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文革：第六小节：夺权的继续----七千人大会之后至文革前 ... ...

第六小节.  夺权的继续----七千人大会之后至文革前

七千人大会后，刘邓俱乐部并不甘于阴谋的失败，而是紧锣密鼓地谋划第二次进攻，第三次进攻。三年自然灾害后，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单干风又开始死灰复燃。刘邓俱乐部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几乎团结了所有中央高层领导要求“分田/包产到户”，使得主席成了“孤家寡人”，在七千人大会的同一年终于演变为一场事实上的“逼宫”。

一.     分田/包产到户的“逼宫”

鉴于当时的经济困难和中央政策的调整，一向重视调查研究的主席，在七千人大会当年，前后两次外出考察。一次是七千人大会结束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主席乘专列外出，先后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邯郸停留，3月26日返京，历时一个月十八天；第二次外出是1962年5月2日，主席再次乘专列外出，先后在蚌埠、无锡、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停留，了解农村经济恢复情况，7月6日返京，历时两个月零五天。两次的调研使主席坚信农村走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然而，让主席料想不到的是，回京后的他却不得不面对他的观点与所有高层领导看法相左，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左的尴尬场面，形成了事实上对主席的“逼宫”。

当主席心情舒畅地回到北京，也就在同一天（7月6日），连续遭到两次“当头棒喝”。一次是他最信任的大秘书田家英在经过几个月的湖南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他“相反”。田家英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这样自发地搞下去，还不如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而60%还是集体和半集体”；第二次是当年3月刚被任命为中央经济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云，陈云主张“包产到户”，认为“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需要4年的时间，否则需要8年”。

在此前，6月24日，陈云与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了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要包产到户。

7月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 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安徽的同志说得好，‘黄猫黑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

在主席回到北京前，田家英向在京的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先行做了汇报，明确提出要“分田/包产到户”得到这些领导的支持和默认。

朱德提出应该在《农村工作六十条》中专门增加“单干户”一节，使其具有“合法性”。

在已经知道主席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后，身兼国家副总理和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在7月17日仍然当面向主席陈述包产到户的“好处”。……

面对所有的其他中央领导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主席何处何从？是妥协还是斗争？主席选择了斗争，因为主席坚信真理站在他那一边。为了扭转这个被动局面，首先，7月8日主席召集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田家英等人开会，介绍了自己考察的情况，认为当前形势并不坏，建议在座的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以便了解一下农村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主席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农村中发生的包产到户现象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态度。

7月18日，主席约杨尚昆谈话，明确提出了是“走集体主义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

7月19日，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郑重提出了上述两个问题。

7月20日，主席同来京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们谈话，严厉批评了出现在农村中的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现象，批评了赞成、支持这种现象和意见的人。

7月22日，主席作出《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的座谈会记录的批示》

7月23日，主席批示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草案）》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7月25日-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主席对反对“分田/包产到户”，反对“个体经济”，坚持“集体经济”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大量的说服工作。会议期间，主席坚决反对“分田/包产到户”的态度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反复地，苦口婆心地重申。

8月24日，主席批示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印发即将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讨论。

8月26日-9月23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主席对与会的代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思想工作，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为何坚决反对“分田/包产到户”，坚决要搞“集体经济”的主张。

9月24日-9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席继续重申自己对“分田/包产到户”的反对观点。

主席经过近3个月细致耐心的思想说服工作，加上自己的崇高威望，终于独力扭转了被动局面。自此后，“分田/包产到户”这个词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主席逝世。

这里顺便提一下大秀才田家英的命运，田家英的学识才华深受主席欣赏，他本人也深受主席的器重和信任，为此田家英还被主席推荐作过毛岸英的老师。很可惜，田家英似乎不太珍惜主席对他的感情，反而在“分田/包产到户”这件事上着了刘邓的道，直接/间接被刘邓利用，岂不让主席伤心透顶。笔者不太同意田家英只是一个“书呆子”的观点，否则他不可能在主席身边一呆就是18年，只能说他的执政理念与刘邓相似或者有点知识分子的投机心理，故于着了刘邓的道。也难怪，刘少奇作为主席接班人的不二人选，又长期主持着中央一线工作，握有实权（笔者注：如非特殊情况，主席是不会去过多过问除中央和省级领导之外的干部任命），所以能够接近刘少奇对许多干部而言，是最好不过的事，田家英自然也不能免俗，终于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样，当主席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田家英因与刘邓俱乐部走得太近而被淘汰也就不可避免， 1966年5月，田家英离开了中南海。很可惜，书生终归脆弱，尤其像田家英这样一直顺风顺水的书生，一遇到挫折就走上了绝路，辜负了主席对他的信任。

如果说主席1962年战胜了“分田/包产到户”派，所凭借的是个人权威，很多人其实是口服心不服，那么，1963年的国民经济的大恢复大发展，则让许多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据统计：

1963年，“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主要的工农业生产指标都按计划完成，粮食总产量达3400亿斤，比1962年增加200亿斤（增长6.25%）；棉花总产量达2400万担，比1962年增加940万担（增长64.4%）；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工业中，钢产量达762万吨，比1962年增加92万吨（增长13.7%）；原油产量为648万吨，比1962年增加73万吨（增长12.7%）；发电量为490亿度，比1962年增加32亿度（增长7%）；国家财政收入为342.3亿元，支出339.6亿元。扭转了连续3年的经济困难局面”。自此后，中国国民经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飞速增长，尤其在文革政权建立后，实现了人间奇迹。

鉴于此，主席“不无得意“地说：““邓子恢讲，分田单干，给他八年时间，就可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我才不上他的当哩！”，“结果怎样？我们坚持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基本扭转了国民经济的重重困难，哪里用得了八年？如果真的给他八年时间，中国早就变成资本主义了！”

那么主席为何把“分田/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呢？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在主席看来，分田/包产到户是“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形成事实上的“小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与主席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对此，主席是绝不允许的。失去了封建法权束缚的农民拥有土地，确确实实是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由此看来，邓氏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可惜，由于文革派被镇压，所以绝大部分中国人（政治自在阶级也罢，政治懒汉也罢）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反而错误地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而被邓产党忽悠了几十年。

有人认为主席在“分田/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上，不讲民主，而是搞“独裁”。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是忘记了民主的阶级性，民主只是对自己人而言，而不是对“敌人”而言。共产党与国民党讲民主，收获的只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四一二大屠杀”。对待敌人的态度只能是斗争。“分田/包产到户之争”是“两条路线之争”，是阶级斗争。这个斗争不是与敌人讲民主，否则，必然吃大亏，这个政治斗争如主席所言，所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二． 中苏关系破裂

前已论述，苏共自始至终想当中共的“老子党”，这一点，作为刘邓俱乐部的头子之一的邓小平也承认说：“我们关系之所以搞坏，为什么搞坏，就是因为苏联要控制我们。”，中苏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中国要摆脱被苏联控制，只有一个选择方法，那就是让中苏原有关系先破裂，然而再在平等的原则上重新接上，这好比断骨长歪了，必须再次折断长歪的骨头，然后再重新接上。要让中苏关系破裂，则必须让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最终因不可承受而崩断。而制造关系紧张最佳的方法就是挑起中苏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由于赫鲁晓夫一直在谋求与美国缓和关系并且形成某种程度的结盟，中苏论战则起到延缓甚至阻止美苏关系的缓和和结盟，有利于中国冲破美苏重围，成为世界第三极。中苏关系破裂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主席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事先清除掉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中苏关系破裂可以从根本上阻断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在国内经济从根本上发生好转后，主席亲自担纲中苏论战，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先后发表了 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具体时间，“第一评”：1963年9月6日；“第二评”：1963年9月13日；“第三评”：1963年9月26日；“第四评”：1963年10月22日；“第五评”：1963年11月18日；“第六评”：1963年12月12日；“第七评”：1964年2月4日；“第八评”：1964年3月31日；“第九评”：1964年7月14日。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苏共”，将中苏论战推向高潮。“九评”如九枚重磅炸弹，把赫鲁晓夫炸得焦头烂额，主席真乃奇才也（笔者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收益肯定匪浅）。有文献说，主席原计划要“十评苏共”，后来因赫鲁晓夫下台而就此罢手。“九评”的结果是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有人干脆形象地说赫鲁晓夫被“九评”骂下了台。

中苏关系的过度紧张，也让刘少奇暗暗叫苦，曾亲自要求彭真跟随邓小平一道访苏。7月5日-7月20日，邓小平、彭真和伍修权访问苏联，但双方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协议。赫鲁晓夫终于顶不住了，1963年10月25日，高挂免战牌，希望结束公开论战。很显然，主席并没有中圈套，“九评”仍然有条不紊地一篇接一篇地往外仍，中苏关系也一天比一天紧张。

赫鲁晓夫与中国打“笔战”越来越感到吃不消，而是开始打“枪杆子”的主意。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开始在中蒙边境驻军；1963年7月25日，美苏在莫斯科草签了一份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1964年在中蒙边境和中苏边境陈兵百万；1964年11月7日，苏联国防部长对周恩来说：“现在，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希望你们在适当的时候，也能把毛泽东搞掉”，向刘邓俱乐部发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1966年1月（文革前夕），苏蒙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由此看来，苏联想用武力来干涉中国内政的面目昭然若揭！当然这些并没有把主席吓住，仍然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捭阖纵横，得心应手。1962年6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5年3月，中断中苏两党关系；1965年6月，抗美援越；1966年3月果断冻结中苏外交关系，随后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在中苏关系破裂前，有一件事必须提及，即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1964年2月-8月）。谈判的结果向着两国关系缓和的方向发展，据说中国可以要回面积600平方公里的水域。结果最后被主席“横插一杠子”，借日本人的嘴将谈判给搅黄了。正如中苏停止论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苏边界谈判成功造成的中苏关系缓和也同样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况且，一方面60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与相对于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言，仅是蝇头小利，另一方面苏联在中蒙、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此时的谈判成功是一种示弱。因此，作为政治大家和军事大家的主席，是不会上苏修和刘邓的当。因此，边界谈判终究要失败。

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共产国际阵营的分裂断绝了刘邓俱乐部借助苏联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来施压和架空主席，相当于断了刘邓的一支臂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