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与软着陆

　　城市化事实上就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风险集中的过程，于是一定会因风险集中而爆发危机。可见，危机会爆发在城里。于是，城市和乡村在二元对立的体制条件下，会出现城市周期性爆发的危机转嫁代价给农村。

我在2012年即将出一本书，书名是《八次危机》，解读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真实经验。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区域比较研究，先后做了解读珠三角、解读苏南、解读重庆，现在还在进 一步做不同区域发展经验解读。所针对的问题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上来就说中国如何，话说得有点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而且是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这点在世界 上是很独特的。大多数世界上以国家为名的国家，其国家史都很短，比如美国，作为外来殖民者的国家史只有三百年。另外一个典型的是德国，从300多个分散邦国正式演变成一个国家也很晚 ，是1871年的事。至于意大利，我印象中是1847年才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国家，而且真正完成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全部统一形成完整治理的国家，似乎还得再往后推。所以，成为国家形态的历 史演变，对这些主要欧洲国家来说都比较晚。

　　当然，人们会说1647年的威斯特利亚条约体系奠定了欧洲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内涵，这个教科书说法仍然可以成立。但如果我们看1647年欧洲的版图，相距可以称之为政治国家的国 家还是有一个很大距离的。欧洲国家史最长的算是法国。

　　大概看下来，今日之世界上，俄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属于国家史极短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学者们不做区域比较就说整个中国如何，对于一个有着漫长国家史 、并且属于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来说，好像有点话语粗暴。因此，我到这个年纪想做一点细的研究，那就开始做国内的区域比较；同样，为了说清楚所谓发展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开始做国际比 较。最近一个联合国支持的项目是"新兴七国的比较研究"（emerging seven countries comparative study），试图推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叫做"批判政策学"（criticalpolicy studies） ，是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发展过程的经验和教训。

　　这次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的研究体会。

　　这个幻灯片讲全球资本化制度成本转嫁，也就是讲贫困经济学。

　　所谓"贫困经济学"（economics being poor），其实，贫困本身是相对于发展而言。那么，什么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我做了多种不同国家的比较，也做了中国国内的区域比较，我的 归纳叫做"成本转嫁论"（cost transferring theory）。

　　当然，从理论渊源来说，它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应该说继承了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dependent theory）。再往上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the word system theory ），然后再到我这进一步演化为成本转嫁论。如果再精确一点，可以叫"制度成本转嫁论"（institutional cost transferring theory）。因为，我认为目前世界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与贫富差 别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给弱势群体。

　　这个道理也好解释。如果看现在的全球危机就会注意到，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通过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来化解。

　　这里有几个经验性的归纳，大家可以注意。

　　其一，大多数后发国家因本国要进入发展主义的现代化，那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要素配置方式的理论，其在理论上推导出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的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的麻烦在于，这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 立论前提，与我们的客观世界差距太大。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这种经济学讨论需要确立的要素"相对稀缺"的前提条件，我们面对的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前提--资本要素"绝对稀缺" 。

　　在资本要素绝对稀缺时政府会怎么样？政府会亲资本。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发现，不管是何种主义、何种体制、何种政府，也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只要遭遇资本绝对稀缺， 主流就都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如中国50年代获得苏东资本，主流是亲苏东的。到70年代又获得海外西方资本进入，那就在70年代以后，主流就改为亲西方。但有一个特例，那也是属于 前提条件改变，就是被封锁。例如，中国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政府就亲不得资本，只好亲劳工、亲社会。实际上，当代中国只有60年代这段时间没有海外资本、且完全被封锁，这时 候，可以叫做"去依附"（de-dependent）。

　　依附理论研究的是中国为什么去依附，要我说去依附很简单，因为遭受两个互相敌对的西方势力封锁，资本趋零、甚至为负值。那就不可能再依附。

　　因此整个60年代，也势必是中国最强调自力更生、强调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政府大范围地动员劳动力、以劳动力替代资本延续国家工业化的年代。当我们讲什么是中国的真实经验时， 别忘了那个年代是在资本绝对稀缺到趋零的条件下，中国人只能用高度集体化和单位制，成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去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主流想亲资本也亲不成了。 只能亲劳力、亲社会。

　　我们现在说那段时间是极左路线，而如果以完全客观的发展的经验过程来看，谈不上对错、好坏。只是那时西方资本不要你，苏东也跟你交恶；国内正在工业化资本增密机制的作用下， 却突然遭遇资本没了。这么看，就等于在去意识形态化地了解一个经济体的整个发展经验过程，就有点明白了。可见，我们需要客观地归纳不同的发展经验。

　　大家知道1929-1933年大危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整个矛盾就是"生产过剩"。像欧洲这样一个半岛型的"次大陆"，在狭窄地域上发生多个工业化国家都生产过剩的时候， 矛盾就无法解决。相对而言，在美洲大陆有罗斯福新政，实质是在物理空间上让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暂停。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大家都清楚：大危机条件下银行和企业不可能正常运行， 政府启动基本建设，动员失业劳工去排队登记，干一天活拿一天食品券。无外乎就是把过剩劳动力和过剩制造业生产力结合起来，投入国家基本建设。美国这种大陆国家可以幸免于难，但是 狭窄次大陆上的分散的欧洲就不可能幸免于难。于是，欧战爆发。

　　在二战之后，几乎全球的政治家、媒体、学者都在担心什么时候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没有解决生产过剩内在矛盾，只是把过剩生产力摧毁了一遍，然后再搞战 后恢复重建，仅此而已。

　　那么，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了吗？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列强纷争改为双寡头控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多个工业化国家的列强纷争可以叫做多次博弈。但战后造成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学上看就是双寡头垄断。而双寡头垄断下的地缘控制，就是要重新按双寡头的战争利 益来重新瓜分世界。于是，就形成一个新的战后发展趋势--双寡头分割势力范围，而这个趋势下又出现"双雁阵产业转移"。

　　二战后唯一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体就是美国，而其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开始对西欧和日本做两条线的产业转移，以图实现对两个大洋的地缘控制。而这个时候的产业转移不是后来 日本70年代对东南亚的雁阵式转移，早期两个超级大国的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因此它输出装备制造业。

　　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的苏联也是两条线的装备制造产业输出，一条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和蒙古、朝鲜和越南。当然也包括中线对印度输出产业。那时，凡宣称自己是 社会主义的，大都得到苏联装备制造业的输出。

　　战后双寡头垄断下的这种两翼输出：美国向西欧和日本的输出；苏联向东欧和中蒙的输出，其输出过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而这个产业输出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 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中国50年代在没有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直接进入重工业。这个客观经验过程与中国是否主观采取"赶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重工业当然有内生的特点，那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而绝对不会是劳动力增密；不仅不会是劳动增密，而且会是排斥劳动。亦即：中国50年代接受海外产业资本的重工业，一定是资 本增密的同时排斥劳动。而这个国家太多的人口，刚刚进入"一五计划"形成重工业，就发生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性矛盾，城市因为是重工业打头就不需要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再加上1956-1957年 中苏两国间发生重大分歧，第二年五年计划不得不停摆。批评城乡二元结构不人道也许是正确的，但其客观形成于另外一个经验过程--50年代的重工业投入。

　　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

　　美国战后通过当年产业转移基本完成对两个大洋的地缘控制。同时，战后西欧工业复兴了，日本也复兴了。都在60年代基本上重建了原来被摧毁的工业体系。

　　但是苏联的产业转移，对东欧的产业转移和地缘控制相对顺畅，因为战争中它占领了东欧。麻烦在于对中国，战后苏联在中国只保留了中长铁路和大连特区、旅顺军港的控制权--苏联的 远东舰队驻屯于旅顺口。那就是说中国在东北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国家主权，军队、行政都受控于苏联。而从苏联的角度来说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海军在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出海口 只有旅顺口一个；而旅顺口又是二战中苏军打下来的。

　　刚才提到国家史，中国作为一个有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因为国破家亡的历史记忆太厚重，中国人格外注重国家主权的完整。当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对中国进行战略援助和投资， 我们当然欢迎，那么也因此而使我们这个打游击出身的政党建立的政权，势必要按照苏联的管理方式来建立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等等。

　　这里面有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道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对应形成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苏联投资建立在城市里的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就得建立适合这种城市经济基础的政府和意识形态 化的上层建筑。于是乎，中国当年的上层建筑全盘苏化：苏联有什么部委，我们也得有；为此苏联政府得派专家来帮中国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构建政府体制，还得派教师来，一个系一个系的 帮助我们建立学校教学科研体制。何况军队全部苏式装备和苏式管理。这就叫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盘苏化"。

　　然而，中国人于1955就意识到全盘苏化对中国的影响。于是1955年年末毛泽东亲自主持讨论改除全盘苏化--就在中苏虽然还处于蜜月期，仍然得到苏联大规模援助的时候。

　　接着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两党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同期是1956年中国按照条约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控制权。在接收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

　　当我们参考这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在中国要改除全盘苏化，是非常难的。因为当你的工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基础及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当苏联的教育科研体制被我们的知识分子当成 看家本领的时候，即使全盘苏化对国家主权有潜在威胁，谁能真地去改吗？

　　为什么60年代政治上有一系列的复杂情况。

　　当人家不再无偿投资了，专家和技术资料也撤了，面对留下这个资本技术密集的工业化摊子怎么维持？有外资进入的时候政府可以亲外资，而60年代突然没有了，亲不着外资了。没有外 资，只好调整；那是痛苦的，代价巨大。所以，就有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我们分析60年代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发生的时候，还得再往前稍微的加一个前提条件--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西方人会说：共产党国家（communist China），社会主义中国（socialist China）。我一般会答复说：无论如何主义（Whatever-ism）到底什么是中国（What is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