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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文革(第六部分第三节)

2013-4-21 06:39| 发布者: 清水| 查看: 4188| 评论: 1|原作者: 清水

摘要: 主席一生很少打无准备之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准备大概可以分为思想理论准备、政治准备、文化准备、经济准备、军事准备、外交准备。

                          六.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准备

主席一生很少打无准备之战。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革命战争中的“四次”反围剿,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八年抗战中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等等,还是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三年困难后的经济恢复,以及对外的反帝反修等等,都是把功课做足,准备做充分。这是主席为何一生中所向披靡的根本原因,正所谓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我们把“知己知彼”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战争的胜利则永远属于我们。同样,主席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准备大概可以分为思想理论准备、政治准备、文化准备、经济准备、军事准备、外交准备

六.三.一.思想理论准备

思想理论一.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批判学阀

对党内干部素质的分析

主席的多数战友是泥腿子出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跟着主席出生入死。革命胜利后,当官了,头脑中封建腐朽的东西就开始开始作怪了,而是抵挡不住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腐化堕落。1951年,著名的刘青山张子善案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虽然两人于1952年被枪决极大地震慑了党内干部,贪污腐化之风锐减,但是头脑中的腐朽东西还在那里并没被根除,一旦外界环境适合,它就要再长出来。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两种路线的斗争,即前面论述的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了资本主义法权,有工资级别。各级干部掌管着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形成了一定的特权,或多或少存在“以权谋私”的现象,如无约束,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堕落为主席预言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上述这些说明存在腐败的土壤,这为领导干部变质创造了条件。可以肯定地说,到1964年,共和国经过15年的建设,绝大多数干部或多或少褪了一些色,尤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狐狸尾巴逐渐露出来了。仅从红卫兵“抄家”上交的金银财宝来看,就说明党内存在一定的变质并不是空穴来风和主席的随意捏造。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有形对立面被专政、被消灭。然而,很多剥削阶级分子并没有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而是隐藏到共产党内。由于当时国家还没有培养出更多的社会主义人才,只好将就着用“国民党留下来”的这批人,国家的管理不得不依靠这些人,所以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换言之,国家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巨型财富由主席的战友们和这些人来管理着。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不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批判和约束,那么国家的这些财富就会变为这些人的私人财富,社会主义就会变为“法西斯资本主义”。历朝历代的反腐败表明,单靠党内监督、反腐注定失败。朱元璋将腐败分子剥皮充草,可腐败分子还是前赴后继。仅靠下文件,发宣传单,进行思想学习教育,也仅是揉揉痒,下下毛毛雨,效果不明显。因此主席提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

很不幸,主席的预言由文革的对立面“改革开放”得到了应验。国“营”企业通过改变一个字国“有”企业,主席时代八亿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汗积累的巨大财富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落入那些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者及其家族的手中。一句“国改私”,这些巨大财富就名正言顺地落入这些人的荷包里,即所谓“落袋为安”。他们又摇身一变,变回原来自己的升级版,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自人类历史以来,这些人就是前所未有的超级大骗子、大流氓、大强盗和大买办。他们最终将异化为狂吸中华民族血、大嚼中华民族肉的超级大魔鬼。

破除百姓对“父母官”和先生的迷信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中国老百姓形成了对当官的奴性和对先生的过分依顺性、主观盲从性,即“顺民”性。而这些恰恰与社会主义文化格格不入,水火不容。这也是为何主席在文革胜利后反对“四个伟大”,反对对自己的崇拜。因为他就是最大的官,也是最大的先生。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稳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以批“死人戏”为代表的文化运动的推进将横隔在老百姓与官员、老百姓与学阀之间厚重的“等级、精英”围墙拆除掉了,这为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父母官”的反和造“先生”的反铺平了道路。历史事实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了大批判,而文革的对立面“改革开放”将主席拉下来神坛,完成了主席希望的“打倒的彻底”。

在如今,“父母官”被老百姓称作“贪官、淫官”,专家教授被称为“砖家叫兽”,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公知”,如禅师所言,即雄性的知了和脑残之意。有钱人被称为“吸血鬼” ……。所有这些,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功。经过文革的洗礼,社会主义文化已武装了中国老百姓的头脑。

思想理论二. 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破除中国老百姓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迷信

自一八四0年以来,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人们匍匐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一个“东亚病夫”和一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道尽了当时中国老百姓的血泪、卑微;一个“崇洋媚外”写尽了买办的奴性嘴脸。

为了破除老百姓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内反对派的恐惧和迷信,主席领导全国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将蒋介石赶到了几个海岛上了,新中国建立后,迅速清除了蒋介石在国内的反动势力。中国老百姓再也不怕国内的反对派了。

为了破除老百姓对国外反动派----“帝国主义”的迷信,文化大革命前,主席在军事政治上做了几件事。第一件是新中国刚建立,把所有的殖民势力赶出了中国,不承认之前任何不平等条约;第二件是1950年出兵抗美援朝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取得胜利;第三件是1958年发起“炮打金门”,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第四件是对印自卫反击,全歼印度王牌旅“杰克联队”,雪百年耻;第五件是1965年开始的抗美援越;第六件是自1960年开始的中苏论战,打笔仗;第七件是挺住了美苏的核讹诈,造出了导弹、原子弹、氢弹。

通过上面一系列的作为,主席让他的人民相信他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真理。这个用主席的心血和千千万万革命战士、革命群众的鲜血凝结而成的真理让我们无论在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在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中都是胸有成竹、毫不畏惧。

笔者在这里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讨论其中的一件事:中苏论战,主席这一神来之笔。其它六件在很多文献中均有详细描述和论述,这里就不作论述。

笔者以前一直奇怪主席为何要与苏联打笔仗,而且一打就是4年直到赫鲁晓夫下台。后来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串起来才恍然大悟。中苏论战绝不是主席意气用事,也不是主席心血来潮,更不是主席如“书生”一样非要与苏联争出个家长里短来。这场笔仗的目标所指是主席的雄心壮志,而当主席1963年亲自披挂上阵打笔仗一直到19647月,这场论战更赋予了另一层含义,为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

林彪曾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同理,夺取国际的话语权/领导权也要靠这两杆子;破除百姓对帝国主义的迷信同样要靠这两杆子。中国老百姓不怕美帝国主义是因为中国的枪杆子。然而,当时中国百姓尤其是亲苏的知识分子却对苏联很迷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中苏关系破裂(19663月)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苏共被称为老子党,苏联援助给中国156个项目在中国国内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俄语是中国的第一外语,中国的很多各类人才大部分都是由苏联培养的,包括早期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很自然地中国老百姓对苏联很迷信。当时,中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所以不可能一开始就动枪杆子,而且动枪杆子是下下之策。要破除自己的人民对苏联的迷信,主席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笔杆子。这笔杆子还不能只打一仗定乾坤,而是要打持久战,循序渐进地消除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恐惧和迷信。

1957年以前,中国社会制度是以苏联为模子。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席高擎三面红旗,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往前奔。由此接下来,由于苏联变修了,所以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中苏分歧越来越大。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搞突然袭击,赫鲁晓夫又横插一脚,站在“右倾分子”那边,攻击和嘲笑大跃进、人民公社。赫鲁晓夫的这一行为实质意味着苏联很想并且可以影响,甚至干涉中国的经济政治决策。由于两国领导人的观点想左,赫鲁晓夫已经公开对主席不满,为了避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再次受到干扰,主席意识到摆脱苏联这位老大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忍了苏联的无端指责和施压两年多后,主席借纪念列宁逝世90周年之际,1960年主动反击,挑起了“中苏论战”,论战一直到赫鲁晓夫下台后结束。这次论战的直接成果使中国基本上摆脱了苏联对中国的软干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并且团结到了一群周边兄弟和非洲兄弟,为中国在文革期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三极铺平道路,即用笔杆子夺取到世界的领导权。这次论战另一主要成果:随着第一颗原子弹在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成功爆炸而大体破除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对苏联老大哥的迷信,用笔杆子破除了中国老百姓对苏联老大哥的迷信,用笔杆破除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老子党的迷信。小小一支笔杆子竟然挑动了寰球!!这次论战的一个副作用是主席的处境变得比以前更艰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俱乐部”已经蠢蠢欲动。苏联一次性撤回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导致党内许多人的不满,而这个不满或多或少要撒到主席身上,还有论战最后的结果招来了苏联气急败坏的1964年百万大军压境。

破除迷信和大军压境,主席竟导演得如此天衣无缝。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不破除对苏联的迷信,1964年的苏联大军压境是否让中国相当一部分人魂飞魄散尚未可知,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孰胜孰负尚未可知。试想想,上世纪40年代号称日本王牌军的“关东军”转瞬间被30万苏联红军打得稀巴烂,而中国却被日本压得喘不过气达8年之久。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苏军在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内横冲直撞,想打谁就打谁。可这次,由于主席破除了中国老百姓对苏联的迷信,我们顶住了,只付出极小的代价(珍宝岛战役),就阻止了苏修军队来中国放肆的企图。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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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xiaoliwencai 2013-4-21 11:47
1、1956年,主席又谈到了民主,不过这次谈的是民主的阶级性“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对于毛主席的这段话,我是有些看法的。在我看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民主首先是目的,其次才是手段。前者说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体亦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后者讲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要求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必须归人大系统。我将这个权利命名为无产阶级法权。它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命根子。一旦没有了这一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成了被架空的花架子。自然,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也就随之消失了)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体现国体并服务于国体。相反,如果政体不能体现国体,不能保障国体,相应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也就不存在了,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消失了。实际也正是如此。详细参见我的:小议民主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45393.html

2、主席认为的民主是“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民主是“一种手段,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民主作为手段的确切定义由原来的“监督”延伸为更为具体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用“四大”进行监督。在这个定义中回答了民主的主体是人民,民主针对的对象是政府、国家、共产党,民主执行的方式是“监督”,民主的服务对象是“经济基础”,即民主的阶级性。真正的人民民主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也只能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上面的这些话说的都对,但没有抓住根本,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在于毛主席对于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问题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殊不知,正是由于这个历史局限性,使得毛主席在设计政治体制时没有明确提出将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交给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大系统,因而没能从根本的国家政治体制上将无产阶级民主落实到位。这才是中国滋生大官特权和修正主义的总祸根。详细参见我的:深入剖析中国宪法 重新认识现行体制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45419.html

3、如何看待毛主席、如何看待文革、如何面对现实和中国的未来?我在《我看毛泽东、文革以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45511.html  中做了一些思索。敬请批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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