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大国能上升为核心吗？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

像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大国能上升为核心吗？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阿里亚曼·沙尔马

编注：该文作者是印度德里大学德里经济学院的社会学研究生，其研究方向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平等交换、不均衡发展等领域，特别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半外围地区的研究。该文原载于《世界体系研究杂志》（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第29卷第2期，原标题为“对核心垄断与半外围地区在当今世界体系中可能性的评估：对半导体产业的案例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概括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从起源到如今的发展轨迹，并通过批判性的世界体系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半导体产业是二十一世纪的关键产业，几乎每一项现代发明都需要半导体。然而，这个产业被少数几个核心国家深度垄断，他们将设计和制造最先进、最现代芯片的专利和技术纳入禁脔。非核心国家进入该产业的尝试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取得了成功。外围国家除了能进入该产业附加值最低的领域外，不可能进入其他领域。由于核心国家的阻挠以及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限制，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大国想要进入核心是不可能。他们最多只能拥有少量从事某种程度准核心生产的工人贵族。半外围地区的统治阶级企图通过产业升级来加入核心的“雄心壮志”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只能化为泡影。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马列主义积极分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我们正确回答当前中国社会性质、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和必然性等问题有参考价值，也为我们与教条主义和宗派分子的斗争（这些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中的一大部分目前已经堕落为与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及其自由派走狗的右倾投降主义分子）提供了论据和资料（译者：蒸馏水）。

有观点认为，半导体和芯片产业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工业、国防和技术通往未来的钥匙。这一观点并不新奇。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就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当时它几乎是这一新兴产业唯一的买主和资金支持者 —— 在那个年代，计算能力所能支持的比一个简单的计算器也大不了多少。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芯片已成为几乎每种现代产品的关键组成部分，从手机、冰箱、车辆到军用无人机。因此，控制半导体的设计、供应和制造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在近年来中美紧张竞争背景下一个关于国运的至关重要问题。

本文通过世界体系的视角分析了半导体产业的历史和发展，特别关注其空间上的重新组织模式、价值链的发展、技术的转移（或非转移）以及该产业在维持核心-外围对立方面的作用。接下来的分析将集中关注过去二十年的事件，来研究该行业更广泛的趋势及其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角色，同时还将涉及到隐含于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美国）、其盟友核心国家（欧洲、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及渴望进入准核心生产阶段的崛起中的半外围国家（中国、印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本文希望不仅能体现半导体产业是二十一世纪关键的垄断核心产品，还希望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来阐明半外围国家为了跻身核心国家而进入像半导体这样的垄断产业时所面临的局限和困难。最后，本文还对当今世界体系中半外围大国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提出了置疑。

1. 半导体产业的早期发展

计算机及其需求主要起源于战争的需要。世界大战使许多国家，如初期的苏联、英国、美国和德国，都致力于升级和更新武器库，他们寻求计算机技术来推动各自军事技术发展的新领域。很明显，计算机技术可以创造出战争的新格局；从制导导弹到卫星，声纳到航天器。半导体产业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开始兴起，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高科技发明一样，起源于硅谷，得到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支持，几乎完全由美国政府资助，以确保其在尖端军事技术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最初，高昂的生产成本意味着芯片被视为纯粹的军事硬件 —— 这些芯片对于在冷战背景下开发的防御系统至关重要。首家生产芯片的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在这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迅速增加了每个芯片上可以放置的晶体管数量。正是仙童半导体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观察到，每个芯片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量似乎每年翻倍增长，他将其巧妙地称为“摩尔定律”，该定律直到今天仍然基本准确。摩尔还料到半导体将不仅仅用于军事，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就设想了将半导体应用于个人电脑和移动电话，所以引领仙童半导体削减成本并进入民用市场；到1968年，个人电脑产业购买芯片的数量已经与军事用途相当。到实施登月任务时，由仙童半导体提供动力的计算机起到了指导作用；风险投资迅速涌入该产业，新公司不断涌现，该产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Braun and MacDonald 1978; Lécuyer 2006; Miller 2022）。

在我们继续讨论全球半导体生产的演变之前，我们必须简要地看一下芯片制造过程中的各个具体步骤。其中，第一个步骤，也是多方面中最重要的阶段是设计阶段。即使后期的生产和组装阶段早已被外包到东亚，设计新一代芯片的过程也一直在硅谷的办公室中进行。例如，苹果除了设计其标志性的高性能芯片和软件外，并不直接参与到生产每个新版本手机的漫长过程当中。设计阶段需要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参与，因此几乎总是在公司内部进行。重要的是，设计阶段涵盖了所有研发重点领域 —— 核心知识产权、芯片设计、电子设计自动化、先进机械设备。

接下来的阶段，即芯片的制造阶段，无疑是资本投入最大的阶段。用于制造这些复杂芯片的机器设备成本一直极高 —— 即使早在1982年，一台单个电子束刻蚀机的成本也超过了一百万美元。如今，建立一个先进制造工厂的成本高达数百亿美元（Reuters 2017）。

一旦芯片制造完成，就需要组装和封装元件。最初，这是一个主要靠人工进行的过程，由流水线工人手工完成，不过在过去的几年中自动化以各种形式在这个领域逐渐普及。最后一个方面，即测试，也需要专门的机器对产品进行适当的测试，相对于组装而言，它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

半导体生产特别适合全球化生产的两个主要因素是：极高的价值重量比，这使得跨洋运输半导体在经济上可行；以及在生产过程中明确可分离的各个步骤，每个步骤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基础设施和劳动需求。

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半导体产业是最早真正实现全球化的产业之一，其外包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于一般所公认的“新自由主义黎明”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劳动重组（Harvey 2005）。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装配和测试任务还主要由美国妇女完成，因为她们的工资比男性更低，总体上也被认为更适合这项劳动。然而，随着产业的快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加，尤其是需要廉价劳动力，而这种类型的劳动力在像美国这样的核心国家是无法找到的。早在1963年，仙童半导体公司就意识到将劳动密集型任务外包海外的可能性，并开始在香港运营。那里的低工资意味着他们可以雇佣合格的工程师来运作装配线，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香港工厂运营的第一年，就生产了约1.2亿个设备。这一趋势很快被硅谷的主要公司迅速跟进，装配线在亚洲各地开设，其中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是最重要的地区。半导体生产已经真正实现了全球化（Braun and MacDonald 1978; Flamm和Grunwald 1985; Miller 2022）。

2. 世界体系、技术转移与核心垄断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让世界体系分析显得更加恰如其分。不过有一个问题仍待解决 —— 是什么使得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半导体产业方面格外见长呢？

在广泛的学术界和其他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中，随着基于供应链的分析方法的普及和主流化，大部分采用这种方法的分析照例都不能做到批判地对待全球分化的基础，批判地对待剩余攫取的模式和历史，以及全球供应链系统所固有的经济不平等模式的再生产，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条件下；尽管这种分析方法曾经源自对上述问题毫无疑问持批判和警觉态度的学者的研究（译注：这一段话所说的“分析方法”指的是“基于供应链”的分析方法，而“供应链”则指的是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中的供应链；见 Grinberg 2016）。接下来的分析将继续秉持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分析对资本主义激进批判的初衷，这种批判近年来开始重新获得关注（见 Smith 2016；Suwandi 2019；Ricci 2021）。

世界体系理论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为两个主要范畴：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这种分类是由经济关系来决定的：“核心国家的生产活动是指在商品生产链内占总剩余份额很大的那些活动，而外围国家的生产活动是指几乎不占有这种剩余的活动”（Arrighi and Drangel 1986: 11–12）。此外，正如沃勒斯坦所言，供应链导致“在‘核心’地区进行‘核心’生产过程，而越来越多的对技能需要较少、劳动力密集、最便于维持于低收入水平上的生产过程则在其他地区进行，也就是在‘外围’地区进行‘外围’生产过程”（Wallerstein 1984: 5）。由此就能解释美国半导体产业早期离岸生产的逻辑。芯片的组装是劳动力最密集的生产步骤，也是对高技能工人或资本投资需求最低的步骤，非常适合转移到当时的外围东亚国家，因为该地区拥有庞大、廉价且经过适当培训的劳动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亲近盟友，因此愿意为美国企业提供补贴和协议，以确保“守纪律”的廉价劳动力以及稳定的利润和利益（Arrighi、Hui 和 Hung 2003）。

目前对半导体生产历史发展的概述中，有一个重要的国家被遗漏了 —— 日本。从许多方面来看，正是日本挑战美国，导致了这种早期的生产离岸化。在电子领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起，日本就崭露头角，成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主要为国内市场生产简单的晶体管 —— 尽管日本的生产商，例如索尼，不得不从美国公司获取生产许可权。

在这个早期阶段，出现了一种共生关系；日本主要生产内含简单芯片的、具有创意的、低端的消费品，而美国则生产最前沿的（芯片）产品，这种共生关系得到了太平洋两岸政府的大力支持（Miller 2022）。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日本企业迅速发展，成为美国半导体生产的直接竞争对手，而不再是仅仅是友好的合作伙伴。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芯片为例，它是现在各种设备的关键组件，日本企业开始生产与美国企业相媲美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越美国企业的芯片硬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占领时期开始向战略盟友转移技术和知识的政策决定，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竟然造就了一个直接竞争对手的崛起。如何解释这个过程呢？

在阿吉里·埃曼纽尔（Emmanuel 1982）关于技术与欠发达的著作中，他强调了一些主要概念；主要是，资本最密集的生产过程利用资本最密集的技术（在埃曼纽尔的理解中，“技术”包括从产品构思到生产知识和生产技术，再到组织生产的管理系统的一切，本文也将采用这个术语）来最大化可能生产的产品数量，从而与任何国家的生活水平直接相关。

因此，核心国家高度发达的技术是维持核心国家霸权的关键因素，而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则由于世界体系及其固有的两极化特性而陷入了困境，外围国家无法追上核心国家的历史和发展轨迹，以达到同等的技术熟练程度。

而且，技术也不能简单地转移交付到外围国家，然后突然带来快速发展：毕竟，如今在阿富汗建设半导体制造工厂并没有多大意义，去哪里找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维护和应用这种技术呢？埃曼纽尔认为，将先进知识、先进技术应用于欠发达地区，很可能不会带来长远的技术转移，而只会阻碍这些技术适当的本土化。

核心国家几乎必然要设法保护这些技术不传播到外围国家。然而，历史描绘了一个更为微妙和复杂的画面。大量（但重要的是，并非全部）的各式各样的技术无疑已经从核心地区迁移到了外围地区，尤其是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埃曼纽尔（Emmanuel 1976）本人在讨论共产主义集团市场自由化（market liberal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Bloc，译注：也就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市场化”过程）时，就认为，一个外围国家获得核心技术的唯一现实途径是通过有利的国家政策吸引核心国家的资本投资（跨国公司）。在这里，有一个常常被遗忘的埃曼纽尔观点：资本的逻辑仅由利润动机驱动 —— 因此，资本在追求利润的时候完全可能忽视政治差异和意识形态，因此可能寻求与其国家政治目标相矛盾的结果，以实现剩余的最大化。

以知识和技术向日本转移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 战后的美国领导层渴望结交盟友，来与苏联和大范围的共产主义潮流相抗衡，所以努力在军事、经济和技术方面培养日本，结果日本资本获取了美国技术。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美国未曾想到却给自己创造了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关键是在日本运营的公司逐渐开始进行技术转移。

日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半导体市场的崛起和对美国生产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更低端的领域（如DRAM等内存芯片），这些领域的技能要求相对较低，而不像微处理器或专用集成电路（ASIC，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 在那些产品中，是技术创新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

在低端领域，更大的生产率收益来自于工艺技术的改进、规模经济的创建，以及从车间改进、学习和试错过程中获得的收益（Cho 等，1998; Ernst 1998, 参见 Grinberg 2016）。到1986年，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虽然日本生产商不断遭到美国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但大部分情况下对日本生产商的发展并未产生多大影响（Cho等，1998；Miller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