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与软着陆

2012-11-18 01:08| 发布者: 而东| 查看: 2893| 评论: 2|原作者: 温铁军

摘要: 　　城市化事实上就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风险集中的过程，于是一定会因风险集中而爆发危机。可见，危机会爆发在城里。于是，城市和乡村在二元对立的体制条件下，会出现城市周期性爆发的危机转嫁代价给农村。

这个阶段出现最大的变化，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变化，因为危机爆发在城里，砸出来一个伟大改革--1979年政府推出价格双轨制和对地方放权让利。这与知识分子讨论的价格双轨制所谓制度创新没什么直接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70年代引进外资设备欠了很多外债，搞价格双轨制就是让经济上有活力的地方走市场一轨得到原材料，同时允许地方外贸自主权，有外汇留成，以及地方经济计划自主等等，推出了一批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

　　这就是改革的开始。随之，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发达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机会，促进城市产业在周边郊区和近地农村做了重新布局，所以，实际上是物理空间的产业调整。

　　因此我们说，中国的产业调整主要因1979年的政策而在80年代初推开，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于是小平同志当时就提出：沿海先发展，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发展。

　　中央在财政极度紧缺的条件下，进一步推行的是：财政管不了农村了，搞家庭承包吧；同时，把应该国家支付给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如社保、医疗、教育、生老病死这一套转嫁到土地上，就是说把土地和劳动力还给农民，同时把公共开支负担也转移到土地上。这有点类似康熙年间的摊丁入亩，政府把养活基层干部和本来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开支都转嫁为按土地面积分摊的税费负担。

　　随着1979年财政赤字危机压力下的放权让利和财政甩包袱等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安排，农村开始了家庭承包。同时，在城市，国家承受不了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把原来国家财政统一拨款给企业搞生产，改成企业从银行贷款，留利交税。这样，本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益就与国家分野，接着企业就要求厂长经理承包制，要求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企业变成独立经济主体的改革要求就增加了。

　　但另一方面，国家面临巨大的城市失业问题，就要求所有企业打开大门，"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有些企业就业压力太大，就让子女上岗顶替老职工下岗。下了岗的老职工去了乡镇企业，于是有了技术人才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还有一部分干部子女就业困难，就搞机关打开大门办"三产"，"官倒"公司就出现了。刚开始时，机关办三产未必就干"官倒"，因为那时候群众监督的压力还比较大。

　　80年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度过了这场危机，这些措施最初就被定义为改革。类似的措施在60年代也被定义过，只不过那叫调整。所以我才说，危机砸在城里就会有调整或改革。如果有人把这套危机的对应政策意识形态化地对应为某个领导绝对正确，那也没意见。总之，早年国企的低效率不是国企自身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在80年代让企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到了90年代，政府又说国企人浮于事没效率，搞"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反正理都在政府手里。

　　但是当改革促使经济主体多元化，企业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发现当年市场关系高度紧张。因为都想进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生产，就产生了8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在那互相争论。最后呢，导致领导选择了价格闯关。这就给刚刚问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官倒"公司捞到了第一桶金。机关当然知道价格闯关意味着市场价格要大幅度上升，因为资金和原材物料都高度紧张，于是80年代机关开门办三产的时候形成的三产公司开始明目张胆地倒卖批件，直接以公司的名义囤积居奇。这就导致物价飞涨。官倒公司直接抢购把市场抢的高度紧张，1988年物价指数攀升到18.6%。通胀危机之下为了防止老百姓挤兑，政府就提高存款利率，利率猛然上涨就导致企业全面发生"三角债"，就导致了生产停滞。

　　总之是1979-1980年的赤字危机导致整个80年代的连续政策调整，这些措施被官方纳入改革意识形态。客观看，危机硬着陆在城市之后的应对政策的后果，是物价飞涨和连带的生产停滞。如果客观地把经验过程梳理下来，就可以了解80年代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件。1988-1989年中国发生的是典型的"滞胀"形态的大危机，随之引发了政治风波；此后，则是1990年代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国企职工的大规模下岗，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社会群体性事件与年俱增……这些，可以算是改革开放的制度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