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赤旗同志

答赤旗同志

            前段时间，红色中国网编辑部曾经集体做出过决议，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和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问题，暂时不在“关注”栏目发表围绕“六四”问题展开讨论的文章。但是，收到赤旗同志的文章后，使我感觉，可以破个例。这是因为，赤旗同志的文章内容丰富，包含了不少思想火花，写得也很真诚。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赤旗同志，作为一个马列托主义者，主动以同志式地态度，参加马列毛主义者的讨论。考虑到作为主编，必要时可以便宜行事，就来了个“先斩后奏”，将赤旗同志的文章推荐到“关注”栏目。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事后红色中国网编辑部认为我犯了错误，或许将赤旗同志文章的版面再调整一下。如果是那样，我会再对广大红色网友做自我批评。

            我想借此机会，谈谈马列毛主义者与马列托主义者之间的团结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分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种倾向。我认为，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毛派与托派应该而且可能团结起来。

            我这样表态，是冒着一点风险的。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有些同志，或者出于误解，或者出于故意，在部分左派同志中间散布谣言，说我是托派，还参加了托派组织。关于这个问题，赤旗同志或许可以做证。赤旗同志应该了解，在我与马列托同志之间，是存在着原则分歧的。但是，原则分歧与政治立场是两回事。

            今天，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派和民主革命派之间的原则分歧。在马列毛左派和小资产阶级左派（以乌有之乡为代表）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所有这些派别，今天，都应该而且可能团结起来。马列毛左派没有理由不对马列托左派采取团结的态度。

            在历史上，托洛茨基同志对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做出过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托洛茨基同志遭到斯大林官僚集团的迫害，并且在流亡墨西哥期间被斯大林派出的杀手秘密杀害。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了解这些历史事实的毛派同志不是很多。近日，红色中国网正在红色春秋频道连载西西河一位网友的“苏联社会主义史话”，可供广大红色网友参考。

            据我了解，在理论上，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在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围的情况下，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只有通过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胜利和巩固，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

            托派理论还认为，在不存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个别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蜕变为少数特权官僚集团统治的退化了的工人国家。在退化了的工人国家，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进行“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即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打倒少数特权官僚集团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观点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知道，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实践中，在托洛茨基同志逝世以后，第四国际多次分裂。世界各国的托派组织几乎无例外地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和革命运动，退化为少数激进分子的小宗派团体。当然，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很多毛派组织，最后也是如此。关于这种现象，主要要从世界工人运动和世界革命所面临的客观历史条件去说明。理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次要的。

            在中国革命史中，斯大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都犯过严重的错误。中国托派的错误在于，在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在革命实践中完全脱离在当时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 — 被压迫农民。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托派更发展到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为敌我矛盾。但是，这些历史分歧不应该妨碍今天的马列毛主义者和马列托主义者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而共同奋斗。

            那么，在今天的具体条件下，在马列毛左派与马列托左派之间有哪些具体的政治分歧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和马列托左派内部都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关于革命的基本性质、革命的主体、革命的对象，就有着严重的分歧。在红色中国集体内部，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这里可以说明的是，红色中国集体的多数同志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进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农村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革命联盟，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在无产阶级内部，与社会主义历史相联系的原国有部门工人（即通常所说的“老工人”）及其后代是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比较有觉悟的部分。

            我没有看到过托派同志关于当前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以及革命策略的系统论述。据我粗浅的了解，托派同志强调依靠“新工人”（即在新兴资本主义部门被雇佣、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大致相当于通称的“农民工”）而不是“老工人”。就具体政治策略来说，托派同志主张参加和支持一切争取一般政治自由的斗争。在这方面，托派同志与马列毛左派内部的民主革命派实际上是一致的。强调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或许是从托派理论认为在退化了的工人国家应当首先进行政治革命演化而来的。

            在这个前提下，咱们可以谈谈“六四”的性质以及它对于中国今天的阶级斗争的作用。应当说明的是，我与赤旗同志，在对“六四”的看法上有不少共同点。我们都承认，“六四”运动是由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我们都承认，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以及反动立场，导致运动失败，并出卖了参与运动的工人群众。我们都认为，未来的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深刻地吸取“六四”的教训。问题的关键是，“六四”运动在历史上到底是不是一次真正的、进步的人民运动，有没有历史的进步性？“六四”运动对中国今天的阶级斗争有怎样的影响？

            赤旗同志以俄国的1905年革命为例，试图说明“六四”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在俄国的1905年革命和“六四”运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在形式上，俄国的1905年革命是全国性、群众性的总示威和总罢工。“六四”运动则是包括中国主要大城市的群众性总示威，但没有形成总罢工。但是，1905年革命与“六四”运动的历史性质完全不可比。

            1905年的俄国是半封建的、军事专制的、拥有大量农奴制残余的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毫无疑义的历史进步的性质。而“六四”运动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复辟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六四”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而参加“六四”运动的一般工人群众，虽然客观上开始受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压迫，但是主观上并没有真正产生恢复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而是仍然对资本主义抱着相当的幻想。自由派工贼韩东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人物。

            当群众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参加由反动阶级领导的政治运动的。人民群众，甚至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也是会犯错误的，也是要通过反复的错误，才能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建立正确的思想觉悟的。在无产阶级处于政治上不自觉的状态下，即使是有大量无产阶级参加的政治运动，也只能是“团结工会”式的运动，而团结工会，不仅没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罪魁祸首。

            赤旗同志似乎认为，如果“六四”运动没有被镇压，中国乃至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未必会发生。这既不符合当时实际的历史情况，也夸大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已经巩固，同时中国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处于政治上不自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的阶级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或迟或早、必然地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至于苏联、东欧，在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因而二十世纪中期的半外围积累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与拉美类似），苏东官僚统治集团改变统治形态也是大势所趋。同样地，在苏东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完全被解除武装的历史条件下，是挡不住资本主义复辟的。

            就当时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说，在官僚资产阶级内部，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方向，并没有分歧，分歧仅仅在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速度和具体方式。如果“六四”运动“胜利了”，其结果，必然是大大地加强官僚资产阶级中的赵紫阳系（即官僚资产阶级中已经买办化的新自由主义派别），同时在新的资本主义复辟联盟中给小资产阶级较多的利益。至于中国无产阶级，必然如波兰的团结工会一样，很快被出卖，并在全面私有化中遭遇历史性的失败。

            当然，在“六四”运动中罹难的大批普通群众（应当说，赤旗同志没有夸大罹难群众的数字）当然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历史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现实而残酷的。

            赤旗同志认为，在政治上纪念“六四”对于当前的阶级斗争有重大意义。这要分析一下。这里不排除，对于某些局部地区（比如香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以及当地特有的阶级斗争环境，关于“六四”的评价可能对阶级斗争形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来说，情况是怎样呢？

            中国目前的阶级斗争，基本上有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原国有部门工人及其后代所进行的反对非法私有化、要求清算资产阶级所掠夺的巨额财富的斗争。

            第二种，是在一切资本主义部门的新兴工人阶级所进行的以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为目的的经济斗争。

            第三种，是主要在农村发生的，农村半无产阶级反抗城乡资本家剥削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第四种，是主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的，争取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斗争。

            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关于“六四”的评价，对上述几种阶级斗争中的前三种，几乎毫无影响；如果说，“六四”的话题，在上述的前三种斗争中几乎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那是不过分的。相比之下，怀念毛主席、怀念社会主义的思想倒是在上述三种斗争中（特别是第一种和第三种）反复表现出来。

            关于“六四”的评价，对上述的第四种斗争，有一定影响，但也不是决定性的影响。

            上述几种斗争中，真正有发展前途并且将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第三种，也不是第四种，而是第一种和第二种。

            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六四”中学到什么，那就是，在没有普遍的、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下，单靠城市小资产阶级自己，是绝不可能争取到哪怕形式上的民主和自由。最近埃及人民民主运动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只有上述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斗争（特别是第一种和第二种斗争）胜利了，第四种斗争才可能真正胜利。反之，单纯地、片面地追求第四种斗争，不仅会导致前三种斗争的失败，也会导致第四种斗争自身的失败。

            最近，在马列毛左派内部也多次进行了关于是否要将争取政治民主和自由作为现阶段一个主要斗争目标的争论。殊不知，在中国目前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民主也好，自由也罢，没有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面胜利，都必然是空中楼阁。但是，无产阶级斗争如果真的全面胜利了，那么就绝不会被人为地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狭隘界限内。我想，这是符合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的。

            所以，未来的中国革命，必然是一开始就将社会主义的要求提上政治日程；政治民主的要求只能是、必须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的要求，而不是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