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后的两大遗产（下）—— 继续革命论

二、无产阶级专政

1、无产阶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期的革命

通过第一章，我们已经知道了社会主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继续革命。

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41]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42]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旧的资产阶级已经大量被打倒了，但是新的资产阶级还在不断产生出来。D内资产阶级对工人实行“管、卡、压”，贪污多占，千方百计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还在社会上散播不利于无产阶级的舆论；当群众要贴他们的大字报时，他们就对群众的意见实施打压，或者是挑起群众内斗。从这些方面来看，无产阶级还在不断地受到新生资产阶级的威胁，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解放。在社会主义中，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革命并没有停止。

但是与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相比，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了。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在大部分的政府机关中，是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政权被资产阶级分子窃取的只是一小部分。无产阶级已经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凭借压倒性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反过来对资产阶级实施压迫——谁不听无产阶级的话，谁就被无产阶级革掉。在无产阶级中实施大民主，但是对资产阶级，一点民主也不给。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宣告无产阶级革命结束了，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成为资无矛盾中矛盾主要方面时期的革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43]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4]革命专政！革命专政！可见“革命”和“专政”从来不是分开讲的。马克思又进一步讲了：

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45]

这就讲明了继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种专政的力量是革命，而革命的力量天然地被掌握在群众手里；而资产阶级专政则是反过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其专政的力量是资本，资本天然地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把革命的内容从无产阶级专政里抽离掉，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干部专制，那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少数人运用国有资本来实行专政，这些国有资本的运用者很快就蜕变为资本的所有者，无产阶级专政就变质为了D内资产阶级的专政。

通过继续革命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这种统治的力量就是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包括革命的政府、革命的法律、革命的司法机关、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学校和革命的文艺等等，一切为革命服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由这样的国家机器来保障。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46]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47]

无产阶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这个时期的革命的根本特征。“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48]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再是一般地推翻已有政权，而只是推翻一小撮被D内资产阶级所窃取的政权；在革命中，不再是一般地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取而代之地，完全可以文斗，夺权过程没有武装斗争，不过是实施接管。（请注意，这不是说完全不搞枪杆子了，枪杆子的问题，我们会在第五章讲到。）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极“左”的。

事实上，以极“左”面目出现，提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重提“农村包围城市”口号的，恰恰是一小撮D内资产阶级。他们打着继续革命的旗号，蒙蔽不知情的群众，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机关疯狂进攻，以达成天下大乱的目的，最后自己就能乘机上位。任何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擦亮眼睛，不要着了极“左”的魔道。

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49]

另外，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绝对优势，但不意味着能够安于现状、停止前进了。绝对优势不是绝对胜利。无产阶级放松警惕，资产阶级却不会，他们随时都对政权虎视眈眈，随时都要卷土重来。“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50]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静止不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还会发生阶级变动。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会被打倒；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会在无产阶级的监督下为工农服务；工人和农民脑中的小生产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得到改造。与此同时，滋生新生资产阶级的土壤也在不断被消灭。这样，在阶级矛盾中，资产阶级的方面就会不断地向无产阶级的方面转化，无产阶级阶级的统治力量不断壮大，而被统治阶级的力量不断衰弱，最终社会上所有人都转变为无产阶级，所有人都成为统治阶级，也就不存在阶级统治了，国家就因此消亡。所以，“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1]这样的无阶级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2、掌握干部和群众的辩证法

在前面我们讲了，从干部中不断地会腐化变质，产生出D内资产阶级；我们又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是群众。那么是不是说社会主义时期完全不要干部制、不要先锋队了呢？如果这么说，我们是不同意的。

让我们回到列宁，列宁为什么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呢？列宁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52]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难道消失了吗？难道无产阶级一宣告夺取政权，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自动退出舞台了吗？当然不是。旧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仅存在，还是继续革命期间的主要敌人。因此，群众的政治意识就总还不成熟，就总需要由工人阶级中最有阶级意识和政治上先进的部分组成政党，由政党来领导革命。

请注意，干部在继续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力量就是来自干部了，专政性力量仍然来自群众。如果一个干部不站在群众一边，他就不能发动群众，他就无能为力；即使群众受了他的蒙蔽，被煽动起来了，也只是暂时性的，现实会让他们醒悟过来。从这个层面来说，干部并不掌握什么实权，权力仍然掌握在革命群众的手里，只有少数机密性的工作无法通过群众。

没错，干部会有变质为D内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是这不代表变质是必然的；如果能用恰当的方法加以限制，还能争取绝大多数的干部都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为人民服务。

限制干部变质的方法，首先是干部参加劳动。“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53]如果不劳动，那就不能算无产阶级，就谈不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干部劳动也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54]在同吃、同住的条件下，干部就不仅和群众有工作上的关联，还有生活上的关联，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融入了群众。一份二〇〇九年采访毛时期工人的访谈录中，老工人们回忆道：“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晓得。所以没得人敢贪，群众把你盯着的，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55]老工人的这些话生动地描述了毛时代干部融入群众的成效。

还要取消干部的高薪和特权。“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56]毛时期的干部只拿和工人农民一样的工资，甚至更低，甚至不拿国家工资。不拿国家工资的干部，往往本身就是工人或者农民，要回原单位参加劳动，在原单位领工资。如农民副总理陈永贵，虽然官至国家级，但是一点国家工资都不要，要回原大寨参加劳动，拿农民工分，才能兑换工资。如果他们推行的政策对于工人农民不利，那么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要充分地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觉悟的工人应当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57]群众监督的手段很多，最直接的就是“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老工人们对此回忆道：“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有句话说得好，‘一封信，八分钱，恶心你半年’，也就是说写一封举报信，查来查去就是几分钱的帐对不上，不过可以让那些干部恶心上半年，所以群众运动对反腐败很有作用。”^[58]

继续革命的威慑力量也能对防止干部变质发挥作用。谁不为群众服务，谁就会被革掉——这种革命的力量只要足够强大，干部就不敢与之反抗，就只能乖乖地为人民服务。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干部才不仅是名义而且是实质上成为人民的“公仆”。

有了这样一些方式来限制干部变质，就能保证站在无产阶级这边的干部是多数，是95%以上。但是，团结大多数不是搞妥协，不能把什么牛鬼蛇神、甚至D内资产阶级都招到革命队伍里来。干部如果犯了错误，是要坚决批判的；犯错误，一般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他不是直接打倒，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59]；只有极少数屡教不改的，才会转变为敌我矛盾。

可是，这时就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跳出来，借着继续革命的旗号反对干部领导，提出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无官不错，无错不反 ”，或者把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成敌我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所谓的桃园经验就是这样的货色。从路线上来讲，这样的极“左”派因为缺乏领导，乱轰一通，最终注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会对革命阵线造成很坏的影响；从阶级本质来讲，极“左”终究是一小撮D内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出的烟雾弹，他们要打乱革命力量，转移矛盾，挑起无产阶级内斗——D内资产阶级变来变去就是这些花招，对于这样的错误思潮，革命的无产阶级是不能不加以反对的。

以上讲了干部的方面。对于群众的方面，干部既然还要领导群众，自然也不能整日和群众处于敌对状态中，因此还要加强群众对干部的信任。要像毛主席说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60]干部要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要树立纪律，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大民主而放任群众散漫、随性，谁的领导都不听。正确的意见，大家一致通过了，就应坚决执行。这样的纪律，如果不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群众是不会自发形成的。

但是，树立群众对干部的信任也不代表要大兴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与我们党的精神不相容。”^[61]个人崇拜作为上层建筑，会催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发生。一位为人民服务的领袖受人民爱戴，这是正常的，这种爱戴变得过热，也是可能的，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劝说：“革命的成绩是人民创造的，不可搞英雄史观”，切不可给群众泼冷水，导致群众的积极性降低。

从历史来看，无论是鼓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还是反对个人崇拜，都可能是一个幌子。对于前者，我们有林彪这个例子，对于后者，我们有赫鲁晓夫这个例子。鼓动崇拜领袖的人，往往想借此为自己和同伙提供投机上位的机会，从而使得各种牛鬼蛇神都涌入党的机关里来，即所谓“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62]；反对个人崇拜的人，往往是要借此反对你这个领袖、反对你这个党，口头上说着“伟人也会犯错”，实际心里想的是“你这个人就是错的，我就是要把你全盘否定”。所以，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还应擦亮眼睛，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透过表象看清本质。

最后，讲一点先锋队制度的变动规律。先锋队制度当然不是永存的，它是会消亡的。

无产阶级分化为群众和先锋队，是脑体分工差别的体现，只要脑体差别还没有消除，就总存在一些政治意识不成熟的群众和另一些政治意识先进的精英。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脑体差别正在逐渐缩小，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了，变为了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群众脑中的旧思想正在不断地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这样，在一定历史时期，就要组成一个群众与干部相结合的政权，这个政权是群众和干部的矛盾统一体，这个政权只不过是向无产阶级直接民主政权的过渡。在过去，这样的政权叫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实行的是群众组织的代表、旧的革命干部和解放军三结合的制度，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讲到。

干部和群众，作为矛盾的两方面，自然是要相互转化的。干部怎样融入群众，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就是干部向群众转化的过程。群众还要转化为领导者，工人参加管理就是一个体现。在鞍钢宪法推行以后，工人成立工人管理小组，要攻克生产中的管理问题、技术问题。夏尔·贝特兰在《中国的GPCR与工业组织》中这样描述道：

工人管理小组也参与工厂生产计划的制定。一个计划只有在反复征询工人意见后才会被正式采纳。工人划分为小组，仔细、具体地研究计划的项目将会如何影响每一个车间和每一个班组，由此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对项目的意见：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工人的意义，在生产、质量、产品以及多样性方面可能的改进。这带来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广泛交流，而管理小组则作为沟通的中间人。^[63]

劳动者除了要负责管理和技术，还要搞理论、搞批判、搞文艺。工厂里成立工人理论小组，研究马列主义，批判社会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据一九七五年七月北京市委宣传组报告，北京全市工农理论队伍发展到了二十五万人，其中工人理论队伍十六万人。^[64]除此以外，工人们还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发表在《朝霞》等无产阶级的文艺杂志上。

在群众智慧的充分涌流下，脑体差别将会逐渐缩小，群众将成为政权中的主要方面。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脑体分工彻底消失，劳动者全面发展，社会管理、科学研究、哲学批判都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唯有在那里，干部和群众的区别才真正消失，先锋队会消亡，社会将由工人阶级的联合体直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