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王若水内容提要 第二国际和俄国有一些理论家反对在俄国搞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俄国没有这种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在俄国这样一个 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批评第二国际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其实他自己就在搞机会主义。 列宁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党又是由少数领袖来代表的，这样共产党专政又变成领袖专政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要属于列宁。 马克思的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或实践的人。 总起来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 学里面，但不是列宁所阐述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也和马克思本人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不尽相同。这种哲学，我想称之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人 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anthropology)。 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审查，而不是弃之不顾，好象它根本不存在。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 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只是想补充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第二，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发展；这些 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也可以不是。说得确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灭亡不是简单地消失，而是被“扬弃”。 从追求到幻灭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讲中国人如何寻找革命真理的话。他说，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象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经 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可是都行不通。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 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革命才面貌一新，取得胜利。于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 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时间过了四十多年，这个描写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的话，现在可以移用来描写马列主义了。在建国以后，多次运动，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翻天覆地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因此很自然，“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我可以借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描写现在一些包括我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恩格斯说到十八世纪法国的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本身都 是非常革命的，他们自认为代表永恒真理和普遍正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法国革命胜利了，结果如何呢？新的制度诚然比旧制度合理，可是仍然弊病丛 生，充满罪恶。所谓“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不过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我读到这一段话很有感概。共产党也曾用豪言壮语向人民做过 一次又一次的许诺，指点着那宏伟美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图景，后来呢？谁都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毛泽东逝世，国门打开了，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了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体系竟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千疮百孔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使 我们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经过改革开放，我们重新找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经济的道路。这期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于是，十月革命的道 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二十世纪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勃兴和失败的世纪。在本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到这个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的红旗落地。我们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现在难道不应当用实践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实践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也是一个问题吗？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 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担任过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工作的逄先知说过：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 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自己也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我们 跟着苏联人说“马列主义”，好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同一个东西，谁违背了列宁主义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未想过，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学派， 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尽管它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过去习惯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一样。实践的结论果真如此吗？ 其实，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点只是证明了列宁的思想。但是武装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列宁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 在二十世纪初，俄国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据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的1897年的调查材料，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的六分 之五，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列宁承认这一点，他在《两个策略》中批评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 马克思主义的梦呓。“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 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列宁选集》1卷541页) 当然，列宁认为这样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并在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 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上548页)。“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同上547页)。 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几个月，列宁就发动起义，来了一个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那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而且并没 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更谈不上“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就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提出过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列宁并没有提到这个过渡的经济条件，而这本来是最重要的。第二国际和俄国有一些 理论家反对在俄国搞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俄国没有这种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在1923年初写的《论我国革 命》中反驳了这种观点。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抛开那些对论敌表示愤怒和讽刺的词句，其实真正的论据是很薄弱的。 列宁说：“我们为甚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 691页)“我们为甚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同上692页)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前提。现在列宁说，达到这个水平也需要前提，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这种前提，这就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然后走向社会主义。 但驱逐资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这已经是在搞社会主义革命了。对方的意思是说，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或社会文明的前提；而 列宁把对方的逻辑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达到社会主义水平的前提。这样一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不以经济和文明水平为前提的东 西。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就这样草率对付过去了。三十年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重述了列宁的观点。斯大林承认，在十月革命后，“由 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斯大林选集》下卷，542-543页) 同一个斯大林在不久前还说“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同上502页)，现在变成上层建筑创造基础了。 这怎么可能呢？斯大林说，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同上543页)苏维埃政权把生产资料公有化，就解决了这个矛盾。 斯大林说俄国工业中的生产力具有社会性，其实一切近代工业都是这样。但是在工业发展初期，其社会性也是很低的，所以它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并不显著；只有 到工业高度发展后，这个矛盾才突出起来。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这个矛盾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但当时的俄国离这个阶段还很远，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怎 么可以以此为理由搞社会主义革命呢？斯大林用“特别是”这个词来强调社会性存在于工业中，以便使读者忽视在工业以外的农业，而俄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从整体说，俄国的生产力并不具有社会性。照斯大林的逻辑，等于说，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是适合于俄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 这是违反规律的。斯大林的辩护完全站不住。不如说，俄国革命是依靠了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条规律，那就是：生产力一定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布尔什维克做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无法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农业，许多年内还达不到沙俄时期的水平。如果一种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那么凭什么说它是先进的呢？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他说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选》3卷1060 页)；“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产阶级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毛选》4卷1431页)。他还预言那 时“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毛选》2卷650页)。到一九五三年，毛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还说，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是三 年后，他就忘掉了自己说过的话，匆匆忙忙搞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六年，中共在八大决议中，说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等于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适合中国的经济水平的。 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批评第二国际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其实他自己就在搞机会主义。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建国以后，我们本应当批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毛泽东却要批判所谓修正主义。“修正主义”(revisionism)这个词，本应当译为“修订主义”。 修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了。现在不管对错，一律斥为“修正”。由于我们多年批判“修正主义”，“修正”这个词也变成了“以错误代替正确”的贬义，这和 这个词的本义正相反，并且造成一种印象，好象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修正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应当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修正的，问题只在修正得对不对；或者说，是不是真正的修“正”。斯大林和毛泽东有一个教条，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 原理和个别结论是可以修正的，基本原理则不能。他们批判“修正主义”，就是因为修正主义者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在 实践中不断检验，如果错了也要修正；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观点，是教条主义。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无权认为自己是永远不会推 翻的；我同意这个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即代表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无 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要打倒资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当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势力来看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寿命不长了。晚年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纠正了过去的过分乐观的看法，指出当时欧洲大 陆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工人阶级的战略应当是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当很好地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 二十世纪初，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重新论证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然而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历史证明：帝国主义阶段过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着。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变化，它仍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变化，马克思预见不到，列宁也预见不到。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应当说，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 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恩选集》2卷83页)， 但当初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过早地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的毛病，不是中国党独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根子 在老祖宗那里就产生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处在发展初期，他们是资本家又是经营者、管理者；对于发展工业和商业，他们比共产党有经验。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当时 庆祝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实际上，这是把一大批有经营管理经验和能力的人抛弃了，不是有利于生产，而是相反。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从海外和境外“引进资产阶 级的人才和经验”。刘少奇在50年代公私合营前提出“剥削有功”是对的。让他们进行一些剥削，换取他们努力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财富，这是得大于失的事情。八 十年代我写过一篇《重提猫论》，其中说，我们长期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猫与鼠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的。真正的老鼠不是资本 主义，而是“贫穷”与“落后”。资本主义是一只猫，它可以帮助我们消灭这两只老鼠。资本主义有利也有害，但是它的祸害比较起贫穷与落后来是较小的。 中共曾经吹嘘过在大陆消灭了剥削，实际上从来没有过。我们应该反对超经济的剥削，反对过分的、残酷的剥削，但是完全消灭剥削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必要。资本 家个人的消费总是有限的，大量的利润还是要用来扩大再生产，既给社会增加了财富，给国家增加了税收，也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可怕的是“官僚所有制”。我 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由于官僚主义的决策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任何资产阶级的剥削也不能比的。 我想提一个尖锐的问题：拿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比较，到底哪一个阶级是进步的，哪一个阶级是落后的呢？ 几十年来，我们从政治学习中受到的教育，都是告诉我们，农民阶级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后来变成反动的，是专政的对象(这就是《5.16通知》的思想)。 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衡量一个阶级的进步与否，要看它的经济地位，要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是同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 它和无产阶级、科学技术人员一起，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力，因此它是进步的阶级；至少在它变得阻碍生产力发展之前，我们不能说它是反动的阶级。上面我已谈到经 营管理的作用，现代的资本家许多已变成了股东，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了，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反对普通人在银行存款获得利息的话，那么我 们也不能反对从投资中获得利润，只要这对社会的生产发展有好处。这是从总的历史过程来说的，它并不排斥在某个时期，某个国家，资产阶级可以在政治上可以采 取反动的立场。 《共产党宣言》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是过早地认为，这种积极作用已经完了。对于农民，《宣言》却认为，这个阶级是和小生产联系的，因而是没落 的和保守的阶级；他们只有离开原有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才能变成革命的。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联合农民的思想。这是为了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 并不表明他们认为农民是一个先进的阶级。 列宁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农民。同农民联盟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渴望改变自己的贫困地位，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 是农民究竟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即使取得胜利，最后还是回到封建主义，起义领袖背叛了原来的阶 级，当上了新的皇帝。 那么知识分子呢？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 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 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共产主义——科学还是空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过去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只有他们才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非常好的，可是怎么实现呢？如果你去读一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就会发现，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甚 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的。马克思描绘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工人“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 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可是这种制度并不诱人。就我来 说，还是宁愿带着钱包，到市场上去自由选择。不但如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到了这一条；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 以，现在所有自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够格的。怎么办？要这些国家不用“社会主义”的名称，也不好办。于是有些学者区别了两 种社会主义，一种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为甚么要消灭商品与货币呢？因为他要彻底消灭剥削。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所得到工资，因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和他的劳动所创造的 价值不相等。这种情况，使得剥削成为可能。只要有商品和货币，价值与价格的背离就是不可免的。要彻底消灭剥削，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就要废除货币，直接按照 工人的劳动来计算他所创造的价值来付予报酬，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证券。同样，一切产品也不能有价格，而是标明其中含有多少劳动量。工人就用他的劳动证 券，去领到具有同等劳动量的产品。这样也就消灭了商品。 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建立在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劳动创造价值，一个产品的价值，就以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比如造一张桌子， 甲要三天时间，乙要两天时间，丙要一天时间，那么制造这张桌子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两天，这就是它的价值。这个理论，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应用到 简单劳动上，好象没有什么问题；应用到复杂劳动上，就有些困难；应用到单纯的脑力劳动上，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完全不行了。体力劳动的产品，是可 以规格化的。甲乙丙三个工人造出的桌子，必须是一样的，这样才好比较，才好用数字来计算。但是脑力劳动的产品怎样比较？怎样计算？鲁迅写《阿Q正传》，该 给多少报酬才是不多不少？如果有另外的张三和李四，也写出了《阿Q正传》，一模一样，那就好办，可以把三个人所化的写作时间平均一下。但《阿Q正传》是独 一无二的，别人写不出来，那么就没有什么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不仅如此，仅仅按一部文学作品的写作时间来给予报酬，也是不公道的。写作一小时总比造桌子一小 时的劳动复杂得多。那么怎么计算？按计算复杂劳动的办法也不行，因为这里有天才，有灵感，这是根本不可能计量的。按照一部文艺作品的创作时间来衡量其价 值，这是可笑的。 还有，在这个信息时代，信息是最宝贵的财富，但如何计算信息的价值？用劳动时间也是不行的。 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表明，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他们所创造价值，比工人农民多得多(尽管他们离不开工人农民)。在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对脑力劳动的蔑视以及“工人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除了科技的作用以外，企业管理的作用难道可以忽视吗？同样一个企业，由某个厂长来经营就亏损，换一个厂长来就扭亏为赢。应当承认，经营管理也是创造价值的；不过这种劳动也是脑力劳动，同样无法按时间来计量其价值。 所以，在现代的条件下，单靠工人来创造价值是不行的，还要靠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还要靠经营者和管理者，即现代的经理阶层。工人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工 作者也是生产力，经营管理者也是生产力：财富是由这三部分人联合创造的。虽然我们无法计算这后两部分人的贡献，但是可以肯定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总经理的贡献 要比一个工人大得多。 这样，“剥削”的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了。从总的方面来说，现代社会财富的巨额增长，工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不是由于工人和农民加重了劳动强度，而是 受益于科学技术；科学家所得到的报酬，一般的是低于他们的贡献的。难道不可以说，脑力劳动者所给予体力劳动者的，要大于他们得之于后者的吗？ 我们不可能要求严格的按劳分配(尽管这已载入宪法和党章)，但是我们应该要求相对合理的分配。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相对合理的分配也没有做到。 马克思为甚么要废除私有财产？这是基于两个理由：一、为了消灭剥削；二、为了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残酷的剥削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资本主 义生产的停滞，废除私有财产将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而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看到严格的按劳分配的不可能，那么全面的计划经济可能吗？资本主义经济是靠市 场的“看不见的手”，人们能不能用自己的手来完全代替那只看不见的手呢？事实表明这是不可能的。现代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复杂万千，就是有一个万能的超级计 算机，也不可能把全部变数纳入人为的计划之中。这一点，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我们至多只能做到在市场的自发经济基础上加上人为的计划调节，但不可 能不要那只看不见的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海耶克批评马克思过于迷信理性的力量，错误地以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可以用理性来设计的；我以为这个 批评是有道理的。 既然完全消灭剥削和彻底实行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废除私有财产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了。不要说在本世纪初的俄国没有条件实行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 义，就是在今天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生产力水平很高的美国，如果要没收私有财产，取消货币，那么美国的经济马上就会崩溃。 马克思对这种危险，并不是没有一点预计，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尽管在原则上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但它的十条纲领并不是那么激进的，只提出剥夺 地产，高额累进税，没收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国家垄断经营银行、运输业等；至于消灭阶级差别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马克思只是 含糊地说那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事。 有趣的是，今天我们来看《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会发现，在有些方面，如高额累进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乡对立的消灭以及义务教育，西方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更好。 时代变了，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转到资本主义，或者采取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两种制度正在靠近。 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要解放全人类，但他们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又误以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私有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下去，社会将迅速两极分 化，好象一个葫芦形，中间最细，两个头，一大一小，一头是人数很少的大资产阶级，另一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历史的发展 否定了马克思的预言。拿现在美国的例子来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整个社会象一个橄榄形，两头小，中间大；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至于工人阶 级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贫困化，而是大大改善了。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在六十年代的《资本论》中描绘 的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看不到了。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工人不接受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 工人阶级队伍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在车间劳动的“蓝领工人”。现在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了。 从战后这些年的历史看，资本主义世界中推动历史进步的并不仅是工人运动，还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黑人等少数民族运动。工人阶级也不一定走在社会的前列， 更谈不上领导社会的潮流。现在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在衰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是没有的。大学里倒有不少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但那并不是 同工人运动结合的。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即通过解放全人类而解放自己。《国际歌》批评了“救世主”的观点，但这种把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赋予一个特定的阶级的观点，何尝不是承认有一个“救世阶级”？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领袖专政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赋有历史特殊任务的观点，为列宁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他的共产党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既然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那么它当然要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怎样来实现它的领导呢？通过共产党。这是列宁的观点。 在中国，过去把一切邪恶的品质都归于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被说成是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似乎就是一切美德的化身。这 样的无产阶级只存在于头脑里，在现实中从来不曾存在过。现实情况是，工人身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品质缺点，于是就把这些归咎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腐 蚀。 在理论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似乎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无论政治上还是社会地位上。他们应该有的特殊地位，被代表他们的党占有了。 这样，共产党就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成了改造者、解放者、教育者，其他的人们都是被改造者、被解放者、被教育者。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有了合法性。社会主义国家成了西方学者所谓的党治国家或“党国”(party-state)。我们中国叫做“党天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喜欢国家(此处的“国家”指国家机器，或马克思说的“政治国家”)。他们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暂时的过渡。国家要消亡，国家的某些职能将转交给社会来承担。他们心目中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并不是国家所有制。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后来马克思没有重复这个观点，而恩格斯提出民主共和国是 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不是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这又被说成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列宁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党又是由少数领袖来代表的，这样共产党专政又变成领袖专政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要属于列宁。 马克思和列宁都抨击了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确实不完备。列宁的抨击尤其严厉，他声称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形式 的、残缺不全的，而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这个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进步，过 去没有选举权的妇女、穷人、少数民族，现在都有平等的选举权了；人民也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游行等自由权了。相形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建立一套 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来表达民意，监督和控制党和领袖，防止滥用权力，其结果是党和领袖凌驾在人民和无产阶级之上，异化了。 当年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抨击，如“虚伪的”“形式的”“残缺不全的”，移来描绘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倒是很合适的了。现在官方已经不再重复列宁的论点，而是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情况。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列宁回答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为领袖的人们来主持的(《列宁选集》4卷197页)。 列宁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群众和阶级，政党和领袖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的；但列宁却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照这个说法，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群众，所以群众 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专政；因为党是由领袖领导的，所以最后是归结为领袖专政。 斯大林看到了这种理论的容易受到批评，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企图加以弥补，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不能划等号。无产阶级 专政“实质上”是党专政，但不是说“完全”是。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前提是“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党和阶级间有着正确的相互关系”(《斯大林选集》 上，423页)。“如果党的政策不正确，如果党的政策和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可以认为党是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同上425 页)。 斯大林看到了这种危险，可是后来他自己忘掉了。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似乎一个党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它就代表无产阶级，用不着征求一下广大 工人的同意；一个党曾经代表过人民，那么它就永远代表人民，不需要人民来审查是否合格。任何地方、任何部门的工作出了问题，有了缺点，需要纠正和改进，第 一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几十年中，不断加强党的领导，随之是领袖地位的加强。党是全能的，党的全能又归结为领袖的全能。 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也想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就批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九评”的第二评即《关于斯大林问题》中说：“所谓‘反对个人迷 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 力，瓦解党的队伍。”在这里，正是利用列宁观点中的弱点来为个人崇拜辩护。 列宁观点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忽视了这一点：党是可能从本阶级异化的，领袖也是可能从群众异化的；异化了的党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异化了的领袖也不能代表群众。 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无法防止党和领袖的异化。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没有看到，最主要的危险是党和领袖的异化。后来，为了 要搞“文革”，他提出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其实，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他脱离了人民，君临于群众和党之上，谁也不能制约他了。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批判“救世主”思想的，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实际上代替了救世主的地位，成为救世阶级。到了列宁，这个救世阶级又为共产党所代表，成为救世党；党又掌握在领袖手中，于是领袖实际上成为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已陷入困境。列宁胜利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又提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使得马克思主义走到东方 来了，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列宁主义从此成为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旗帜，十月革命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的道路。但俄国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并未经过批判的审查。 列宁组织“第三国际”，就急于推广俄国的经验，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被误解的马克思
现在再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一个马克思遭到严重误解的领域。为甚么会误解呢？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研究工作已经做了几十年，为甚么还有误解呢？马克 思的经济学是较少受到误解的，因为马克思有三卷《资本论》摆在那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有误解了，因为马克思讲得少。哲学呢？我们过去受苏联影响，只读恩 格斯和列宁的几本书，很少读马克思原著。马克思早年钻研哲学，写过一些文章，但都不好懂，后来他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重要遗著 只是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才发表，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和《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列宁都没有读过。不能说列宁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了解是深刻的，斯大林就更不消说了。斯大林有条件读到上述的马克思著作，但他根本不重视，也不知读过没 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又是受苏联影响的。我们长期跟在苏联后面，把列宁主义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合法的继承和发展。这个影响时间是很长的。 为了说明列宁的哲学思想同马克思的不同，让我们先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起。 《唯批》的基本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个命题好象没有错，难道马克思不是也这样说吗？问题就出在对“反映”的了解。列宁是把这 个词和“摄影”、“复写”的同义词来使用的；他在书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声明“反映”和“摄影”、 “复写”有什么不同。这种认识论，是常识的唯物论。在中 国，由于多年来照抄苏联的说法，学校和课本中都是这样讲的，所以许多人也就以为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 列宁反复强调，认识的对象，即客体的存在，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这种话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但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命题。我面前的这种桌子，当然是独立 于我的意识而存在的；但是桌子不是自然物，它是人造出来的。造第一张桌子的人，总要事先有一个设想，也就是桌子的观念。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的特点，就在 于他在制造一件产品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的结果在一开始“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马恩全集》23卷202页)。不仅桌子，所有的社会财富都要这样看。自然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初把财富看做是单纯 的客体，看成是独立于人以外的、不依赖于人的自然物，亚当斯密则把财富看做是劳动的创造，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桌子看成是客 体，还要看 到桌子的主体方面，也就是从桌子中看到人的劳动、人的意志、人的智慧。这就是见物又见人，并且是从物中见人。不仅如此，桌子是商品，它有交换价值。交换价 值是什么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离开了人，离开了社会，就没有什么价值。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揭示人 与人的关系。如果按照列宁的观点，客体就是客体，不依赖于人存在，这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马克思在著名的《费尔巴哈论纲》中说以往的唯物主义对现实只是从 客体方面来了解，没有从主体方面来了解，就是这个意思。 上面说的是对马克思的第一个误解；现在来说第二个误解。 马克思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列宁按照他的反映论观点对此作了解释。他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 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 不可分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18卷338页) 那么马克思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说意识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吗？错了! 马克思说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它并不是在人以外的东西。马克思说的“社会意识”，包括宗教、道德、文艺、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它们不是反映人以外的东 西，而是反映人自身的存在，而且这种反映也不是依样画葫芦的复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是在贬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是说这是一些打 上了阶级烙印的虚幻的观念。拿宗教来说吧，它不但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物的“近似正确的复写”，甚至根本不是复写。那么怎样用社会存在来解释它的来源呢？ 人创造了上帝，但人却反过来说上帝创造了人，这是一种异化，一种颠倒。马克思说：“国家、社会创造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 界。”(《马恩选集》1卷1页)“宗教里的苦难就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或者说，它是“人民幻想的幸福”(同上2页)。 因为人民遭受苦难，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作为祈求的对象，把幻想寄托于死后的天国。这样，宗教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但它是一种曲折的、歪曲的反映，不是那种照镜子式的反映，不是列宁理解的那种反映。 列宁在《唯批》后写的《哲学笔记》中，局部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说人的心灵认识事物，“不是简单地、直接地、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地、二重化地、曲折地...”。照镜子和照相是一回事，说认识不是照镜子，就是说不是照相。 其实，意识形态已经不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了(并非一切思想都是认识)。拿客观的桌子产生桌子的观念这种“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意识形态的产生，是根本 不行的。前者是用人以外的客观对象来说明感觉和表象的来源，而后者是用人自身的社会存在来解释意识形态的根源。在前者的情况，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是 来自面前的客观对象。在后者的情况，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是受什么东西在背后推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 件，归跟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马恩选集》4卷250页)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只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历史唯物主义”的“物”，就是哲学上讨论的“心物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 关系”的“物”吗？否。马克思指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存在，但所有这些都是离不开人的。它是指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人的生产活动 和生产方式、人的社会存在；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不是纯粹的物质，人有肉体和精神，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并不是简单地把一般唯物主义原理搬到社会历史中而得出来的。 官方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阶级性，这样就一方面取消了人的共性(人性)，另一方面抹杀了人的个性。他们的根据，就是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普遍误解。 第一，社会关系是很丰富的，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等都是社会关系，不能全部归结为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诚然很重要，但是把这种关系从人的总体抽出来，抛掉其他关系，这仍然是抽象的人。马克思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仅仅是阶级关系。 第二，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许多人都忽视了，马克思在上面那句话之后，紧接着说：“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为甚么要批判人的本质呢？ 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说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哲学手稿》)，又说，劳动是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而劳动是自由的实现。我们有足够 的根据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质是自由。但这个本质不是现成地给予人的；换句话说，人不是生而自由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既区别于卢梭，又区别于萨 特。人能够自由，这只是人的潜能，要通过劳动来实现它，而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而生产方式是前一代人留下来的，不是人们可以自由 选择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自由。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的、从动物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 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反杜林论》) 但是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人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又会陷入新的不自由。例如，一定的社会关系本来是使得人的自由能够实现的条件，却又可能变成人的新的桎梏，这就是社会关系的异化。 现在我们可以较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话了。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关系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是社会 关系是会异化的，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成为反人性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错误就在 于没有批判这种“现实的本质”，所以没有革命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不仅要批判，而且要推翻：“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 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马恩选集》1卷9页)。 从这个观点来看，阶级性虽然可以说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这是异化了的本，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被摧残为畸形的人，变成了奴隶， 变成了活的机器，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雷锋以当齿轮和螺丝钉而自豪，马克思则尖锐地把这当做资本主义对人的扭曲来批判)，这是人性的异化。 马克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无产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对他的生活状况的愤慨，就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马恩全集》2卷44页) 马克思曾赞扬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但是他从没有象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把工人阶级描写得完美无缺。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阶级性，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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