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激进民族解放运动。

1949年革命中所产生的新国家,其实际的历史使命是动员经济剩余、开展资本积累和完成工业化。另一方面,这个新国家又是在充分动员广大底层劳动群众的人民大革命中产生的,因而不能不反映劳动群众的历史性要求和愿望。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

 

在以前的“学点马克思主义”讲到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时,曾经提及,理想的“民族国家”是由讲单一语言的单一民族构成的。这样的“民族国家”,显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学教科书中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另一方面,自从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在经过重大改造以后,确立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作为一个完整的、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地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中国,在怎样的意义上,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

这里,要讲一讲“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并非从来就有的,而是在晚清首先由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才为人们普遍接受;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又被资产阶级当局作为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工具。

当孙中山等人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一开始是特指汉民族,比如,同盟会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实际上是排斥汉民族以外各少数民族的。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等人所讲的“民族主义”主要不是针对帝国主义,而是为了“排满”。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开始在有些情况下用“中华民族”来泛指中国境内各民族,但是又面临着如何解释“中华”之下各民族之间内在联系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编造了各少数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分支的伪科学理论。由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较少采用“中华民族”这一说法,更常见的是“各民族人民”或者“各民族劳动人民”。只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华民族”以及所谓“民族复兴”、“民族崛起”等才又流行起来。

不仅“中华民族”的概念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即使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本身也有一个从前资本主义民族向现代民族演变的过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交通困难,被大山、河流、森林隔绝,集中在某一狭小地区、通过血缘氏族纽带连接起来的部落或者宗族往往是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群体。对于一般的劳动者乃至相当一部分地主阶级成员来说,“同村”、“同乡”是他们可以从生活经验中得出来的用来相互认同或者区别不同群体的主要标准。

中国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上层,有着比较明确的华夏、蛮夷之分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认为除了“华夏”以外没有其他文明。这种观念在客观上的物质基础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之间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别。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以后,这种夏夷之辨就已经完全不适应近现代的世界形势了。

在西欧,近代民族的形成是与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发展同步完成的。在一定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内,由于商品和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形成并且巩固了人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共同文化。这种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又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疆界的确定和近代国民教育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为了反击欧洲反动君主的“反法联盟”、保卫革命成果,革命政府将武装力量的征召范围从少数职业军人、雇佣兵扩大到了所有的成年男性。此后,欧洲各国都建立了普遍的义务兵役制,进一步强化了各“民族国家”内部的“共同体”纽带。

中国在近代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政治上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外围国家。中国近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与西方近代民族的形成有所不同。中国近现代的民族观念,首先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产生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初步产生了一批受过近代教育、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即将面临被瓦解、被瓜分,这一危机在中国早期的新式知识分子头脑中引起深刻的反映,并产生了要在尽可能保全中国历史疆域的条件下建设近代独立主权国家的愿望。这便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在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中,首先形成了所有中国人(汉人)都同属一个民族、有着与“外国”根本不同利益的观念。这种近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但是,到那时为止,这种近现代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劳动群众。只是在经历了近代的历次革命运动以后,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在中国北方)直接投入了普遍的、人民大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从那时起,“中国人”这个概念才在一般的汉族人民群众中被广泛接受,并被看做是比村、乡、省更重要的认同标准。然而,即使到今天,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合法性下降,仍然有大量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加重视地域、血缘关系,而对于国家、公民等观念则十分淡薄。

在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则更为复杂。中国现在的疆域基本上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但是清朝仍然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帝国,并非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在汉族聚居区(也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传统统治地区),清朝政府通过十八行省实行直接的行政管辖。在十八行省中,除了“皇权不下县”以外,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接近近代“民族国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但是,在东北(满洲)、内外蒙、新疆等广大地区,清政府仅有微弱的军事和行政力量。满清王朝以东北作为其“龙兴之地”,长期禁止汉族人民进入。在内外蒙和新疆,清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依靠当地少数民族上层来统治。随着清朝的衰落和帝国主义的入侵,终于导致外蒙古独立(这里指的是辛亥革命前后沙俄勾结外蒙封建王公进行的“独立”、“自治”活动;至于蒙古人民在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和苏联帮助下打败中国北洋军阀、推翻封建王公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运动则完全是进步的、正义的)。新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阿古柏入侵后,几乎被分割,经左宗棠率军收复,才得以保留在中国版图中。至于西藏,在二十世纪以前,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虽然接受清朝在政治上的指导和军事上的保护,但是其宗教与世俗方面的内政几乎完全不受清朝统治者的干预。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藏一度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实际上沦为英帝国主义的保护国。

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巩固地纳入中国版图并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实际上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实现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方的各少数民族,由于与汉族人民一起参加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革命过程中极大地改善了自身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因而拥护并且认同经过各民族人民革命共同创造的“新中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各民族人民以“新中国”作为自己共同祖国的客观历史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这个客观历史基础就已经被破坏了。相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压迫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通过民族压迫表现出来,民族压迫又反过来削弱各民族人民在同一个“民族国家”中共同生活的物质基础。这就增加了未来中国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3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3 人)

相关阅读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0-3-30 08:28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与之相反,他认为落后国家工业化的主要矛盾是资本积累不足,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就是“供给限制”。简单的说,就是本国资本积累水平只能提供极其有限的工业产能,就算开足马力生产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即给消费者发钱),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抬高工业品价格,并不能提高工业品产量,实现积累。正确的做法就是使用剪刀差,搞“原始积累”,把余量从农民手中“榨”出来,用以养活工人和购买机器,实现工业化。这就需要在农业部门实现集体化,在工业部门脱离利润刺激,实行以产量而非赢利为目的的经济计划。而这时凯恩斯主义无法办到的,这需要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双管齐下。
布哈林认为的工业化主要矛盾基本符合先发国家(英国)的情形,而在二十世纪核心国家资本积累水平已经和外围国家拉开重大差距的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工业化的认识无疑更符合当时的状况。 ...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0-3-30 08:26
以往的左派争论里,通常把布哈林的工业化道路归为“温和派”,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道路归为“激进派”。这种分类目前看来只有文学价值,无法反映问题的实质。事实上,两者真正的区别在于如何认识落后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主要矛盾。
布哈林事实上认为这个矛盾是工业品市场问题,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购买力不足导致无法实现本国所能生产的产品,故而阻碍工业发展。因此需要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让人民群众能买得起工业品,刺激工业品生产实现工业化。其核心是需求管控,即在基本不破坏工业领域所有制结构的情况下,进行市场干预实现利润刺激和扩大产出。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

查看全部评论(2)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0-7-14 01:19 , Processed in 0.022228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